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放量的⻜速增⻓。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也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历史累计排放国。2021 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的27% 12，而其人口和GDP同占世界的18%左右。1990年， 中国的排放量在全球总量中的占比不到10%，其在此后上升到现今的水平。2010年至2022年 间，73%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增长量来自中国；截至2022年底，中国也是新冠病毒全球大流 行开始后、全球唯一一个排放量上升的主要排放国，这要归咎于其迅速与高碳的经济复苏 13。 该国相对GDP的高排放量不仅由其重煤的能源结构导致，也源于其严重依赖建筑业和“烟囱工 业”、且能源密集的经济结构。 因此，中国排放的最主要源头为能源和工业流程，特别是钢铁、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的生产。
自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以来，中国就一直在二氧化碳排放和清洁能源方面设有目 标。中国为实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行动使其在部署可再生能源和核电方面成为全球领头羊，但 这还不足以使其化石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 在2014年，在中国主席习近平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中，中国首次承诺计划在 “2030年左右”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2020年，习近平主席承 诺，中国将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且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 值 14。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全国上下掀起了出口和投资的热潮，随之而 来的工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促使了的排放量攀升。这股热潮的转折点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 发。2008年，中国领导层推出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刺激计划，此举推动了2009 年至2012年排放量的更快增长。这项计划中的大部分政府支出扶持的是经济结构中能源最密 集的部分：建筑业和重工业，特别是钢铁、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行业。 当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在2013年开始消退时，煤炭、钢铁和水泥的消费量开始下降。习近平 总书记发起的“反腐战争”加剧了这种下滑趋势，因为它遏制了地方政府的项目审批和建设的 热情。 面对工业经济的放缓，中国领导层的最初反应是将这种改变定位成“经济新常态”的一部分。 在“新常态”下，家庭消费、服务和高附加值产业将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也就在这个时候， 中国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了两国的“气候协议”，其中不仅包括中国的二氧化碳 达峰承诺，还有两国为《巴黎协定》铺平道路的合作姿态；与此同时，空气污染危机占据了中 国国内的头条新闻，它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至少在更发达的沿海地区限制煤炭消费的机会窗 口。
然而，随着对关键商品和重工业产品的需求和其价格的下降，国有企业在2015年底出现重大 财务困境。于是，新一波的经济刺激措施在2015年底启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刺激政策 的推动下，中国的增长持续。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之后，政府为了抵消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影 响推出了利于供应侧的刺激措施，中国以刺激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加剧。 由于政府推出的经济复苏政策旨在刺激建筑业和工业（包括出口行业）的产出，这使中国的排 放量在2020年底和2021年初激增。根据全球碳计划（Global Carbon Project）的估算，在中 国2020年的新增排放量中，有三分之二可归因于贸易隐含排放的上升 15。这是由于世界各国纷纷推出与疫情相关的经济刺激政策，因此，全球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上升；与此同时，虽然 中国自身的政策促进了生产，但却未拉动国内需求的上升。 2021年中，政府为遏制房地产投机与低价建设项目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其防疫措施愈发严 格，清洁能源也开始扩张，因此，中国工业产出的增长趋势开始逆转。2022年底与2023年， 中国的排放量止跌回升，其背后原因是由热浪和干旱导致的水力发电量的大幅下降，这致使政 府用煤炭作为短期的发电替代方案。与此同时，在“清零政策”被撤销之后，中国的石油消费 量也出现了反弹。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自发电和重工业部门，其中，钢铁、非金属矿物（水泥和玻璃）和 化学品这几个行业是最大的工业排放源。值得注意的是，交通运输部门的总排放量和家庭消费 部门的总排放量皆低于前述几个行业的单独排放量。如果将发电部门的排放量分配给 消费电力的行业，那么有色金属行业（如铝、铜和镍）则成为主要排放者，原因是该 行业的电力需求量很高。
基于卫星数据做出的估值表明，2010-2017年，中国的甲烷排放量以每年约1.5%的速度增 加，且所有排放部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水稻和畜牧业以及垃圾填埋场和废水）的排 放量均在增长 16。然而，基于一些工业生产（如煤炭生产）的数据生成的排放清单表明， 2012至2018年，当中国的煤炭生产增长缓慢或呈现负增长时，其甲烷排放的增长也可能随 之放缓或停止。中国甲烷的排放水平和趋势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17。
中国境内因使用化石燃料而产生的人均排放量在2005年左右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在2013年 超过了欧盟的水平。如果根据商品的消费地、而不是生产地来分配排放量，那么中国的排放量则会低10%左右。换 而言之，虽然中国大规模的出口行业确实是造成其高排放量的因素之一，但是它的权重比一般 人认为的要低。 在2020年，中国基于消费而产生的人均排放量与欧盟的数据相同。 中国基于消费产生的人均排放量与其GDP水平相比较高，其原因是中国的能源密集型经济。大 多数能源最密集的商品，比如钢铁、水泥和有色金属，均为国内生产、国内销售。此外，中国 也是排放密集型商品的主要进口国。暗含在中国贸易中的排放量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 达到顶峰，此后一直在下降。也就是说，自2008年以来，净出口对中国的排放增长没有任何 贡献。
中国气候行动的重点之一是降低其经济的二氧化碳强度，即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中国在 这方面取得了快速的进步。然而，与其他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non-OECD）国家的平均水 平相比，中国需要降低的起步指数非常高，与发达经济相比差别就更为明显。与其他在过去几 十年中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走的是一条二氧化碳强度远超他人的经济增 长轨迹，这是由于其能源结构中的高煤炭比例和能源密集型经济。从2013年以来，中国二氧 化碳排放的增长放缓，这使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的二氧化碳强度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趋同，但与 大多数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新兴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仍然是它们的两倍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