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疗行业为万亿美元级别的庞大产业，2022年美国整体医疗支出达 4.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1%，19-22年复合增速5.9%。
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里，美国医疗支出一直维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占GDP的比例持续提升。从1960年到2022年，美国医疗支出从271亿美元增至44646亿美元，年 复合增速为8.58%；医疗支出占GDP比例从1960年的5.0%提升至2022年的17.3%。 我们认为，美国医疗支出的增长历史可分为五个阶段：（1）前Medicare和Medicaid阶段（1960-1965年）；（2）政府医保扩面和价格膨胀阶段（1966-1982年）；（ 3）支付方式改革和价格温和增长阶段（1983-1992年）；（4）成本控制和后续反弹阶段（1993-2002年）；（5）经济周期扰动下增长放缓阶段（2003-2013年）； （6）平价医疗改革（ACA）和整合型医疗（ACO）改革阶段（2014-2022年）。
美国医疗支出的资金来源可分为私人（Private）和政府（Government）两大类，其中私人包括企业（Private Business）、个人（Household）和其他私人收入，政府包 括联邦政府（Federal）和州政府（State and Local），从占比来看，（1）政府的支出占比自1965年以来快速提升，2022年支出占比已达48%，其中联邦政府支出占比持 续提升，从1965年的9%提升至2022年的33%，成为美国医疗支出的最大单一资金来源方，而州政府支出占比较为平稳，2022年占比为15%；（2）私人支出占比自1965 年以来持续下降，2022年支出占比已降至52%，其中个人支出占比快速下降，从1965年的61%降至2022年的28%，而企业支出占比较为平稳，2022年占比为18%。
（1）医生服务支出是控费最难的环节，医院支出是导致费用增长最重要的环节，而处方药品支出的控费难度相对较低。
美国医疗支出增长最大的来源为医院支出，其次为医生服务支出，处方药品支出（零售渠道）增长占美国整体医疗支出增长比例大部分时间里仅有10%左右，这也决 定了美国在历史上大部分的控费动作均是针对医院及医生诊疗。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医院支出和医生服务支出的增长占比在大部分时间里都相对稳定，尤其是医生 服务支出的增长占比，大部分时间里均维持在15-20%，而药品支出的增长占比波动较大，这表明医生服务支出是控费最难的环节，而处方药品的支出控费难度相对较 低。
（2）与国内情况相同，美国政府实际上是美国医疗支出最大的单一支付方，但不同的是，美国政府资金流向医疗供给方的途径十分灵活和市场化。2022年美国政 府支出占整体医疗支出的比例为48%，其中仅有54.1%的支出是直接通过公共部门流向医疗供给方，剩下的45.9%支出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法，经由私人部门流向 医疗供给方，后者包括的方法有：（1）通过保费或税收减免、补贴直接支付给私人商保，（2）先支付给Medicare和Medicaid两大政府医保，然后通过政府购买的 方式（如Medicare中的Medicare Advantage模式）支付给私人商保，最后经由私人商保流向医疗供给方。
（3）美国商保实际上充当了美国医疗机构和政府医保间的调节器，有效分摊了医疗机构来自政府医保的控费压力，保证了医疗机构能维持合理的利润率。 例如从2011年到2018年，美国医院Medicare业务的Payment-to-cost ratio从91.7%降至86.6%，Medicaid业务的Payment-to-cost ratio从94.9%降至89.3%， 而期间Private Payer业务的Payment-to-cost ratio从134.4%提升至144.8%。而在此期间，美国医院的整体利润率从5.1%提升至5.9%。 目前国内的医疗机构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医保控费压力，参考美国，开拓商保等第三方支付方的收入渠道，或许是维持甚至提升自身利润率的重要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