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从宽口径 (合作共建国家) 和窄口径 (沿线国家) 两个维度, 展现 “一带一路” 国家外汇管理政策的概况。
宽口径下的统计样本为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的所有国家。 在与我国签署共建文 件的 150 个国家中, 有 145 个国家是 IMF 成员国, 古巴、 纽埃、 库克群岛、 瓦努阿图和巴勒斯坦 未加入 IMF, 因此暂未统计。
“一带一路” 合作覆盖面广, 汇率安排多元化。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既包括卢森堡、 新加 坡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 也包括阿富汗、 老挝以及吉布提等被联合国认定的最不发达国家。 经济 金融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汇率制度选择也较为多样化。 统计数据显示, “一带一路” 共建国 家的汇率制度涉及所有类型, 具体分布为硬盯住 14 个, 软盯住 89 个, 浮动汇率 42 个。 此外,绝大部分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均采用单一汇率安排, 有 21 个发展中国家保留了双 (多) 重汇 率汇率安排。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中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签署了支付协定。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贸活动中 经常面临外汇短缺的问题, 支付协定的出现在缓解外汇短缺的同时, 对双边或者区域国际经贸活 动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根据 IMF 的统计,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中, 共有 47 个国家签署了双 边支付协定, 23 个国家签署了多边支付协定, 其中吉尔吉斯斯坦、 柬埔寨、 伊拉克、 爱沙尼亚、 阿根廷、 圭亚那、 安哥拉、 佛得角、 刚果 (金)、 几内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坦桑尼亚、 乌干 达共计 13 个国家同时签署了双边和多边支付协定 。
经常项目下的管理限制程度相对较少, 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具有一致性。 从全球范围看, 经 常项目下外汇管理政策普遍较少。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中, 管理措施也多集中在前文提到的两 个关键项目。 进一步, 一国对这两个项目的管理通常具有一致性, 即表现出都限制或者都放开的 倾向。
与经常项目相比, 资本项目保留的管理措施更多, 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是主因。 无论是发 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资本项目普遍保留有较多限制, 且具有金融活动开放程度低于贸易活 动、 资本流出开放程度低于资本流入的特征, 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是资本项目管理普遍保留较 多限制措施的主要原因。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也具有此特点, 普遍在资本项目下保留较多限 制。 主要表现为跨境证券交易的管理相对较多, 跨境信贷业务管理较少。 根据 《年报》 的分类, 一是跨境证券交易业务主要包括资本市场交易、 货币市场交易、 基金业务和衍生品市场及其工具 4 个子项目, 保留管理措施的国家在 100 个左右, 占比较高。 二是跨境信贷业务主要包括商业信 贷 (依据商业信用的跨境信贷, 例如开立信用证、 供应链融资等)、 金融信贷 (金融机构向企 业、 个人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 和跨境担保等 3 个子项目, 除金融信贷保留管理措施的国家较 多外, 其他两个子项目保留管理措施的国家在 70 个左右 。
值得关注的是, 资本项下的外商直接投资保留管理措施的国家也较多, 但主要集中在关键领 域。 尽管有 114 个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保留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管理, 但大多数是限制在国家安 全、 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重要行业领域的投资, 对于其他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开放程度较 高。 此外, 大多数国家仍对房地产投资保留有限制, 占国家总数的近八成; 对资本项下个人外汇 业务实施管理的国家占比接近 60%。 金融机构管理方面,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同样普遍保留管理措施。 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 项下的任一细分类别相比,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中对金融机构保留管理措施的国家数量最多, 对商业银行及其他信贷机构、 其他机构投资者两类保留管理措施的比重达 96%和 85% 。这种管理取向与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防范息息相关。
将 “一带一路” 国家范围缩小至沿线国家的窄口径。 64 个沿线国家中, 59 个国家签署了共 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覆盖率达到了 92%, 印度、 不丹、 约旦和以色列尚未与我国签署合作 文件; 巴勒斯坦虽签署文件, 但不是 IMF 成员国。 因此本部分研究样本为 58 个国家。
与宽口径下的共建国家相比, 窄口径下的沿线国家, 在各项目的管理上呈现出更加鲜明的特 征。 一是汇率安排集中度更高。 58 个国家中, 采取硬盯住的 4 个国家, 软盯住的 30 个国家, 浮 动汇率的 24 个国家。 特别的, 没有国家选择 “爬行盯住” 和 “水平区间盯住” 这两种在软盯住 中较为灵活的汇率制度。 从地区看, 大多数西亚经济体选择了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 绝大多数独 联体和东欧国家选择了浮动汇率制度。 二是经常项目的管理中, 无形交易和经常转移支付、 出口 和无形交易收入占比与宽口径基本一致。 三是沿线国家在资本项目上的限制程度更高。 跨境证券 交易业务中, 51 个国家在资本市场交易上施加管制, 占比超过了 87%; 40 个左右的国家在货币 市场交易、 基金业务、 衍生品市场及其工具的交易上保留限制。 跨境信贷业务管理相对较少, 20 个以上的国家在商业信贷、 跨境担保上保留限制, 35 个国家限制了金融信贷。 超过 89%的国家 在直接投资、 房地产投资上施加限制。 四是金融机构管理方面, 沿线国家管制力度更强。 除黑山 外, 剩余 57 个国家均对商业银行及其他信贷机构保留限制措施; 50 个国家对其他机构投资者保 留限制措施, 占比明显高于宽口径下的国家占比。
总的看, 系统全面地梳理和研究 “一带一路” 国家外汇管理政策情况是未来我国与共建国 家开展高质量合作的重要基础。 十年来, 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同时也 应该看到, 合作国家的经济金融条件各不相同, 叠加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 不确定 性显著提升, 市场主体或多或少遇到过东道国的政策阻碍。 因此, 加强 “一带一路” 国家相关 制度政策的分析研判, 有助于更好地服务我国涉外经济主体在 “一带一路” 国家开展贸易投资 活动, 推动外汇管理政策合作, 为我国企业 “走出去” 和 “引进来” 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