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会仍处于发展初期，公信力尚待积累。
基金会在中国公益事业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除公益资助外，许多基金会实际上还 直接承接了项目运作的职责。从1981年中国第一家基金会成立，到2008年社会捐赠总额 突破1,000亿元大关，再到当下的快速发展——中国基金会行业至今仅有40余年历史3 。相 比美国基金会行业上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基金会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机构数量相对较 少，其平均资产管理规模也相对较小。2021年，中国共有基金会8,885家，总数不到美国 的十分之一（美国共有约12万家基金会4 ）。2020年，中国基金会平均净资产为3,253万元， 全国基金会净资产总计2,743亿元，少于美国盖茨基金会仅一家基金会同期的资产管理规 模（3,721亿元）5 。
中国基金会行业公信力有待提升，募捐难、公益成本高、难以形成有效合力等问题亟 待解决。公信力是公益组织的立足之本，中国基金会目前依旧存在公信力广度和厚度不足 的问题。公信力广度建立在公益组织信息的公开程度、公众参与渠道的畅通与否，以及组 织是否发挥了公众可感知的显著作用之上。公信力广度不足，导致公众对中国基金会行业 的认可度参差不齐。目前中国基金会起步较晚，数据披露工作经验较少，出现过管理失效 相关的负面新闻。全国政协委员曾指出：“信息不透明使得慈善组织难以赢得公众信任，行 动力缺乏又降低了公众的慈善积极性6 。”在此背景下，捐赠人教育与募资成本较高。公信 力厚度主要由组织人员能力的强弱与素质的高低、组织规章制度的健全程度，以及组织回 应效率等因素决定。公信力厚度的欠缺会导致捐赠人的信任难以有效“传递”。比起将资金 投给具备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的大型基金会、形成规模化效应，中国各社会主体更愿意自主 建立团队、运营项目。而这也是中国与美国基金会在类型分布上差异较大的原因之一—— 中国大多数的基金会为运作型，而美国90%以上的基金会为资助型7 。同时，据2020年的数据调查，中国过半数的基金会仅拥有一到三名专职人员8 ，过度分散的资源分配导致整体运 营成本过高，且难以就关键议题形成有效合力。
部分基金会自身的运作和管理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一是部分基金会在管理体制上仍 然保留了行政属性，遏制了其长期自主发展的潜力。基金会运作需要顺应市场规律，其内 部架构、运营治理、战略决策、考核激励等方面都需要更加市场化。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对 于基金会而言是一种束缚，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了基金会在人才招募、培育和留存方面 所面临的挑战。二是部分基金会的项目运作方法难以实现持续性的经济或社会价值。在基 金会运营过程中，仍不乏出现相对短期、片面的项目行为，或是在追求一方效益的同时， 忽视对其他两个维度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上曾有代表提出，中国 公益组织在开展公益项目时，需进一步优化可量化、可复制的工具体系，完善应有的工具 理性与数字化管理，从而提高后续项目的可复制性与可持续发展性，一定程度上减少前期 摸索成本上的浪费。三是目前中国大部分基金会未能有效开展国家政策允许的投资活动， 以实现自身资产的增值保值。目前国内基金会主要依靠银行理财实现本金的保值增值。 2022 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基金会约有超过2,000亿元的资产存放于银行，慈善资产的年收 益率不足2%9 。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公募基金会对流动性和安全性的考量，以及所面临的 较大外部压力。一方面，尽管民政部出台的《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中提及慈善组织可直接进行股权投资，但由于落实过程中仍存在较多不确定的风险因素， 基金会更多选择保守行事。另一方面，基金会运营资金大多来自捐赠人，属于公共财产， 而一旦投资到企业即变为私人财产，捐赠人对此的接受度不高，同时也无法接受早期投资 可能带来的亏损，因此基金会积极性不高。四是基金会在信息披露上的清晰度和有效性仍 有待改善。2022年中基透明指数FTI显示，在581家公募基金会中，仍有近31%的基金会 没有在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简称“慈善中国”）上公开“募捐进展”，近40%的基金会没 有公开“募得款物使用情况”10。目前中国基金会年报中披露的更多是财务数据，如筹款总 额、投资收益、费用支出等，而围绕经营结果的影响力评估或是过程相关的经营情况、战 略规划、管理层理念与反思等则披露较少。
基金会在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目前中国公 益组织参政议政渠道少，可发挥的途径有限。据善达网《2022年全国两会慈善类建言观察 报告》中统计显示，目前中国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公益组织相关人员占比低， 不到4%；2022年两会慈善类建言共有143件，其中直接与慈善公益和社会组织相关的仅有 57件。同时，公益机构代表本身参政议政的方式方法也可以更为多样化。目前中国公益基 金会参政议政主要聚焦在优化个人捐赠税收优惠、优化完善税收激励政策等话题。对标海 外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海外基金会往往可以通过数据经验、本地社区触达等优势更直接地 参与或影响政策制定。例如，海外基金会可以利用其在特定领域（如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 教育等）更为丰富的数据收集与沉淀，为政策制定提供实证研究，或从后验视角反馈政策的有效性；海外基金会能够帮助、扩大原本被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的声音，或是邀请政策 制定者参与基金会运行，以增加其对相关社区或群体的认知与理解。
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社会基础环境仍待完善，大众公益意识亟待提升。一方面，中国 整体公益资源投入相对有限，从2013至2019年，中国公益资源总量仅占GDP的0.4%，相 当于美国同期指标的五分之一11。另一方面，中国“全民公益”的意识较为落后，公益教育 亟待普及。志愿服务、公益捐赠未得到全面重视，公益相关的制度性物质保障与激励机制 也仍在完善中，公益参与度整体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