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总量突破 13 万亿元，深圳发展一枝独秀。
湾区 GDP 规模创新高，珠三角占比超八成。2022 年，湾区GDP 规模超过13万亿元（见图 1），创历史新高。其中，珠三角九市 GDP 规模为10.5 万亿元。从GDP 规模占全国 GDP 规模的比例来看，2022 年，湾区、珠三角九市、长三角、京津冀名义 GDP 规模占中国 GDP（不含港澳台）的比例分别为10.8%、8.6%、20.3%和 8.3%，较 2018 年分别减少 0.9、0.2、0.1 和 0.3 个百分点。
2019 年至 2022 年，珠三角九市 GDP 的年均 GDP 增速快于京津冀，但慢于长三角，较 2014 年至 2018 年的年均增速明显下台阶；港澳GDP 增速陷入负值区间。自中国进入新常态以来，经济增速处于下行通道，珠三角九市、长三角、京津冀、香港和澳门的 GDP 增速也处于下行通道。2019 年至2022 年，珠三角九市、长三角、京津冀、全国、香港、澳门的 GDP 年均增速分别为4.6%、5.1%、4.5%、4.9%、-1.4%、-21.0%，较 2014 年至 2018 年的 GDP 年均增速分别减少3.4、2.5、2.4、2.1、4.2、18.8 个百分点；珠三角
中国经济的领头羊从珠三角转为长三角，长三角在本轮战新产业的发展竞赛中明显处于更加优势的地位，与地区的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密切相关。一是珠三角缺乏战新产业的领军企业。珠三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后文简称战新产业）仍处于培育阶段，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多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但长三角有中芯国际、特斯拉等具有强大研发和创新能力的行业领军级企业，带动长三角战新产业的整体发展实力不断提升。珠三角虽然有华为和中兴，但华为擅长于芯片设计，芯片制造是短板，中兴则缺乏核心技术。二是珠三角高度依赖外贸产业，在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之前，企业缺乏攻关核心技术的动力。珠三角临近香港，国际贸易非常便捷。在外部环境较为友好的阶段，珠三角的企业多关注市场需求，通过紧跟市场需求、抢占市场份额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对于核心技术研发的投入较少。主要是因为核心技术的研发周期长、不确定性较大、投入资金多，多数企业缺乏战略定力，采取跟随策略往往更占有优势。但当外部环境变得动荡、外贸形势更加严峻的时候，珠三角受到技术和市场需求制约的冲击也就更大。
港澳经济受中美大国博弈和疫情的冲击要大于珠三角地区。一方面，美国取消对香港的特殊优惠政策以及国际资本对香港经济前景的担忧，导致香港的金融和贸易业两大传统支柱产业发展根基受到损伤，影响将会是长期的。另一方面澳门经济过度依赖博彩业，疫情对出行的限制、内地反腐、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导致企业家身家缩水，以及东南亚和日韩博彩业的同业竞争，这些因素对澳门博彩业的发展都有较大的冲击。
从内部结构来看，深圳的经济发展一枝独秀，深圳的经济规模在湾区中排名第一、增速排名第三；中山的经济规模被珠海和江门反超。一方面，从湾区内部名义 GDP 占比来看，深圳的 GDP 占比明显上升，中山、香港和澳门的GDP 占比下降，肇庆 GDP 占比持平。如图 2 所示，2022 年，深圳、广州、佛山、东莞、中山、惠州、江门、珠海、肇庆、香港和澳门的名义 GDP 占湾区名义GDP 的比例分别为24.8%、22.1%、9.7%、8.6%、2.8%、4.1%、2.9%、3.1%、2.1%、18.6%和1.1%，分别较 2018 年增加 2.3 个百分点、增加 0.8 个百分点、增加0.4 个百分点、增加0.9个百分点、减少 0.6 个百分点、增加 0.3 个百分点、增加0.2 个百分点、增加0.4个百分点、持平、减少 2.5 个百分点和减少 2.2 个百分点。2022 年，中山GDP在湾区内的排名第九，而 2018 年为第七，被珠海和江门反超。
另一方面，从珠三角内部 GDP 年均增速来看，2019 年至2022 年，除惠州和肇庆外，其他 6 个城市 GDP 年均增速均低于深圳。2019 年至2022年，深圳、广州、佛山、东莞、中山、惠州、江门、珠海、肇庆的GDP 年均增速分别为 4.9%、4.6%、4.7%、4.3%、2.8%、5.0%、4.5%、4.7%、5.1%，较2014 年至2018年 GDP 年均增速分别减少 3.6、3.0、3.4、3.6、4.5、3.2、3.4、4.8、1.9个百分点。深圳的 GDP 增速虽然明显放缓，但在珠三角的城市中依然领先。
湾区内部发展不平衡，协同发展进展缓慢。一方面，珠三角内部城市经济发展的差距明显，两极分化仍在扩大。2022 年，深圳和广州GDP 规模占珠三角的比例超过 58.5%，2013 年这一比例是 56.3%；排名后五位的中山、惠州、江门、珠海、肇庆 GDP 规模占珠三角的比例只有 18.7%，2013 年这一比例是20%。另一方面，珠三角和港澳的融合有待提高。主要是珠三角和港澳的融合进入深水区，规则衔接在执行过程中缺乏操作先例，具体的事项还在探索中，制度红利向经济优势的转换还不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