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梳理美国潜在产出增速下降期间，产业结构有哪些变化。
从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出发，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是影响潜在产出的关键因素。 结合美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来看，两次潜在产出增速的下降均伴随着人口结构的调整、设 备投资增速的下降以及技术进步的放缓。 人口方面，20 世纪 50 年代的“婴儿潮”对美国人口结构影响深刻。1945 年二战结 束之后，大量军人返回美国，带动了 1946 年至 1964 年的“婴儿潮”。伴随着这批“婴 儿潮”人群年龄的变化，相继出现了 1960 年至 1975 年劳动人口的高增长、2000 年至 2015 年高储蓄人群的高增长。而美国两次潜在增速的下降均伴随着劳动人口同比增速的 下降，以及高储蓄人群增速的提升。
技术水平方面，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在 1945 年至 1970 年、1982 年至 2005 年有过 持续的快速提升，1970 年至 1982 年、2006 年至 2015 年有所放缓。结合历史背景来看，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升主要源于二战期间的军用科技需求 迫切，推动了以原子能、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等应用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20 世 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末，互联网技术实现快速发展，叠加克林顿政府对信息产业的大 力支持，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得以再次走高。2014 年至今，移动互联网渗透率提升、大数 据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创新接力。
行业方面，美国的产业结构在潜在经济增速下降期发生了明显变化，具体来看呈现 以下特征：
第一，以教育医疗、专业服务、娱乐餐饮为代表的消费类行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 重在 1950 年之后持续走高，且在经济增速下降期（1965 年-1985 年、2000 年-2015 年） 的上升斜率相较经济稳态期（1985 年-2000 年、2015 年至今）的上升斜率更大。一方 面，潜在产出增速的下降本身就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就是以农业、制造业为代表 的旧的增长动能大概率放缓，而以消费为代表的新的增长动能即使尚未加速，其占比会 出现被动提升。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潜在产出下降时美国人口结构均出现了变化，高储蓄人群增速的提升直接催化医疗保健、专业服务等产业的快速增长。
第二，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成长性行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出现曲折抬升，抬升 最快的时期通常发生在经济转型后期及经济稳态期。如前所述，在美国潜在增速下降的 期间，通常伴随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放缓，也就是技术进步速率的下降；而在经济稳态期 时，信息技术产业则会成为新的增长动能。具体来看，信息业占 GDP 的比例在 1965 年 -1985 年二十年的时间里提升了 0.8pct，在 1986 年-2000 年十五年的时间中提升了 0.8pct；在 2000 年-2015 年十五年的时间中提升了 0.3pct，在 2015 年至 2022 年七年 的时间中提升了 0.3pct。
第三，以采掘业为代表的上游周期行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在经济转型期呈现先 升后降的状态，这与经济实现转型前的高通胀环境有关。具体来看，采掘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在 1973 年-1981 年由 1.4%提升至 4%，并在 2000 年回落至 0.9%；在 2002 年-2008 年由 1%提升至 2.7%，并在 2020 年再次回落至 0.9%。
第四，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持续下降，金融地产的占比则稳步抬升。这与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去工业化的发展思路有关。一定程度上，长期的制造业外迁与金融行 业膨胀为 2007 年次贷危机埋下了伏笔。故而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 先后在 2010 年、2016 年提出“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但从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来看，该比值在 2010 年之后仍在下降，再工业化的成效难言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