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财政行为模式更重可持续。
回到当前时点，市场认为经济基本面、预期已经较年初发生明显变化，货币政策降息后，对财政重新 扩张的呼声较高。经济基本面从开年到现在逐步走弱，如社零两年平均增速从1-2月的5.1%回落至5 月的2.5%，工业增加值实际同比持续弱于预期，地产销售冲高后快速回落等。市场认为在央行降息后， “宽信用”措施也将出台。而去年正是财政货币政策配合的典型，更让市场将其作为一个标准参考。6月16日国常会提出“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增强发展动能，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回升 向好”，令市场对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预期进一步升温，但我们必须客观评估财政中长期压力。
纵向比较，2022年我国广义宏观税负水平创2010年以来新低。2022年我国广义宏观 税负（广义财政收入/GDP）仅为30.2%，重回2009年水平，其中一方面来源于地产拐 点后土地出让金收入的下行，另一方面来源于存量增值税留抵退税所造成的阶段性税 负下降。横向比较，我国广义宏观税负已接近美国这一典型的“小政府”经济体。高税负高福利的典型经济体如 欧元区的宏观税负水平在2022年是47.4%，而“小政府”的典型代表如美国2022年宏观税负水平是 29.4%。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在主要经济体中已经处于中部偏低水平，甚至接近美国。即使存量留抵退税 结束后财政收入回暖，但土地出让收入的进一步下降，也令广义宏观税负仅能维持在31.0%左右。
从美国和日本经验来看，居民去杠杆并非短期行为，土地出让收入低位徘徊可能性较大，广义宏观税负 水平难回升至疫情前33%及以上的水平，这可能是分析未来中长期我国财政政策时不可忽视的因素。长期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演化实际上增加未来财政的给付义务。2020年第七次人口 普查中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13.5%，这和1993年的日本一致。根据联合国预测，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未来发展路径类似日本。实际上，我国近十年来社保的给付压力就持续加大。社会保险基金除了正常的保费收入 外，最大的收入实际上来源于一般公共预算对于社保的补贴，而这一部分最近十年在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占比快速提升，从2013年的5.3%提升至2021年的9.2%。
鉴为了保证财政可持续性，财政对于债务提高将更为慎重。这种中长期的收支不匹配将主导 未来财政政策的基调，也是《预算草案》更强调可持续的深层次原因。如果继续采取强刺激 手段，拉动低效率的基建，只能进一步增加未来财政的支出义务，而无助于缓解中长期财政 收支压力。短期内，基建投资对于稳定总体就业的作用呈现边际递减。在城镇非农就业中，建筑业的从 业占比本就不高，只有11.0%，而更进一步建筑业内部中，与基建相关度更高的土木工程就 业更是只有建筑业整体的十分之一，剩余部分多来自于房屋建筑业（50.5%）、建筑装饰（ 33.1%）、建筑安装（6.3%）等。另外，对于稳定特殊群体的稳就业效果也在下降，青年人并不偏好建筑业。农民工就业结构 中，建筑业占比在2014年达到高点（22.3%），但随后开始持续下行，至2022年已经只有 17.7%。
而对于青年人来说，其就业偏好已经改变，更偏好餐饮住宿、信息技术以及教育行 业，但是不偏好建筑业。则青年就业偏好和投资稳增长方向不同，基建地产均拉动建筑业就 业，无法完全吸收青年就业。且若当前使用较多财政空间，则明年经济的波动由什么政策来平抑也成为关键问题。 2024年我国将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若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则我国外需或进一步承压； 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地产投资或开始反映2022年持续走低的新开工。明年的经济或需财政 政策发挥更大的效果，相对于市场预期，我们更期待今年年底明年年初财政政策的加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