如果你对该问题感兴趣的话，推荐你看看《宏观经济-精准把脉人民币汇率》这篇报告，下面是部分摘录的内容，具体请以原报告为准。
第一，希望人民币汇率能够浮动。2015 年“811 汇改”在中间价的形成中引入市场供求因素，真正提升汇率的波动 性。即期汇率从汇改初期的 6.2097 贬值到 2017 年初的 6.9557，再回升到目前的 6.67 左右。尽管“7”这样的整数 点位也许还有心理阴影，但经历了长期和渐进的浮动汇率改革，特别是 811 以来汇率“能贬能升”的实践，社会公众 对于汇率波动的耐受度和接受度也开始上升。
第二，希望人民币汇率能够由市场供求决定。汇率的浮动只是表象和结果，汇率也不能乱浮动，而是能够跟随国内和 国际宏观环境变化，由外汇市场供求所决定的浮动。外汇占款变动收敛到 0 附近，表明央行退出常态式干预，人民币 汇率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
第三，希望通过汇率浮动维护货币政策的有效性。1994 年至 2005 年，人民币汇率基本盯住美元，但中国当时有比较 严格的外汇管制，因而基本可以实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但在 2005 年以后，特别是随着外汇管制的放松和国际资本 流动规模的上升，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一定的限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任首席经济学家 Obstfeld 的研究证 明，新兴经济体可以通过提高汇率的灵活性来一定程度上实现与发达经济体利率的脱钩，从而避免完全被全球金融周 期所裹挟。社科院肖立晟的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率仅为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的 1/3，而中国短期利率的波动 率则为新兴经济体的 3 倍，汇率弹性的不足制约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他的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在 811 汇 改后有所提升。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弹性的提升是中国央行在美联储收缩货币政策的条件下采取反方向政策操作，并且 中美长债利差能够系统性收窄的必要条件。
第四，希望通过提升汇率弹性缓解外部冲击。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外部冲击之一是汇率冲击，以美元指数为代表。事后 看，1994 年汇率并轨时，恰好是美元指数由弱转强，从 80 升至 2002 年 120 高位的起点。如果不是因为 94 年汇率 并轨时的一次性调整，那么人民币在此后的 7 年中跟随美元持续走强很可能对国内经济造成更为严重的通缩效应。美 元指数从 2002 年开始回落，人民币从 2005 年开启汇率浮动的安排，兑美元开始逐步升值，避免跟随美元对其他货 币贬值的幅度过大，影响中国的结构改革。更值得强调的是 2014 年以来美元指数的再次走强和 811 汇改的作用。811 汇改前，由于汇率弹性不足，人民币指数从 2014 年 5 月的 108 快速上升到 2015 年 8 月的 125.9，上升 16.5%。811 汇改后，美元指数曾一度上升到 103，但汇率浮动使得人民币指数回落，避免了与基本面不符的升值。
第五，希望汇率的浮动能够为人民币找到一个稳定的“锚”。1994 年至 2005 年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以美元为锚。 2005 年至 2015 年，人民币虽渐进升值，但仍未摆脱以美元为锚的影响。811 汇改通过中间价市场化改革打碎了美元 之锚。现代信用货币的条件下，各个国家的币值本质上都是一个信心问题，汇改后，人民币的信心来源是保守的货币 政策和对内的币值稳定。中国央行在货币政策目标的关切内容上已从传统的通货膨胀扩展到“通货膨胀+资产价格”两 个维度，在政策应对上从一般意义上的货币政策扩展到“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政策框架。这一点可以说 是 811 汇改所获得的最大的成果之一。
第六，希望通过汇率的浮动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1994 年的汇率改革纠正了此前存在的人民币汇率高估问题，有 助于中国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实现全面的工业化和经济的赶超。2005 年以来提升汇率弹性的改革希望通过汇率的灵 活调整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张斌博士的一个研究认为，2010 年以后，中国的需求 结构已逐步转向以教育、医疗、通讯、科研、金融、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人力资源密集型服务的需求。但其供给却 不仅受限于技术和人力资本，也受制于过度的政府管制，短期难以提高。这方面的表现之一是“出国旅游热”、“出 国留学热”甚至“出国就医热”。央行行长周小川曾以“中医”来比喻对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纠正，言其温和渐进， 讲究君臣佐使的配伍。在这个中医药方中，人民币汇率是其中重要的一味“药材”。与劳动力价格和出口退税等财税政策这些其他“药材”相比，汇率具有可加可减的灵活性、渐进性和可控性等特征，更能满足当前转型升级的需要。
第七，希望汇率的浮动能够促进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尽管大规模和外生的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对一国的经济和金融稳 定产生冲击，但一般而言，放松外汇管制，实现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有利于福利水平的提升，因而可以视为中国中长 期改革的一个方向。“不可能三角”理论强调了资本自由流动需要一个浮动的汇率搭配，才能保证货币政策有效性不 受影响。国际货币基金 2016 年《全球经济展望》认为，过去数年新兴经济体的经验表明，有弹性的汇率的确能够减 少国际资本外流的冲击。2013 年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国际资本外流，比较而 言，巴西和俄罗斯等汇率弹性更高的经济体，其国际资本外流的规模相对较小。从中国的经验看，1997 年亚洲金融 危机期间，中国同样出现了明显的国际资本外流压力，为维护固定汇率的稳定，我们当时只能采取严格的外汇管制措 施加以应对。2005 年到 2015 年，人民币的渐进升值事实上加剧了投机性的国际资本流入。811 汇改后中国出现前所 未有的国际资本外流，这可以视为人民币汇率这个价格调整不能快速起效的结果，也从反面证明进一步提升人民币汇 率弹性的重要意义。
第八，希望汇率的浮动能够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国际资本流动是“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里”， 前者是“果”，后者可谓是“因”。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与汇率的市场化决定同样互为表里，中国在 1996 年实现 经常项目的可兑换，但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则比较漫长。2014 年之前，中国主要面临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入的局面， 因此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主要侧重于“促流出”。2014 年下半年开始，特别是 811 汇改后，中国面临国际资本的 大规模外流，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侧重点因势利导转为“扩流入”，着力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间接推动了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新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