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前期高利润带来的投资刺激和生产模式的变革是改变周期转速的主要原因。
按照理论的周期产业的产能扩张模式，产业的投资一般来源于产业本身的 利润积累，和基于产业增长空间的适当的外部投资。但生猪产业在 2019 年之 后，外部投资持续性大量投入，对产业结构形成明显影响。
从上市公司角度来看，能繁母猪的扩张和随后兑现的产出提升都证明了这 一点。从 2019 年到 2021 年，多家企业实现了产出的成倍增长。2022 年，超过 22 家企业能繁母猪存栏突破 10 万头。按照统计局口径给出的全国能繁母猪存 栏量，CR3 达到 11.3%，CR10 达到 16.7%，但我们按照这一口径计算的集中度 数据有所低估5。
从在建工程的时点数据来看，2020 年前各家上市公司兴建产能的积极性较 强，2021 年后有明显分化，主要是利润下行后部分企业出现了资金运营的压力 以及战略上的调整。不过已经建成的生产能力在后续持续兑现，从生物性资产 的角度，2020 年由于资产构建成本本身比较高，形成顶部，后续除正邦外，上 市公司整体保持在较高水平。
另外从现金流上看，上市公司筹资活动并没有因为利润的下滑而全面停止， 牧原、温氏、新希望、傲农、巨星等企业整体筹资力度仍远大于非瘟周期之前。
按照截至目前的上市公司 2023 年出栏目标来看，牧原预计达到 7000~8000 万头，温氏 2600~2800 万头，新希望 1850 万头，天邦也有望达到或接近 1000万头，仅上述四家公司的出栏量就可能达到正常年份市场供给的五分之一。
如果说早期恒大、万达的养猪布局颇有扶贫的味道，2017 年开启的万科、 京基智农等房企转型对于养殖端的投资正开始在主流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而 在非洲猪瘟之后，地方国有资本在保供政策基调下，同样逐步进入养殖端。以 广东为代表，广弘控股、广垦畜牧、越秀集团、广东省食出畜牧、颐丰食品等 省级、地市级国有控股企业纷纷拓展进入养猪行业；以四川为例，成都兴城投 资则选择和新希望合作，对 21 个养殖项目进行收购；河南、山东、安徽等主产区各地市城投平台也都出现了对于生猪企业的投资热潮。而这一系列的投资， 正在当前以及后续的周期中实现产能上的兑现。
外部资本受宏观环境影响，被短期的产业利润吸引，从而进行持续性投入， 一旦投入水平超过产业原本预期，便能够产生加速产业周期的效果。由于外部 资本投入本身存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再叠加兴建、投产再到产量的兑现，实际 的过程比较长，以至于有的工程在利润高峰兴建，在利润回落时才完工，产能 在此时集中兑现，驱动周期的快速下行。
当市场中以中小散户为主体时，产能的消长以二元能繁母猪为核心。羊群 效应下的集体行为助推出非常有规律的周期表象。
而随着外部资本的投入，所形成的产能本身就有长期运行的预期，同时也 需要长时间的折旧摊销和持续性地生产才能实现预期利润。因此，当产业进入 亏损阶段后，中小散户的离场现象比新设规模场更加明确，而经过短暂调整后， 在利润兑现阶段，规模厂商加速兑现产能，将缩限利润的高度或者时间的长度。
这些新增产能的诞生并不为单一周期为目标，会持续地在更长地时间段形 成对应地供给，也因此意味着，如果没有足够的中小散户让位，生猪养殖业的 长期利润必然受到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