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格局深刻变化，“一带一路”意义更加深远。
“全球南方”通常代指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冷战结束后曾长期淡出国际舞台。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一些摆脱殖民枷锁、走上独立发展道路 的国家开始使用“南方”来表明发展中世界与工业化国家代表的“北方”之间的区别，“南 南合作”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追求自主的重要国际议程。随着冷战结束后全球化 浪潮的推进和阵营对抗的消失，“南方”和“北方”的概念在国际政治议程中曾有所降温。 近年来，“全球南方”叙事热度逐渐升温，西方国家均在相关领域积极布局。2022 年 5 月、6 月、12 月，美国接连主办“美国-东盟峰会”、“美洲峰会”和“美国-非洲峰会”， 致力于在新时期强化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拜登政府亦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 构想，试图在亚太地区重组产业链体系和贸易规则框架；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 2023 年 2 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要同“全球南方”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并承诺欧盟将支持 非洲联盟加入 G20，随后欧盟宣布计划向非洲大陆投资 1500 亿欧元，用于修建公路、铁 路等基础设施；日本近来频频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的联系，2022 年 8 月召开“日非 峰会”，12 月同中亚五国召开外长会议，2023 年 3 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印度发表演讲， 提出将以新计划推动实现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同时宣布日本到 2030 年将 投资超过 750 亿美元以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等。
西方国家积极介入相关叙事，既有积极拉拢“全球南方”靠近自身立场的意图，又有 试图削弱中国影响力的战略考量。一方面，西方国家担忧“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受到挑 战，需要加力拉拢“全球南方”以形成“统一战线”。俄乌冲突爆发后，尽管西方国家陆 续对俄罗斯实施单边制裁，但不少“全球南方”国家却在联合国大会投票中保持中立立场 和谨慎态度，表现出发展中国家更愿意基于自身诉求和价值观念做出选择，而不是盲从西 方。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愈加担忧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国际和地区影响力，担心中国会动摇自身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西方多国不仅提出“重建美 好世界”、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伙伴计划等倡议，与“一带一路”针锋相对，同时恶意炒作 “中国债务陷阱论”，试图离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尽管西方国家主动炒热相关议题，但其并未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真正的发展红利，国际 公共产品供给依然短缺，使全球治理体系稳定性面临挑战。著名经济史学家、马歇尔计划 的思想构建者之一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认为，世界经济体系的良好运 行必须有一个国家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提供维持体系稳定所必需的成本，即“国际公共 产品”。典型的国际公共产品包括良好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开放的国际自由贸易、稳定 的国际金融和国际货币体系秩序等外部性特征明显的资源、服务以及政策体制；而在全球 权力转移过程中，如果新兴大国不能承担领导责任，就会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短缺，进而造 成全球经济混乱和安全失序。其后，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将这一理论 总结为“金德尔伯格陷阱”。近年来，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在下降，特朗 普政府时期强调“美国优先”，出台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带领美国退出《巴黎协 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孤立主义倾向回潮；拜登政府虽带领美国重返此前 退出的国际组织，但仍未提出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方案，俄乌危机爆发后反而率先发起单 边制裁、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将国际金融体系武器化，不仅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 使得广大新兴经济体本就风险丛生、压力沉重的复苏之路更添阴霾，更动摇了国际社会对 现有国际货币制度体系的信心。
相比之下，“一带一路”的中国方案是真正符合广大南方国家现实需求的国际公共产 品，对于全球治理的价值更加凸显。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平等互利、开放 共享的原则，不搞小圈子，尊重各方参与，以“五通”为抓手向世界提供互联互通、金融 机构、共同发展、全球治理等物质和理念上的公共产品，能够对全球治理体系形成有效补 充。特别是当前在中美长期博弈、俄乌危机持续冲击、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背景下，世界 秩序正加速调整演变，“一带一路”对于全球治理的意义更加凸显。根据外交部长秦刚在 2023 年全国两会记者会上介绍，十年里，“一带一路”倡议拉动了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 形成 3000 多个合作项目，为沿线国家创造了 42 万个工作岗位，让将近 4000 万人摆脱贫 困。2022 年以来，从印度到阿根廷，从巴西到南非，从中东到东南亚，全球各国和地区 都在加速努力，制定减少对美元过度依赖的相关政策，全球范围内涌现的“去美元化”浪 潮从侧面反映了广大新兴经济体摆脱美国金融霸权、探索新发展模式的迫切需求。“一带 一路”合作在为沿线国家发展带来了诸多实际益处的同时，也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 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南南合作”是扩大对外开放、捍卫多边主义的 重要抓手。从政策意义上看，在中美长期博弈背景下，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已成为 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契机、平台和抓手，也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方式。近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经贸关系持续深化，货物贸易规模屡创新 高，双向投资也保持稳步提升态势，“一带一路”合作已成为支撑我国“双循环”格局的 重要力量。在中美长期博弈背景下，与“一带一路”沿线在经贸与产业链上的合作，将成为保障经济安全、产业链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等方面的重要方式，在国际环境“新的动荡 变革期”下，具有更加重要的政策意义。从外交意义上看，“全球南方”国家并非国际组 织或政治集团，而是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发展水平以及利益诉求多元的国家群体，这些 国家并不愿成为大国竞争中的棋子，但其占全球 70%以上的人口基数，且在国际议题中拥 有数量庞大的投票权。在西方国家以中国为“假想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拉拢、分裂、 打压之下，“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政策沟通对于进一步团结“全球南方”、捍卫真正的多边 主义而言更加不可或缺。
不过，由于不少发展中国家本身经济基本面脆弱、政府治理能力有限，又多处在地缘 政治风险频发地带，对我国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造成了一定风险挑战。一 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体制多不稳定，政权交替频繁，或存在分离主义势力， 可能对合作项目的建设造成不利冲击，或使项目建设投入大量额外资源用于安保。例如 2018 年 5 月，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率领反对党赢得大选后，以考虑“马来西亚面临 的经济和财政压力”为由重新审查纳吉布时期批准的中资项目，并同中国进行了后续重新 谈判；又如瓜达尔港所处的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长期受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冲击影响， 近年来亦发生过多起针对中企和中国公民的袭击。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多是 地缘热点地带和矛盾冲突多发区，国家间领土纠纷及历史恩怨复杂，如印度与巴基斯坦、 伊朗与沙特以及东南欧巴尔干地区等，也对“一带一路”项目的落地带来一定风险隐患。
值得注意的是，2023 年以来我国元首外交保持活跃，在“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地区 取得重要外交突破，使“一带一路”合作的安全性与经济性均有显著提升。近年来，“一 带一路”沿线各国对经济与民生问题重视程度逐渐提高，中国更顺应时势重启了积极的外 交动作。2023 年 3 月 10 日，中、沙、伊三国在北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沙特和伊朗宣布 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或是近期“一带一路”沿线最为标志性的外交突破。美国自奥巴 马政府时期开始在中东收缩战略力量，其影响力的减弱为外交破局创造了空间；同时，中 东各国对经济与民生的重视亦不断提升，各国开始专注于缓和紧张形势并扩大合作可能。 沙伊两国虽均是地区大国，但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主导中东事务，且长期的高强度竞争亦 使两国面临日益增加的内部发展和外部稳定压力，两国关系面临现实改善需求。在这一过 程中，中国起到了重要的斡旋作用，并以高层对话为核心促成了此次和解，使“一带一路” 建设在中东所面临的区域风险得到缓释。
在全球治理格局快速调整演变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以及对探 索新发展路径的需求，对于新时期的“南南合作”模式有着更加强烈的诉求，为“一带一 路”合作扩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在世纪疫情、俄乌冲突、西方制裁等一系列外生冲击下， 广大新兴经济体一方面对于自身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更加重视，另一方面也需要在持续滞 涨下寻找新的发展路径，解决产业发展和改革的瓶颈，对于新的合作与发展模式有着更加强烈的诉求。 西方国家虽热衷于积极参与“全球南方”叙事，但其提供的发展模式对新兴经济体而 言往往“水土不服”。二战以来，西方便奉行捆绑式经济援助。“马歇尔计划”时期，美国 对外援助的附加条件主要是受援方必须用受援款项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20 世纪 80 年代 起，欧美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在对外援助中附加经济改革要求，使得诸多新兴经济 体被动卷入经济自由化的浪潮中。21 世纪以来，国际组织与西方援助国除了继续采用华盛 顿共识等第一代经济附加条件外，又提出“民主、多党制、私有制”等第二代附加条件， 要求受援国家必须按西方国家的意图进行经济及政治改革，以良好治理作为提供援助的先 决条件，迫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为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而不得不进行美国期待的政治改革。 然而新兴经济体发展基础薄弱，欧美所强加的发展模式频频出现“水土不服”，使新兴经 济体对欧美提供的发展模式日渐失望。
相比之下，“一带一路”是“南南合作”的典范，以“共商、共议、共建”为原则， 并可与区域治理机制形成有效对接，形成真正的利益共享。“一带一路”建设强调以开放、 包容性合作机制与沿线国家进行战略对接，顺应“南南合作”制度化趋势，与既有机制形 成有效衔接。在“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中，凡是有意愿参与合作的国家和地区都可以成为 一份子。由此构成的区域性的合作机制与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 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 作论坛、中国与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既有多边合作机制相互衔接， 并与各成员国的发展战略对接，使更多国家和地区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这种对接 并不是强制其他发展中国家必须接受中国的倡议与标准，而是在双方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找到共同点，进行“共商、共议、共建”，进而制定共同接受的标准。因此，“一带一路” 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对既有机制的补充与完善，更容易受到广 大新兴经济体的积极响应。世界银行研究指出，若共建“一带一路”内的交通基础设施项 目全部实施，到 2030 年，每年将有望为全球产生 1.6 万亿美元的效益，占全球 GDP 的 1.3%，其中 90%的收益由伙伴国分享，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受益最多。
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模式吸引力亦有所提高。后疫情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新 秩序呼唤平等与共赢，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国际社会需要更加 有效的经济治理，以应对危机带来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模式与经验产生 了越来越强的吸引力与塑造力，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带来了新的思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政策，提高经济增长，实现发展富裕，可以不 必照搬发达国家的“药方”。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更切实的参考意义， 且对安全稳定、民主人权之间的关系理解一致也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中国式现代化可为促进地区增长和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与欧美强势输出西方价值观不同的 是，中国不主动“输出”中国模式，更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充分尊重其他 国家选择的不同发展道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弘扬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为更多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增添了信心。
2020 年以来，贸易摩擦、疫情冲击、俄乌冲突等多要素叠加导致世界经济下行风险 加剧，新兴经济体遭受诸多冲击。IMF 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的 GDP 增长率约为 3.9%，较 2021 年大幅下降 2.6 个百分点。在疫情扰乱供应链、乌克 兰危机搅动能源和粮食市场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全球通胀高企，对世界经济构成重大风险。 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通胀形势更为严峻，土耳其 2022 年 10 月 CPI 同比涨幅达 85.51%，创近 24 年新高；阿根廷 2022 年累计通胀率达 94.8%，为 1991 年以来最高值。 与此同时，美联储连续大幅加息在全球范围产生严重外溢后果，令不少国家本币贬值、资 本外流、偿债成本上升、输入性通胀加剧。美联储激进加息带来的负面效应严重冲击新兴 经济体，放大了这些经济体原本的增长困境，多国被迫跟进加息，导致全球金融环境显著 收紧、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增加。对于外债和贸易逆差较高的新兴经济体而言，上述外部 动荡因素加剧了其流动性和债务危机风险。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阿根廷等国家不得不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贷款予以纾困。
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沿线众多新兴经济体基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增长动能 从低谷中逐步恢复，有望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合作的经济价值。伴随着各国经济自身 的恢复、发达经济体加息节奏放缓、部分债务危机的治理初现曙光，新兴经济体基本上度 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经济增速亦有望回到上升通道。根据 IMF 于 2023 年 1 月的预测，2023 年和 2024 年新兴经济体总体经济增速有望达到 4.0%和 4.2%，既相比 2022 年的 3.9%有 所回暖，也相比发达经济体的 2023 年和 2024 年 1.2%和 1.4%的预期增速保持明显增长 优势。各国经济增长的回暖，有望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合作的经济价值。 随着十年来“五通”建设的持续落实，未来“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具体领域预计也 将迎来拓展升级。当前，“一带一路”合作正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国与沿线国家 的合作领域也正与时俱进、稳步拓展，由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延伸到沿线国家贸易投 资合作优化升级，再到清洁绿色能源、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合作新增长点的不断涌现一方 面为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复苏带来新的增长动能，另一方面也将带动我国制造业和出口结构 的高端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