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水平不高，在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进程中面临 诸如政策、资金、技术、环境等多方面的发展障碍。
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缺乏雄心。很多“一带一路”国家设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还不 足以支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东盟在 2016—2025 年合作行动计划中提出，到 2025 年可再生 能源在一次能源供给结构中的占比达到 23%，而越南规划到 2030 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仅 占总装机容量的 21%，文莱计划到 2035 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仅占电力总装机容量的 10%， 均低于东盟总体目标。非洲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设定了 2025 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 10% 的目标，而非洲第二大经济体南非还未设立明确目标。另外，面对经济复苏压力，多国将扶 持化石能源作为复苏计划的主要内容。
可再生能源政策扶持力度不够。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相关政策扶持，如价格补贴和电网 建设承诺，但较多“一带一路”国家由于缺乏相关的政策扶持，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关于可再生能源的市场消纳和价格政策框架不健全，影响了“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项 目的“可融资性”。上网电价政策激励偏低或频繁变动使得可再生能源发展缺乏竞争力，而 另一部分国家较高的上网电价导致特定类型的电源建设申请激增，超额配置又导致相关激励 政策被迫终止。另外，大多数东盟国家仍然缺乏完全透明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土地许可程序， 获取、保留和转让土地使用权的程序复杂，漫长的土地购置期和昂贵的购置费用也导致项目 开发延误和成本超支（严兴煜、高艺，2020）。项目许可过程繁琐、漫长，短期内政策多变及 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指导方针不明确，导致行业投资效率较低，也使得东南亚太阳能和风能 开发成本仍然高于许多其他地区。
资金不足制约了“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国际能源署发布的《世界能源展 望 2020》报告指出，2021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仅太阳能产业的投资需求就达 60 亿美元， 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越南规划和批准了多项可再生能源项目，但由于资金不足，转化率非 常低。大多数项目通过国际银行获得资金，当地银行仅通过提供担保的方式参与项目投资。 目前，越南仅能为 1000～2000 兆瓦装机容量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资金，尚有 10 吉瓦装机 容量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资金尚未解决（创绿研究院，2020）。由于财政紧张，没有资金更新 现有火电厂的设备，这些国家只能维持能源发展现状。另外，投融资困难也制约着“一带一 路”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一些“一带一路”国家债务水平高或购电方实力较弱，可再生 能源项目往往难争取到东道国的主权担保，增加了融资成本（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 心、创绿研究院，2020）。
可再生能源技术不足，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弱，尚不能支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可再 生能源技术约束是“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开发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东盟在可再生能 源技术创新方面存在一定不足，相关的光伏技术、风电技术能力还较弱，制约了东盟国家可 再生能源的发展。同时，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电网基础并不雄厚，沿线国家网架结构 较弱，高电压等级的线路较少，并且各国电力互通互联有限，对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电力并网和输送产生一定限制（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2020）。例如，印度尼西 亚各岛屿之间暂未形成统一电网，资源丰富但消纳能力有限的地区无法为电力需求较大的地 区输送清洁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限制了可再生能源发展。
标准不统一阻碍了“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标准化是制约中国企业参与 “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主要障碍之一。“一带一路”国家大多对中国制造的设 备和产品设有经认证方可进口的强制性要求，对施工方面的标准只认可国际标准。因此，风 电、光伏企业的海外投资首先要做产品的国际认证，并因国别不同而做不同的认证，如非洲 法语区、英语区及葡语区的标准各有不同，为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自然 资源保护协会，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