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居民的资产配置中，较多的因素影响到其配置结构和配置的变化。
我们认为：这些因素包括，从大的宏 观环境到行业性因素再到个体因素。大的宏观环境是最为重要决定和影响因素，包括：政策政策的不确定性、 家庭生命周期；行业性因素包括数字金融；而个体性因素则包括居民的风险偏好、居民的收入和净资产、受教 育程度、金融素养、互动和信息获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显著抑制居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在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下， 居民可能会更加谨慎，减少对风险资产的投资，转而寻求更为稳健的资产配置方式。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 情况下，居民预期到未来工资收入的不确定性在上升，需要通过持有更多低风险的安全资产来对冲未来工资收 入的不确定性。而这类“低风险、低收益”安全资产，经过价格水平修正后的安全资产实际收益率其实并不低。
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资产配置有显著影响。例如，年轻家庭可能更倾向于投资于风险资产，而年长 家庭可能更偏好稳健型资产。如果社会的老龄化在加重，年长家庭占比更高，整体资产配置偏好更加稳健型资 产；而如果社会的老龄化现象不是太严重，年轻家庭占比更高，整体的居民资产配置偏好更高风险资产。同时， 年龄与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呈现倒 U 型关系，也就是风险资产配置比例随着年龄不断上升，会在某个年龄达 到定点，一般认为 50-60 岁之间是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最高峰此后开始下降。
不过，可能年龄与风险金融资产 配置占比呈现双峰关系，也就是经历两个高峰阶段，而且第二个阶段的高度要高于第一个阶段。但是不管怎样， 随着进入老龄化社会，为了应对养老消费，需要保持稳定的支出来源和流动性，对于风险金融资产的需求是持 续下降的结合人口老龄化、生育率降低等现实因素，家庭生命周期这一因素或许会在中长期对中国金融市场的 投资偏好形成深刻影响。 居民的风险偏好是影响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家庭的风险偏好会影响其对金融资产和住房资产的配置选择。 风险偏好回升周期中，居民会增加对金融资产和房产的配置，而且更加偏好高风险资产；但是居民风险偏好在 下降周期中，居民会减少对金融资产和房产的配置，转而提高对低风险资产的配置，比如：定期存款等。
家庭的收入水平和净资产财富状况会影响其资产配置行为。收入较高或财富较多的家庭可能更有能力承担 风险，进行更多元化的资产配置。参照美国财富管理市场的数据，伴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居民对股票和共同 基金的配置比例不断增长，而对房地产等非金融资产配置比例逐步下降。对于收入排在前 20%的居民，股票和 基金是第一大配置资产，其中收入 Top1%的客群，对股票和共同基金的配置比例接近一半；而对于收入排在后 40%的居民，房地产是第一大配置资产，占比接近一半；对于收入排在中间 40%-80%的居民，养老金、房地产 是主要的配置资产类别，占比相对均衡。
教育水平越高，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也越高。结合美国财富管理市场的数据，可以发现教育水平虽然 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及收入、净资产等因素。对于大学学历的客群，其对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相对 更高，其中对股票和共同基金的配置比例达到总资产的 1/3，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高学历人群收入水平更高 有关。而对于大学以下学历的客群，对房地产的配置比例相对更高，金融资产内部的配置比例相对均衡。 社会互动和信息获取也是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家庭通过社会网络获取的金融信息和建议可能会 影响其资产配置决策。增加完善的信息获取渠道能够帮助居民更快地获取市场信息，做出及时资产配置调整。
数字金融的发展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渠道和便利，可能会促使居民更多地投资于非传统的金融产品。就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 在 2020-2023 年期间，我国居民的资产配置结构中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大环境和居 民风险偏好。在 2020-2023 年，居民对经济前景预期不乐观，居民会偏好“低风险、低收益”资产，对高风险 资产的需求减少；同时在此前期间，居民的风险偏好在持续下降，对安全性资产的配置需求也在增加，而对高 风险资产的配置需求在下降。从而在此期间，居民的资产配置中定期存款配置比例在大幅提高，而金融产品和 房地产资产配置增幅有限。而在 2020-2023 年期间，居民收入和净资产、受教育程度、以及互动及信息获取、 数字金融的发展在居民资产配置结构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