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简单分析一下深圳与香港以往合作模式及局限。
改革开放之初，香港已经是耀眼的“东方之珠”，而深圳还只是新生的经济 特区，学习香港、借鉴香港是其发展的主要途径。这一时期深港合作的主要模式 是“前店后厂”，即香港接单—深圳生产—香港转口贸易。受香港产业转移趋势的 影响以及深圳外资优惠政策的吸引，港商纷纷在深圳投资轻型加工业，主要集中 为电子、纺织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由深圳出土地、厂房，香港出资金、 设备，采用“三来一补”的形式进行。
1979-1985年深圳批准的4696项外资项目中，“三来一补”3576项，占比76%。 90 年代后港商投资逐渐转向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1979-1993 年香港在深圳的 实际投资为 38 亿元，占深圳外资的 76%。深圳在承接香港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开 启了工业化进程，计算机软件、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等产业就是当时发展起来 的，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如盐田、蛇口、赤湾等码头都有港商参与投资建设，同时 香港的金融资源也为深圳经济起飞提供了支持。
但这一时期的深港合作主要由民间力量推动，以港资单向流入为主，集中在 制造业领域，规模和范围尚未完全铺开。
香港回归之后，两地政府间往来通道开启，1998 年建立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制 度，改变过去由民间主推的单向交流模式，“双向交流”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 港资在深圳投资进一步扩大，1999-2003 年间，深圳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香港 占比 80%以上；同时，深圳本土企业也在承接香港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发展起来， 开始拓展海外业务，到香港投资，开办与贸易、地产、服务及工业相关的企业， 深圳驻外企业中近一半设在香港。
CEPA（中央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分别签署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 安排》）的签署更是加强了两地要素流动，深圳的高新技术、物流、金融三大支 柱产业在这一过程中兴起，也意味着深港经济合作从制造业转移走向服务业承接， 合作范围进一步扩大，但仍集中在经贸合作领域，制度、规则以及城市功能等方 面的交流尚未完全打通。
2007 年，深港两地政府签署“1+6”协议，除基础设施合作外，还囊括了环 保、城市规划、服务贸易、旅游、创新圈互动基地及医疗护理等方面的合作内容， 推动深港进入“全方位合作”的新纪元。这一模式下深圳和香港的商品、物资、 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日益加强，政府引导和民间投资形成合力，推动两地产业 结构优化、城市功能完善和制度规则衔接。
事关深港的许多重大问题也被提上日程，如西部通道协作、东部通道论证、 河套地区开发、深港创新圈共建等。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三区叠加”， 全方位拓展与香港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在吸引港人港企、推动产业升级、落实规 则衔接方面不断探索，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成果。此外，深港两地还签署了推进河 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备忘录，将河套定位为深港创新及科技园，开启了河套加快建 设的步伐。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制度、规则差异未能很好地解决，双方合作的深化面 临诸多阻碍，一些大型基础设施和项目建设长期暂缓，如西部通道规划搁置多年、 河套地区开发暂停二十余年后才于 2019 年动工；科技创新合作领域存在“大门已 开，小门未开”的现象，规则不兼容、标准不衔接、资格不互认等构成隐形壁垒。 深港合作要冲破这些壁垒，就必须根据国际形势和国家战略的变化，结合深港各 自的发展现状和发展需求，适时调整合作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