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初婚年龄 延后必然对女性消费产生结构性影响。
经济学在消费领域的理论认为，消费的形成由两大 要素决定：一是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二是消费意愿； 而其中消费能力对于绝大多数消费群体而言是决定 消费支出的根本。谈消费问题，归根结底也是在讨 论消费者的收入问题。因此，分析女性消费自然也 离不开对女性群体收入的关注。据智联招聘《2023 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职 场收入性别差为每月2,222元；而2023年，这一差距 已收窄至1,253元。尽管上述数据为样本调查结果， 但这能从一个视角反映职场薪酬性别差距正在缩小， 这对于女性消费而言，无疑是正向因素。 从劳动经济学视角分析，在总量既定的情形下，社 会收入在不同群体、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之间的均 衡性，更有利于社会消费总支出的边际增量。即当 每100元从高收入人群转入低收入人群时，这100元 钱最终用于消费而非储蓄的可能性必然是增加的。 那么，当男性和女性两大群体的收入均衡性提升后， 全社会用于最终消费的支出或呈现增长趋势。这便 是女性收入的提升之于社会面总体消费支出的价值 和意义。
综上，随着女性职场收入与男性的差距正在逐年减 小。仅就消费端而言，这一趋势将加速女性消费基 本盘规模的扩大，同时也有利于社会面总体消费支 出的边际增长。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大幅提升， 大学生似乎已成为社会用工的标准门槛。统计数据 显示，2000年中国女性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仅 为3.0%；十年后的2010年， 这一比例增至9.0%； 2020年，已有16.0%的女性受过专科及以上的高等教 育。相反，完全未受过教育的占比也从14.0%跌至 6.0%。
教育对于消费的影响，更多是通过提升消费者收入 进而拉动消费支出，这便是教育之于消费的“收入 效应”；但教育本身会对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及行为 产生直接的影响，进而改变最终的消费支出结构， 即教育之于消费的“替代效应”。
收入效应如前文所述，更多影响的仍是收入提升后 引致的消费基本盘规模的扩张，这成就了女性消费 在总量方面的增长。而高等教育对于女性而言，也 在改变其广谱的价值观，涉及社会、工作、生活、 家庭的方方面面。例如，女性对于持续性长期学习 方面的投入、对于各种生活课余技能的投入、对于 子女教育的投入，都正伴随时代变迁出现显著的变 化。类似的趋势不胜枚举，但都指向一种全新的消 费观。虽然全新的消费观跟诸多因素都有千丝万缕 的联系，但此处我们看得到的是女性人口教育结构 的变化影响整体女性消费群体的消费行为的可能性， 这也将构建后文分析消费行为变化的基础。
家庭结构是影响消费行为及消费支出的关键因素。女性结束 单身状态步入家庭生活后，子女及家庭的消费支出将极大改 变其既有消费行为及消费支出结构。婚后生活的女性将担负 更多家庭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照顾家庭、抚养子女等。相较 而言，单身女性的消费更聚焦“自我”。尽管随着社会不断 发展，婚后的女性消费者不再如早年一般，自我牺牲式地围 着老人、丈夫、孩子轮轴转，也开始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锁 定在自我个人层面，持续性地投资自己、提升自己。这也成 为目前消费领域的一大趋势。但整体而言，婚姻本身对于女 性消费的结构性影响仍不可忽视。基于此，女性的初婚年龄 延后必然对女性消费产生结构性影响。
对比2010年与2020年，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24岁延后至 近28岁，延后4.0岁，高于男性3.6岁的延后均值。这意味着： 原本属于已婚消费者的女性（24-28岁年龄段），在近几年大 概率转变为单身消费者，其消费行为和支出结构如前所述便 出现根本性转变。当然这句话对于单个个体并不必然成立， 只是对社会面总量数据的解读。因此，这一转变代表女性消 费者整个群体的发展趋势，并非是单个特定消费者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