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相关问题，可以下载报告《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专题报告系列第4期：欧洲对华经贸“脱钩”现状与前景》查看，以下内容都是根据该报告总结的，仅供参考。
由于欧盟日益追求自身所谓“战略自主”，其对华政策日益以地缘政治的方 式进行处理，从而在其对华经贸政策中也加入了诸多政治考虑，包括对我国商品 进行人权和意识形态要素的监测等。
第一，从战略角度看，对华“脱钩”出于欧盟的地缘政治转向。 欧洲寻求对华“脱钩”，与它的宏观对外战略转向有密切关系。自从特朗普 政府在美国主政以来，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开始提出欧盟独立自主的话题。2017 年，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欧盟战略自主，属最早提出欧洲战略独立性的欧洲政治 领导人之一。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也曾誓言欧洲“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最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上任之初就表示，她将领导一个“地缘政治委员 会”，她的最高团队每周例会都会讨论关于“外部行动”的报告。新任欧盟外交 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则明确表示，欧盟必须学会使用“权力的语言”。 由此可见，欧盟近些年来逐渐改变自我认知，从强调自身作为所谓“规范权 力”，到着重强调向地缘政治“棋手”方向转化，日益重视欧盟对外行动的独立 性和地缘政治目标。
第二，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脱钩”出于欧盟对华经贸政策的政治化转向。 2019 年 3 月，欧盟发布最新对华政策文件，将中国从“战略伙伴”转化为“谈判与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对手”。这一最新对华政策定位意味着欧 盟对华疑虑和敌意的增长，以及中欧关系冲突的增加。在这一政策调整背景下， 欧盟对华经贸政策开始受到欧盟对华意识形态偏见的深刻影响，将中欧经贸关系 放到中欧战略和政治关系的视野中进行审视。从欧盟角度来看，中国近些年来正 破坏欧盟的全球外交、安全和经济利益，以及对民主价值观和法治的推广。同年， 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高级代表博雷利都宣称对华“欧洲幼稚期”已经结 束，德国工业联合会呼吁对中国采取更加自信和凝聚力的战略政策。
2020 年新冠病毒大流行后，欧盟感觉在包括个人医疗防护用品（PPE）等诸 多产业链上暴露出了欧洲对中国的依赖，自此开始计划将一些关键医疗用品和基 本药物等生产能力从中国转移到欧洲，并认为中国的对外（含对欧）医疗物资援 助是出于争夺地缘政治影响的目的，污蔑为“口罩外交”、“疫苗外交”等。根据 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的调查显示，受欧盟对华负面看法影响，7%的欧洲人认为中 国是有用的盟友，而 62%的欧洲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另外，中国防疫政策在客 观上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欧洲对华投资的积极性。根据 2022 年 5 月中国欧盟商会 发布的调查，23%的在欧企业有计划将投资转移出中国。
第三，从国际关系看，欧洲企业对中国市场稳定性存在忧虑。 欧盟对华脱钩意愿随着我国产业和科技等领域战略自主意愿和能力的提高 而提升。另外，在俄乌冲突和中美长期博弈背景下，欧盟对华市场稳定性的预期 受到了负面影响。
要 从经贸角度来看，欧盟对华产业“脱钩”的动力部分来自于其全新产业战略 的发展需要。当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欧盟面临从发展中国家集体性崛起，到内部 环境破坏、技术竞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破坏性等众多挑战。欧盟提出旨在提升 其战略自主性的新的产业战略，便是适应上述挑战的一大策略。
第一，欧盟提出以工业 5.0 为核心的新产业政策。 2021 年 4 月，欧盟公布了《工业 5.0：迈向可持续、以人为本和富有弹性的 欧洲工业》（以下简称《工业 5.0》），这是欧盟近年发布的最新产业发展战略， 为进一步发展欧洲未来工业的协作和共同创造愿景奠定了基础。《工业 5.0》是 欧盟产业政策的“指导性文件”而非“统一政策”，各成员国会根据自身经济结 构和产业发展特点调整本国产业政策，但它明确了欧盟整体对于产业经济发展的 新理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将“战略自主”嵌入到了产业和经济政策当中。 欧盟“工业 5.0”提出了三大目标，即“可持续”、“以人为本”和“富有弹 性”。尤其在产业弹性方面，欧盟不断推进“战略自主”。在欧盟看来，当前地缘 政治动荡(英国脱欧、各国贸易战、贸易保护主义等）和自然危机事件（疫情、 气候变化影响等）对全球化市场的破坏变得越来越频繁和严峻，而价值链弹性可 以通过产业自主性的提升和对外依赖性的下降帮助降低产业部门面临的全球、本 地和技术风险。新冠疫情爆发后，欧盟更加强调重建“弹性和永不过时的欧洲经 济和工业”，以克服潜在的经济和产业危机，并一再重申“战略价值链”的重要 性并以“经济安全”为由回缩价值链。
第二，欧盟提出工业 5.0 的动因中包含战略自主。 一是全球化之下发展中国家崛起带来的变革需求。工业革命后，随着西方市 场竞争和创新快速发展，各产业领域加速集成并在供应链上出现“瀑布效应”， 市场主体不断走向整合，加速全球创新步伐。尤其冷战结束后，国际资本尤其是 西方资本的自由流动使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增加，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加速现 代化使“后发优势”得以发挥，“不同的经济体更好地利用全球市场,合理配置资 源”，催生了发展中国家尤其一批新兴经济体的普遍崛起，对西方和欧洲社会的 产业有事带来挑战。
二是资本流动与全球化发展导致欧盟面临许多严峻挑战需要克服，其中包括导致欧盟关键基础设施等“战略性价值链”变得更加脆弱。全球化拥趸所宣扬的 “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基本被推翻，以环境为代价的经 济增长愈演愈烈，技术进步同时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和对环境的污染， 技术创新在带来红利的同时催生着欧洲社会的下行和内部风险，包括对环境、价 值观（尤其是基本权利和民主本身）的威胁等等。因此，欧盟为增强所谓“战略 自主性”以适应上述各类挑战，就必须在产业政策上进行调整和重构，而激进的 贸易保护和“软脱钩”政策则成了良好的工具和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