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秩序面临根本性分歧。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生产全球化，至少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全球经贸往来的内容 不再限于最终商品的交易，更多的包括由跨国投资带来的中间品贸易和服务的跨境提供；另一 方面，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后，许多小国或脆弱经济体发现在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时几乎没 有抵御能力，对国际组织和区域联盟的依赖度加深，而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盛极一时的国家 主权论反而有所淡化。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更深的全球化，和对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的竞争。
与之对应的，全球经济治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逐渐形成以自由化、非歧视和第三方争端 解决机制等为设定的治理体系，以符合全球化生产发展的需求，即更低的流动障碍和更一致的 管理标准，有利于资本和生产在全球的转移。因此，现有全球经济秩序的形成更多地基于新自 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 4 ，强调的是各国的治理朝向充分的自由化，不仅包括撤除边境上的壁垒， 还包括内外市场和规则的一致化，以提供更低成本、更有效率的全球化运营环境，这是全球供 应链发展至今的基础。
从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开始，全球经济秩序的自由主义基础开始有所动摇 5 。这一阶段仍 然是前一阶段的延续，但又明显地发生了断裂，标志性的推动力是美国国内在新自由主义共识 上的分裂及实践中对多边机制的逐步冷落。这一阶段许多理论研究聚焦于“逆全球化”、“慢 全球化”6 和区域主义。但另一方面，全球生产的足迹并未因此收缩，即使在受到新冠疫情冲击 后也恢复得非常快，经济全球化仍然深具韧性 7 。这使得全球化呈现两个方向的对抗式发展：市 场推动的进一步扩展与加深，以及单边主义政策干预下的转移、收缩和冲突。
根本的原因或许在于过去二十年的实践中，世界经济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了。而作为现有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基石的新自由主义，在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的近二十年里，从西方推广到新兴市场国家，但实践却引起了普遍的质疑与反思 8 。逆全球化的思潮，很大程度上基于对受益 不均的不满，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均，以及国内各阶层和群体之间的不均。国内政治经济 上的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传导到对外政策上，引致 2016 年以后保护主义的全面抬头， 以及对新自由主义的逆反与清算。
在理论上，新自由主义至少在五个大问题上，无法提供完整或令人满意的政策指导：合适 本国的增长战略和产业政策是什么；如何消除副生的不平等问题；如何处理金融和货币政策； 如何面对逐底竞争导致的环境、劳工和社会问题；如何消除权力和政治的影响 9 。如果“宏观稳 定、私有化和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口号在今天失去了意义，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如果 有的话？不同国家如何重新评估国家和市场在实现经济发展中的相对作用？是否有新的“模型” 可以在不同国家和环境中推广和适用？目前来看，在没有新的共识可以替代新自由义主义的情 况下，重返干预主义成为西方国家普遍采取的修正做法。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的近二十年，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 系的黄金时期，多边主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认同和发展。此轮干预主义的发端，是从 2008 年 美国金融危机后开始，但其高潮，应当是从 2016 年中美贸易战开始，全球性滥觞则可观察至 2020 年 COVID － 19 疫情时。新干预主义的核心仍然国家利益中心与保护主义，本质上应当 是对强调自由化的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反动。但此轮干预主义的实际影响比理论推导的结 论要复杂。
过去，干预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内部经济刺激政策和产业政策，如财政宽松、扩大基础设 施投资和购买本国货等，此轮新干预主义的手段则内外并进，除了国内政策之外，同时配套以 重塑全球供应链为目标的一系列对外政策。这与当代全球生产方式密切相关。此轮干预主义 不仅要培育为自己所控的供应链，也要打击和排除竞争对手控制或参与关键供应链（critical supply chain）。保障“安全”是此轮新干预主义的首要目标。仅从各国近两年发布的战略、 法案和政策中，“安全”是出现最频繁的词汇之一。而且，除了传统的国家军事安全和金融安全外，安全的范围被扩展至供应链安全、技术安全、网络空间安全、数据安全，甚至社会安全、 文化安全 10 等。
一方面，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包括美国、欧盟、日本、英国等为应对疫情和推动复苏推出 的多项保护主义政策和产业政策，加剧了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些利益冲突，主要以制裁、 报复和谈判等双边措施来解决。作为对照，以 WTO 上诉争端解决机制停摆为标志，多边治理 机制的约束力受到挑战；WTO 框架下各项关键议题都未获得实质性突破 11，IMF 与世界银行的 改革也未见进展；在新达成的区域协定（如美加墨协定、CPTPP 等）中国家间的投资争端仲 裁机制，也被限制适用和设定更多的例外。这反映了全球经济治理中消极的力量。大国竞争导 致的直接后果是依靠实力进行对抗和解决问题 12。
另一方面，一些全球性问题，如供应链安全、疫苗、气候、税收等，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停滞不前的多边、区域和双边治理平台都开始重新活跃，一系列贸易协定签署。与多边体系趋 弱作为对照的，是以加强近岸关键供应链为诉求的区域治理迅速发展，尤其是中美两国分别在 亚太与印太等区域的布局，可能形成割而治之又分庭抗礼的态势。通过结盟的方式重塑更安全 的供应链 13，为此加强协调并扩大治理范围，这是全球治理中积极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全 球治理中积极与消极的两种力量，并不是绝对的此消彼长，相互关系和作用非常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