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稳增长互相依赖,打破循环约束的关键是增量政策。
2023年上半年,狭广义财政收支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承压特征。狭义财政一般公共预 算的压力来自经济活动放缓、非税收入高增难续、支出资金分流至社保就业分项、 存量财政资金规模有限等因素;广义财政政府性基金预算的压力来自地产与土地市 场景气度变化、专项债额度下达偏慢等因素。一季度原本相当前置的财政节奏受此 影响进度放缓。 其中,土地出让收入和经济修复程度(量与价)分别是维系财政收支平衡的两大主 要因素,尤以前者为重。在上述诸多因素中,有些变量难以改变,如狭义财政支出 分流至社保就业、非税收入增速下行、存量资金掣肘等;有些变量已明显改变,如 专项债额度已下达地方,部分省市要求尽快发完。因此,目前财政现状破局的关键 是土地出让收入和税收收入的回升,其中前者尤其重要——
两本账综合来看,1-5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同比5.8%,略高于年初目标增速5.6%; 1-5月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累计同比-18.7%,远低于年初目标增速6.7%。后者成为目前财政收支的主要拖累项。两本账合并后的1-5月狭广义财政支出累计增速0.56%, 远低于年初计划的5.9%。 财政政策不仅仅是下半年稳增长的重要抓手之一,同时稳增长与财政政策本身也是 互相依赖的共轭关系。在稳增长诉求逐渐升温、货币政策逐步落地的二季度,市场 对财政政策的期待也在持续攀升当中,但目前财政政策的积极力度本身也需要依赖 于土地财政、经济量价的回升。打破这一局面的关键便落在了准财政政策,或可称 之为增量财政政策之上。 因此,增量财政政策工具的推出具有一定必要性,同时包括因城施策在内的地产政 策的扩大也具有一定必要性。
目前来看,市场对准财政政策工具的主要期待有沿袭去年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 和动用专项债结存限额,以及特别国债等等。 在这些备选项中,我们认为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的推出概率相对较高。早期已有 政策铺垫。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4指出“政策性金融要加大对符合国家发展规 划重大项目的融资支持”;2023年一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5指出“用好政策性开 发性金融工具,重点发力支持和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
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相较其它工具对基建更具有针对性,对基建实物工作量的撬 动效果也更好更快。尽管2022年上半年基建投资在有史以来最快的专项债发行节奏 的支撑下,录得较高增速9.3%,但同期沥青、水泥等用量指标仍处低位,由此可见 去年专项债资金到基建项目开工的转换率明显减弱。而下半年随着两批金融工具的推出,开工表现也呈明显回升态势,应与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本身期限长、利率 低等特点有关。而今年1-5月基建投资增速也在去年不低的基数之上进一步上行至 10.1%,但与此同时实物工作量效率也有待进一步地提高。 此外年内追加一批新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也可以较方便地续接去年政策性开发 性金融工具对应项目所需资金。

2023年市场对地方财政问题的关注从去年的收支平衡问题转向地方债务压力。 自去年底以来的政策脉络来看,2023年地方隐性债务可以理解为在不新增隐性债务 的前提下,对于存量债务的处置应沿袭如下几项原则: 一是加快处置进度、加大处置力度。去年底重要讲话《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 题》6表示:“加大存量隐性债务处置力度,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降低利息负担”。 二是压实属地(省级政府)责任。《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表示:“要压 实省级政府防范化解隐性债务主体责任”。年初财政部长刘昆于《求是》发文7再次 强调并补充:“压实地方政府属地责任,紧盯市县加大工作力度”。 三是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年初全国财政工作会议8表示:“积极稳妥防范化 解风险隐患,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积极配合防范化解重要领域 风险”、“各级财政部门要有综合视野、全局意识,密切关注本地区相关领域的风 险隐患”。 当然,这三项原则实际上都在讲述今年地方存量隐性债务处置的大方向:由具有属地责任的省级政府担起加大力度化解存量隐债的责任,并牢牢守住在处置过程中不 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