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下一步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风险包括以下方面：
2023 年前 10 个月 CPI、PPI 和 GDP 平减指数同比增速均较 2022 年同期和 年均增速明显下降。如图 34 所示，受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国内需求仍然不足以 及基数效应等因素的影响，2023 年前 10 个月 CPI 和核心 CPI 累计同比增速分别 为 0.4%和 0.7%，较 2022 年年均 2.0%和 0.9%的增速均有所下降，其中 7 月份 CPI 同比增速创下 2021 年 2 月以来新低-0.3%；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和 工业需求偏弱以及基数效应等多种因素影响，2023 年前 10 个月 PPI 累计同比增 速为-3.1%，较 2022 年年均 4.1 %的增速大幅下降，且已连续 13 个月出现负增 长，其中 5 月份创下 2016 年以来新低-5.4%；课题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GDP 名义值以及实际同比增长率构造计算得到的 GDP 平减指数在 2023 年前三季度 分别是 0.45%、-1.63%和-1.16%，累计同比增速约为-0.8%，大幅低于 2022 年同 期值 3.1%，其中第二季度创下 21 世纪以来新低，甚至低于 2009 年第二季度金 融危机时的最低值-1.53%。总体而言，2023 年价格增速较 2022 年明显下降，CPI、 PPI 呈现双降走势，GDP 平减指数同比增速也显著下降，通缩迹象显现。
当年价格指数同比增速既受到上年价格上涨（下降）的滞后（延伸）影响即 翘尾因素的影响，又受到当年价格变动的新影响即新涨价因素的影响。为了更清 楚看到当年新涨价因素的影响，课题组将 CPI 和 PPI 的同比增长分为两部分：第 一部分是上年同期至上年年底的翘尾因素影响，第二部分是当年价格变动的新涨 价影响。从下图可以看出去除翘尾因素影响后的 CPI 新涨价因素在 2023 年的变 化情况，除了 9、10 月份，翘尾影响几乎都是正的，新涨价因素低于 CPI 同比增 速，且在 4-8 月以及 10 月份均为负值。PPI 的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在 2023 年 均为负值，进而带动 PPI 同比增速显著下降。尽管自 7 月以来 PPI 下降的幅度有 所减缓，但依然为负，且下降幅度的减缓主要是由负翘尾因素的影响逐渐减弱所 带动。
根据课题组的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4发现，食品对 CPI 的影响约为 18%，服务业对 CPI 的影响约为 40%。国家统计局 2023 年 11 月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3 年前 10 个月 CPI 同比上涨 0.4%，较 2022 年同期 2.0%的增速下降 1.6 个百 分点。从食品来看，2023 年前 10 个月食品价格平均上涨 0.4%，导致 CPI 上涨约 0.07 个百分点，而 2022 年同期食品价格增速为 2.5%，拉动 CPI 上升约 0.45 个 百分点。从非食品来看，2023 年前 10 个月非食品价格平均上涨 0.3%，导致 CPI 上涨约 0.28 个百分点，而 2022 年同期增速为 1.9%，拉动 CPI 上升约 1.56 个百 分点。从另一分类消费品和服务角度来看，2023 年前 10 个月消费品价格平均同 比下降 0.1%，导致 CPI 下降约 0.06 个百分点，而 2022 年同期增速为 2.8%，拉 动 CPI 上升约 1.68 个百分点；2023 年前 10 个月服务价格平均同比上升 1.0%， 导致 CPI 上升约 0.4 个百分点，而 2022 年同期增速为 0.9%，拉动 CPI 上升约 0.36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2023 年 CPI 同比增速下降主要是由以食品为代表的 消费品价格同比增速下降所导致。
从食品的部分子项来说，2023 年前 10 个月猪肉、鲜菜、鲜果、水产品、粮 食和蛋类加在一起共拉低 CPI 约 0.078 个百分点，而 2022 年同期这六项共拉高 CPI 约 0.35 个百分点，因此 2023 年前 10 个月猪肉、鲜菜、鲜果、水产品、粮食 和蛋类价格合计对 CPI 的贡献较 2022 年同期下降约 0.428 个百分点。基于以上 分析， 2023 年前 10 个月鲜菜、鲜果、水产品、粮食和蛋类价格同比增速均较去 年同期有所下降，抵消了猪肉价格同比增速的上升，从而带动食品类价格同比增 速从 2.5%下降为 0.4%，进而引起 2023 年前 10 个月 CPI 同比增速仅 0.4%。考虑 到基数效应、供求关系及猪肉价格变化趋势等因素的影响，课题组预计 2024 年 食品价格对 CPI 的拉动作用将较 2023 年有所上升。
从非食品的部分子项来说，2023 年前 10 个月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 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以及衣着类加在一起共拉高 CPI 约 0.06 个百分 点，而 2022 年同期这六项共拉高 CPI 约 1.32 个百分点，因此 2023 年前 10 个月 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以及衣着类价格合 计对 CPI 的贡献较 2022 年同期下降约 1.26 个百分点。基于以上分析，主要受国 际原油价格影响，2023 年前 10 个月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同比增速下降明显，进而带动非食品价格同比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 1.6 个百分点。考虑到国内经济的缓慢 复苏以及以能源类为代表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趋势等因素的影响，课题组预 计 2024 年非食品价格同比增速将较 2023 年有所上升。 如上所述，2023 年前 10 个月 PPI 同比增速先下降后波动上升，累计同比增 速为-3.1%，其中生产资料同比增速为-4 %，生活资料同比增速为 0.1%。根据课 题组的分析，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对 PPI 的影响（即生产资料的权重）约占 79%， 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对 PPI 的影响（即生活资料的权重）约占 21%5。由于生产资 料占比较大，且其自身价格波动亦较大，因此 PPI 同比增速的变化与生产资料价 格同比增速变化基本一致。事实上，2023 年前 10 个月生产资料的价格变化影响 PPI 同比下降约 3.16 个百分点。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 2023 年前 10 个月 PPI 同比增速大幅下降（相较于 2022 年同期 5.2%的增速下降 8.3 个百分点），一方面是由于 2022 年在俄乌冲突的影 响下原油价格大幅上升，虽然之后由于美联储加息，原油价格又有所下跌，但是 2022 年油价基数相较 2023 年仍较大，且俄乌冲突的边际影响逐渐减弱，2023 年 上半年原油价格延续了 2022 年下半年的下降趋势，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均为 负值，共同拉低 2023 年 PPI 的同比增速；另一方面是由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加之美国区域性银行的破产进一步增加了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对大宗商品的需 求相应下降，价格也随之走弱，而美联储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也影响到大宗商品价 格的走向，加大了大宗商品价格下行的压力，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 综合考虑到基数效应、美联储加息的不确定性、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等各 种因素对大宗商品价格进而对 PPI 的影响，课题组预计 2024 年 PPI 同比增速将 较 2023 年有所上升。 尽管课题组预计 2024 年价格指数同比增速将会有所上升，但值得注意的是 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增速依然相对较低，自 2023 年 2 月一直低于 1%， 且 GDP 平减指数同比增速在第二、三季度均为负值，通缩迹象显现。通货紧缩 会加重企业债务负担，企业过度负债又会反过来恶化通货紧缩，从而陷入“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债务和货币购买力的冲击，将对几乎所有其它的经济变量 产生严重的冲击，最终可能导致经济的“螺旋式”衰退甚至大萧条，因此要特别 警惕债务通缩
2023 年第三季度，虽然整体经济呈现复苏状态，但房地产市场的表现却并 不尽如人意，未能延续上半年复苏的态势。课题组认为，房地产市场疲软的原因 不应只在房地产市场内部寻找，而应具有全局精神，从一个更宽广的角度思考房 地产市场的问题。本报告就提供这样一种思路，我们认为，家庭收入波动增加才 是房地产市场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首先对房地产市场的表 现做一个概览，然后再提供我们的认识视角。 房价是房地产市场是否已恢复的最重要指标，但从数据来看，房价的恢复明显不及预期。无论是新建住宅价格指数，还是二手房价格指数，还是控制了二手 房状况的二手房出售挂牌价指数，在第三季度均下降，并且二手房下降幅度更大。 房价低迷直接影响到房地产企业，导致房地产企业资金链紧张，投资下滑， 甚至可能出现金融风险。首先，从资金到位情况看，房企的资金增长动力主要来 自于其他资金，进入三季度后，受房地产市场再次收紧的影响，其他资金的同比 增速转负，进一步表明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不容乐观。
房企的资金链受到影响，那自然就会降低投资，降低开工，这就使得房地产 开发投资形势依然严峻。整体上看，2023 年 1-9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 降 9.1%。不断下滑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显示了房地产企业在资产负债表并未得到 根本修复的情况下，对于投资的信心不足。 房企的资金链收紧，不仅投资下滑，为未来囤地的动机也下降，这自然影响 到了地方政府的土地供给。整体上来看，1-9 月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同比下降 19.8%，下行幅度扩大 0.2%，情况继续恶化。土地市场的持续遇冷也 会令地方政府的预算捉襟见肘，这更会减少经济稳定的工具和手段。 房地产市场的疲软直接反映出家庭住房需求的下降。如何理解家庭部门的这 种需求端的疲软？课题组在 2022 年的年终报告中就指出，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加， 预期的减弱是理解这些问题的根本。在这次报告中，我们将继续就这一问题展开 更为细致的探讨。在本次的报告中，我们主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提供收 入不确定性冲击引起家庭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直接证据；第二，在冲击是离散的情 况下，检验收入不确定性冲击的影响，以及当前市场的自我调整能否吸收掉不确 定性的影响；第三考虑到疫情已经结束，检验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何时衰退，经 济何时恢复正轨，以及必需的政策应对。
利用疫情前后横截面上各省份的收入方差指标，本报告首先检验了收入不确 定性与家庭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关系。结果显示，疫情前消费品平均增速、房屋价 格平均增速及人均新增居民贷款较高，人均新增居民存款较低，对应的收入方差 较小；但疫情后消费品平均增速、房屋价格平均增速和人均新增居民贷款降低， 人均新增居民存款提高，对应的收入方差也明显上升。也就是说，收入不确定性与消费增速、房价增速、贷款负相关，但与存款正相关，这一横截面的证据进一 步印证了本报告的逻辑，即收入不确定性冲击确实会引起家庭“资产负债表衰退” 式的反应。 进一步地，利用项目组构建的中国特色的家庭住房与债务选择模型，在考虑 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情况下，项目组检验了收入不确定性冲击对家庭的影响。结果 显示，当收入不确定性增加时，出于对未来收入下降的担心，家庭的预防性储蓄 动机增加。虽然住房作为一种资产，也会起到平滑消费的目的，但由于住房的流 动性较差，且房贷的利率要高于存款利率，因此，住房流动性差的特性不但会掩 盖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向房地产市场的传导，反倒会引起家庭住房需求下降，反 映到房地产市场中就是房价下降，家庭债务下降，这与 2022 年以来的房地产市 场变动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并不是房地产市场内部问题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低 迷，问题的根源还是出在了劳动力市场上。
由于消费的下降还会传导到生产端，引起失业率的上升，或者工资的下降， 现有文献会把这称之为一般均衡效应，或者间接效应。我们还通过将家庭需求的 下降与工资建立联系，进一步捕捉了收入不确定性冲击的间接效应。结果显示， 当把总需求下降产生的工资下降或者失业率升高考虑进来后，收入不确定性冲击 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会更加严重。这是因为，收入不确定性冲击虽然使得家庭预 防性储蓄升高，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整体经济收入水平。但是，当总需求不足传 导到生产端时，还会额外产生负向收入效应，导致经济情况进一步下降。 如果企业像现实数据中表现的那样降低住房供给，降低开工率，从而使得住 房总供给下降，那么收入不确定性冲击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是不是就会降低？我 们进一步检验了这一猜测。结果显示，如果保持房价不变，当收入不确定增加时， 家庭的住房需求会降低，并且会在收入不确定性冲击的最后一期达到顶峰，最高 可达到 9%左右。这一结果不但高于当前的数据值，而且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 住房面积是所有住房的存量，不仅对应于现实中的新房，而且还包括二手房。而 数据中的房屋新开工面积是一个流量的概念，仅包括新房面积。从这里可以看出， 房地产企业降低住房供给仍无法起到稳定房地产市场的目的。
如何扭转这个局面，再次激发家庭的住房需求？课题组认为，需要认识到当 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疲软不仅仅是房地产的问题，而是牵扯到整体经济运行是否 健康的问题。现在社会上有些观点认为房价降低、家庭债务增速放缓是家庭购房 动机下降导致，是房地产市场内部问题，因此，降低家庭购房壁垒，比如调低贷 款利率，降低首付比，降低买房限制等政策可以起到刺激房地产市场的作用。这 种观点孤立地看待房地产问题，低估了房地产市场问题的严重性，最近两年出台 的类似政策的效果也印证了这一点。本项目的分析表明，劳动力市场的健康运行 才是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关键，政策制定者要有全局意识，要关注于稳定劳动力市 场，提高家庭收入，恢复家庭预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恢复家庭的住房需求， 起到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作用，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二次抵押市场几乎等于缺失的现实，大量未还完房贷或 已还完房贷的住房净值仍在市场中沉睡，未能起到平滑家庭消费，改善家庭需求 的作用。因此，课题组认为，在保证家庭部门不陷入“债务通缩”衰退的大前提 下，家庭部门加杠杆的具体措施不妨换一种思路，不再将眼光放在住房需求上， 而是放松二次抵押的限制，将加杠杆的人群放在多年前已经买房，已经累积了足 够的房屋净值，且目前急需消费资金的家庭。这样不但不增加家庭的额外债务负 担，而且还会放松家庭的预算约束，起到刺激需求的目的。
作为财力的重要补充，地方债务在弥补地方政府财权和支出责任缺口，推动 地方经济快速增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不断累积，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忽视。由于金融系统是地方政府融资的主要渠道，且地方 政府债务与金融风险关联复杂，如果不及时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很容易引发系 统性财政金融风险，存在向财政金融体系加速风险传导的隐患，进而严重威胁到 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民生稳定。课题组试图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情况和 特征进行全面分析，以找准阻断财政金融风险外溢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金融支撑。同时，课题组深入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膨胀 的根源，从制度性层面上探讨了根治地方债务问题的可能方向。 根据财政部的数据，截止到 2022 年底，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为 350618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约为 143896 亿元，专项债约为 206722 亿元。从增速来看， 自 2017 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以年均 16.3%的速度快速增长，远高于同期 名义 GDP 增速 7.8%，反映出地方政府债务增长速度过快，因而及时遏制控制债 务规模过快增长，切实维护债务可持续性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地方政府债务付息支出激增，付息压力较大。近几年地方政府存量债券平均 利率基本保持在 3.5%左右，而债务规模扩大直接导致付息支出的激增。经课题 组测算，2022 年地方政府债券支付利息 1.12 万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20.8，较 2018 年付息支出翻了一番，首次突破 1 万亿元。随着债务还本付息压力不断继 续累积，地方债务违约风险也越来越令人担忧。根据 Wind 数据统计，债务率超 过 300%进入债务风险等级红色区域的地区达 266 个。 分不同区域来看，经济规模较大、相对发达的省份债务余额更高；经济规模 较小的省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相对较低。WIND 数据显示，2022 年底，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排名前五的省份分别为广东（25082.3 亿元）、山东（23588.0 亿元）、 江苏（20694.1 亿元）、浙江（20168.8 亿元）和四川（17705.4 亿元），依次占地 方政府债务总额的 7.2%、6.7%、5.9%、5.8%和 5.0%。经济欠发达地区产生的资 金流有限，如何偿还债务是真正棘手的问题。而且，受政治体制的影响，经济落 后地区在债务问题上存在严重的“隐性担保”和“期限错配”的双重卸责动机， 因而成为地方政府债务局部违约风险的主要爆发点。 从地方政府显性债务率方面来看，省级分布同样存在显著的区域不平衡现象。 截止到 2022 年底，7 个省份的债务率超过 150%（债务率警戒区间的上限是 150%）， 分别是天津、吉林、云南、辽宁、贵州、重庆和福建。相比而言，虽然广东、山 东、江苏、浙江四大经济强省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较高，但四省的债务率均值仅 为 112%，这也说明地区经济发达代表其偿债能力也较强，债务问题通常不会对 其构成真正的困扰。
在地方政府负债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地方 GDP）方面，负债率较高的省 份集中在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青海债务余额占 GDP 比率为 84%， 贵州为 62%，显性债务已经超过了地方债务负债率 60%的“红线”，吉林债务余 额占 GDP 比率为 55%，甘肃为 54%，而直辖市天津的负债率也高达 53%。 作为联结财政—金融的重要载体，地方政府债务扩张风险极易外溢至金融系 统（徐忠，2018），成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灰犀牛”。从现实经济运行 过程来看，地方政府债务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部门，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 革之前，根据 2013 年审计署报告显示，在地方政府性债务资金来源中，高达 56.56% 的债务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之后，根据财政部 2022 年 12 月《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报告》数据显示，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券投资者 结构中，商业银行占比高达 82.97，是地方政府债券的主要购买者。由此可见，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急剧扩张以至于陷入到债务偿还困境中，必然会对银行日常经 营活动产生影响。
具体地，课题组首先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银行风险 影响，经验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会诱使银行承担更多风险。随后，课题组构建了一个包含中国地方财政金融制度特征和商业银行具体经营实践状况的 DSGE 模型，探究了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理。理论分析发 现，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导致银行风险水平增加的经济学机制在于：一方面，从银 行资产端来看，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需求增加会挤出实体经济融资规模，造成企业 贷款规模下降，实体经济产出下降，家庭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下降。从银行负债端 来看，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需求增加，这会倒逼银行从家庭部门的融资需求增加， 而家庭能为银行提供的存款却减少，导致家庭的存款利率上升。存款利率的上升 将会增加银行债务融资成本，从而加剧银行与家庭之间的道德风险，尤其是在有 限责任制度保护下，银行不需要完全内化贷款违约造成的损失，因而为节省监督 成本银行会主动降低监督努力水平，承担更多风险。
另一方面，鉴于地方政府与银行间存在关联关系，当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时， 银行获得的扭曲激励会增加，使得银行股权融资的成本劣势更为凸显。理性的银 行会通过降低股权融资的规模来调整自身负债结构，导致其股权融资占比下降。 然而，银行股权融资占比减少意味着其经营决策行为与自身利润的相关度降低， 此时银行倾向于降低监督努力水平，最终造成风险承担水平增加。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切实维护财政金融稳定，是当前坚决打好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任务。有效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前提，是 找到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隐性债务膨胀的深层次原因。现有研究文献中，地方政 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因素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类：财政分权体制、预算软约束与政绩 考核体制。课题组认为，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的根源在于预算软约束下的 GDP“锦 标赛”激励机制。以 GDP 增长为政绩考核指标的体制下，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 是地方政府大量举债的主观成因。经济“锦标赛”激励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以 吸引更多的投资和资源。这种政府主导投资的增长模式在支持中国长期增长奇迹 方面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这种模式下的决策目标过度侧重于增长 而不是消费，引发盲目投资和赤字膨胀，从而导致过度举债。
课题组构建了一个考虑了预算软约束和地方政府竞争的理论模型，分析地方 政府之间的竞争行为及其与债务膨胀之间的关系。根据模型数值模拟结果发现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在初期阶段的确是可以促进增长的，但这样的机制会导致 对增长目标过度关注，导致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逐渐上升，从而地方政府负 债率也逐渐上升。课题组根据实证分析的结论也佐证了地方官员对 GDP 竞争的 重视程度的确会显著导致政府债务规模膨胀。同时，对于任一地区而言，给定对 照地区的锦标赛权重，提高本地区的锦标赛权重，更积极地参与地区间竞争都是 占优策略，因此地区间竞争会陷入盲目扩张的囚徒困境，随着经济发展，不仅会 导致债务过度积累，推高政府杠杆率，还会最终阻碍经济增长。此外，全要素增 长率提高，不仅有助于提高产出和消费，还可以降低负债率。因此，应当合理引 导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使资源更多投向着眼于未来的研发领域，有利于减轻盲 目投资和资源浪费现象，实现良性竞争。
综上所述，课题组首先总结归纳了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现状以及风险状况， 发现地方政府显性债务总体规模大，但风险可控，且不同地区间地方政府偿债压 力差别显著，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加大。其次，课题组详细分析了地方 政府债务扩张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会显著增加银行 风险。最后，课题组深入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的深层次原因，认为其根源在 于地区竞争下地方政府对 GDP 的渴求，同时预算软约束下地方政府对中央兜底 的侥幸心理也具有重要作用。
受新冠疫情影响，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承受重大压力。2021 年全年失业率 波动下降，新增就业人数同比显著上升，略低于 2019 年，求人倍率持续处于高 位。2022 年全国失业率波动变化较大，但最终回落到 5.5%目标范围内，完成全 年新增 1100 万就业人员的目标。而随着今年经济持续恢复，疫情影响减弱，2023 年劳动力市场整体保持稳定，调查失业率下降，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虽然就业形势整体保持稳定，但结构性就业矛盾不可忽视。今年青年失业率 仍处于高位。自 2022 年我国青年失业率连创历史新高，年轻人就业问题引起了 社会和决策部门高度关注。青年失业率，即 16-24 岁人口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青年群体的就业情况。就纵向来看，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截至 6月，2023年年均青年失业率为19.6%，高于2022年的17.6%和2021年的14.25%， 较疫情前 12%的常态水平增长明显。就横向来看，国际劳工组织于 2022 年发布 的《2022 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显示6，世界青年失业率达到 14.9%，北美地区 的青年失业率为 8.3%，欧洲地区略高一些达到 16.4%，我国青年人就业情况对比 发达国家甚至世界平均水平也不容乐观。和全国整体对比，青年失业率远高于疫 情前常态水平，并和整体失业率走势分化。2023 年 6 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已 连续 5 个月回落，降至 5.2%，和 2021 年同期相当；25-59 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同 样连月下降至 4.1%，处于近年来历史低位。相较之下，16-24 岁人口调查失业率 由 1 月的 17.3%攀升至 21.3%，创下青年失业率数据公布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年我国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从中央到地方帮扶 政策频出，可见青年就业问题是重中之重，难中之难。
从供给端来看，虽然 16-24 岁人口总数逐年下降，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应届 毕业生人数伴随高职扩招和海归学生回国两大趋势稳定增长，加剧了青年劳动力 供给压力。从需求端来看，由于我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不同产业 的就业弹性分化趋势显著，因此客观上需求承压明显。特别地，青年失业率之所 以在今年经济整体回暖之时背离整体向好的就业形势持续上涨，正是受行业修复 态势分化和青年就业结构分化的双重作用。对青年群体增长就业弹性大的其他服 务行业恢复不及预期，高度拖累青年就业。
除了供和需求端两大基本面因素，我国青年就业实际去向以及就业意向过度 集中服务业，也存在显著的意愿不匹配问题。基于青年追求自由和人生意义的就 业心态，拥有丰富多样的行业种类和灵活自由的工作方式的第三产业更受青年人 的青睐。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3 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7，约有四分之一的 2023 届毕业生期望在信息技术行业工作，还有四分之一就业意愿集中在文化娱 乐、生活服务和金融业，仅有 10%左右的毕业生愿意从事和工农业相关的职业。 2012-2022 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关于 16-24 岁年龄段就业人员的行 业分布也表明，过去十年间农林牧渔和制造业吸纳青年就业人口的比例一共下降 了 15%，而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占比达七成以上，住宿餐饮、教育等服务业行业则 成为大部分青年集中的行业。青年就业人口的实际去向以及就业意向过度集中于 服务业可能由两方面因素导致。一方面，制造业招收普通工人的薪资福利太低， 远不及同等工作量服务业所带来的收益，无法吸引受教育水平逐渐提高的青年就 业群体。另一方面，第二产业虽然对高端技术人才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但由 于招工门槛极高，实际吸纳就业人数较少，从事其他行业的青年失业群体也难以 符合专业要求。中长期结构性因素叠加短期冲击，使青年就业结构性问题凸显， 青年失业率屡创新高。
青年人就业难已得到了大众的广泛关注，而中年群体作为政策较少关注的人 群，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中年群体背负着偿还房贷、养儿育老等的经 济压力；另一方面，据报道受疫情影响近年来互联网行业等出现较大幅度裁员， 中年群体首当其冲。并且，由于劳动力市场供需之间存在摩擦，该群体通常难以 迅速再就业，且再就业之后的工资降级和岗位稳定度也是困扰该群体的大问题。 中年人群再就业艰难。首先，年龄歧视普遍存在。尽管法律禁止年龄歧视， 但事实上，许多雇主在招聘时会将年龄纳入考虑，很多岗位会更加偏向年轻人。 劳动力市场中有个不成文的说法，45 岁被认为年轻界限，一旦超过这个年龄，求 职者的就业机会就会受到限制。据一些网络平台的招聘数据显示，目前已有很多 企业将招聘的年龄限制下调至了 35 岁。因此，无论是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中年 人，还是准备再就业的中年人，他们面临着到处碰壁和无法找到合适工作的情况。 于是在再就业过程中，调低期望，接受稍低薪的岗位或者选择灵活就业岗位是许 多中年就业群体碰到的普遍现象。但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群体，他们 是家庭的“中流砥柱”，收入的减少和岗位的不确定性增加会给家庭带来负面冲 击，甚至进一步影响整个家庭的消费和投资决策，影响社会的稳定。
中年群体再就业难的另一原因在于缺乏相关技能和教育。现代职场是在不断 变化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变化，这使得我们所有劳动者需要不断学习新技术、 新技能以适应新的职业需求。但许多中年人如果长时间没有再就业，他们的技能 和知识会逐渐陈旧，难以符合不断变化的岗位需求。例如在中年人再就业的过程 中时常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职业转型：如何在考虑自身兴趣的基础上，找寻技能 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匹配，重新定位自己的职业目标。相较于中年群体，普遍来说 青年群体更加易于接受新观点，学习新知识。且客观上说，人至中年，体力和记 忆力开启下行通道。所以许多公司更加倾向于招聘年轻的员工。这使得中年人在 就业市场中，不仅需要重新评估自己的能力和市场的需求，学习适应新的行业和 新的技术，展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同时还要面对与年轻人竞争的压力。
前文所提到的青年人就业意愿与产业发展不平衡、就业结构的分化、中年人 再就业匹配难等问题都与劳动力市场匹配质量息息相关，是结构性失业的一种表 现。在总体就业形势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劳动收入稳步增长，劳动者技能也在不 断提升。然而随着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新形态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也给劳动 力市场带来了新挑战。在关注就业数量的同时，我们需警惕中长期结构性失业风 险，关注劳动力市场匹配和就业质量。 根据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报告 （2021-2022）》，我国目前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约为两千多万，15 岁及以上人 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从 2000 年的 7.11 年提高至 2020 年的 9.91 年，人口素 质提升显著。但是伴随着高等教育扩招和劳动力就业难问题，教育错配，尤其是 过度教育，日渐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就业现象。该报告综合使用中国家庭 追踪调查（CFPS 2014~2018）数据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05~2017）数 据采用众数法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匹配现状进行测量。
我们认为在稳步推进教育扩张的同时，要兼顾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制度 链接设计。在人才供给方面，应当加快建设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满足劳动力市 场对高端技术人才的需求。高校的专业设置要紧跟产业升级的进程，进一步提升 引领性。在市场需求方面，应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增加与制 造业相匹配的服务岗位，提升服务业的吸纳就业能力。在劳动力市场人才与职业 岗位匹配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制度环境。改善目前仍然存在于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歧视现象，消除就业市场的搜寻摩擦；加强劳动力市场的就业 指导和信息传递效率，提高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应鼓励发展劳动力市场的相关 就业咨询、职业规划等服务，考虑针对不同学历人群开办公益性就业指导项目等， 帮助拥有不同学历、不同技能、不同偏好的就业者能够更好且更快的匹配到相适宜的岗位，减少劳动力市场错配，促进高质量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