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环境变化影响机构 展业状况，期间银行行为及经营模式均有所转变。
泡沫危机后，信贷需求收缩拖累银行规模扩张节奏。1980 年来，日本银行资产 扩张历程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为对冲 1985 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影响，货币政策再度转入宽松阶 段，贴现率自 1983 年的 5%逐步降至 1987 年初的 2.5%，期间 M1、M2 增速 分别自 2.1%、7.6%上行至 6.8%、11.5%，都市及地方银行年均信贷增速在 11.3%左右，货币信用扩张提速，推动银行业快速扩表。1983-1990 年间都 市、地方、第二地方三类银行合计贷款、资产 CAGR 分别达 10.7%、11.8%。 2）90 年代泡沫破裂后，经济步入“平成萧条”阶段，债务通缩压力下企业居 民资产负债表衰退，实体融资需求走弱。期间货币政策虽再度转松，但通缩背 景下实际利率下行幅度有限，难以有效刺激信用需求扩张。贴现率自 1990 年 6%高位降至 2001 年的 0.1%，后维持零利率状态，而实际利率自 1990 年 4.15%降至 2001 年的 3.09%，后基本维持 3%左右相对稳定状态。同时，前期 无序扩张的信贷资产质量恶化，风险暴露增加，抑制信贷供给能力，银行扩表 速度明显下降，1990-2010 年间三类银行合计贷款、资产 CAGR 分别降至 0.06%、0.75%。 3）2010 年后安倍政府再度加码宽松货币政策，制定 2%通胀目标，推出大规 模量化宽松，2016 年实施“负利率”政策。伴随宏观经济环境回暖，信用扩张 节奏复苏，推动银行规模扩张稳步提速，2010-2023 年日本国内银行贷款、资 产规模 CAGR 分别回升至 2.92%、4.26%。
资产结构层面看，贷款占比下降，现金及同业资产占比持续提升，证券资产配 置强度加大。一方面，低增长、低利率环境下，实体融资需求转弱；另一方 面，泡沫破裂后商业银行集中处置存量不良资产，对资本形成较大侵蚀，稳定 资本充足率诉求强化，资产结构向“轻资本化”调整，贷款和票据贴现占资产 比重自 1993 年的 65%降至 2023 年的 44%。信贷增速走弱情况下，银行资产 逐步向证券投资方向转移，日本国内银行证券投资占总资产比重自 1995 年的 17%提升至 2011 年的 30%以上，后收益率曲线下移，证券投资占比降至 2023 年的 18%。 分标的看，国债、地方政府债为主要投资券种，二者占证券投资比重自 1993 年的 30%提升至 2011 年的 67%。后续伴随日本经济步入低利率、低通胀、低 增长阶段，银行证券投资中国内资产占比逐步下降，海外资产占比持续提升， 自 2011 年的 12%上行至 2024 年 2 月末的 31%。 极低利率环境下，低风险、高流动性的同业等资产占比明显提升。2012 年安倍 政府上台后开启大规模量化宽松，进入“零利率”时代。资产配置效率下降， 机构对于低风险资产偏好有所提升，同业存放占总资产比重自 2012 年的 3%提 升至 2024 年 5 月的 25%，都市银行、区域性银行这一比重分别自 2012 年的 3.5%、1.8%提升至 2024 年 5 月的 29%、16%。
分银行类型看：① 都市银行贷款增长相对缓慢，2000-2023 年间贷款及贴现 CAGR 为 0.2%，低于期间 3%的资产增速，占资产端比重持续压缩，自 1994 年的 66%降至 2024 年 2 月的 31%；期间对应存放同业、证券投资份额提升， 分别自 4.9%、14.2%提升至 26.5%、18.2%。其中证券投资层面，主要集中配 置国债及外国证券，二者占证券投资比重分别自 1994 年的 16%、10%提升至 2024 年 2 月的 41%、36%，国内股票、公司债占比均逐步降至 10%以内。 ② 区域性银行贷款增长相对更快，2000-2023 年贷款及贴现 CAGR 为 2.7%， 占资产端比重自 68%降至 60%左右。期间存放同业占比持续走升，自 2.4%提 升至 17.5%，证券投资基本稳定在 20%左右。其中，地方政府债、国债及公司 债为主要投资标的，截至 2024 年 2 月占比分别为 24%、20%、18%；同时亦 加强外国证券配置，占证券投资比重自 2000 年的 9%提升至 2024 年 2 月的 17%左右。
泡沫破裂后，银行业存款增长大体呈现“U”型走势。1980-1990 年泡沫破裂 前期，宽松政策背景下银行业扩表提速，存款稳步增长，1983-1990 年间都市 银行和区域性银行存款 CAGR 达 12%。泡沫破裂后，银行业风险集中暴露，危 机期间存款流失压力加大，1991-2001 年间日本国内银行存款 CAGR 降至 0.1%。后伴随存量风险出清，以及多轮政策刺激下经济景气度修复，存款增速 逐步上修，2001-2012、2012-2023 年间 CAGR 分别达 2.1%、4.3%。 结构层面，定期存款规模持续压缩，一般存款等活期存款占比走高，存款久期 缓幅压降。利率市场化改革后，定活存款利差收窄，对应定期存款占比逐步压 降。截至 2024 年 2 月，日本国内银行中定期存款占比为 23%，低于 1993 年 末的 67%，期间一般存款等活期存款占比自 20%左右扩张至 72%。定期存款 中，1Y 以内期限占比近年有所提升，但基本稳定在 30%左右；1Y 以上期限存 款占比有所压降，测算存款端久期自 1993 年的 12 个月左右逐步拉长至 2006 年的 24 个月左右，后逐步压降至 2024 年 2 月的 21 个月左右。低利率环境 下，银行存款端定期存款占比有所下降，久期缩短。 分机构类型看，2000 年来都市银行负债端存款占比基本稳定在 66%附近，其 中定期存款占比持续压降，自 1983 年的 60%降至 2024 年 2 月的 15%左右。 区域性银行中存款占负债端比重亦呈波动下行走势，但仍高于都市银行，截至2024 年 2 月存款占负债端比重为 77%，较 2000 年下降 13pct。其中，定期存 款占比自 1983 年的 63%降至 2024 年 2 月的 26%，略高于都市银行。
泡沫危机以来，银行业 NIM 走势可分为三阶段。① 泡沫破裂后大幅降息阶段。 1991-95 年间贴现率自 6%降至 0.5%，期间日本银行业存贷利差自 3.39pct 降 至 2.6pct，累计收窄 79bp。② 1996-2015 年间“零利率”时期，期内贴现率 自 0.5%降至 0.05%，期间银行业存贷利差自 2.36pct 降至 0.74pct，累计收窄 162bp。③ 2016-2023 年“负利率”时期，贴现率自 0.05%降至-0.1%，下调 15bp；期内存贷利差自 0.67pct 收窄至 0.54pct，累计收窄 13bp。 息差持续收窄原因或在于存贷增长匹配性弱化导致的资产收益率走弱和负债受 “零利率”下限约束。资产端，低利率环境下，贷款定价持续下行，高利率贷 款占比持续压降，利率在 1%-3%、3%-5%、5%以上三类贷款占比分别自 2000 年的 76%、14%、1.6%降至 2024 年 2 月的 26%、1.2%、1%。负债 端，受“零利率”下限约束，存款成本呈现一定刚性，存贷利差收窄。2010 年 以来，日本国内银行贷款利率自 1.60%下行至 2024 年 2 月的 0.74%，期间存 款利率则自 0.125%降至 0.056%，存贷利差自 1.48%收窄至 0.68%。
分机构类型看，都市银行、区域性银行存贷利差均呈收窄态势，但地方银行贷 款利率仍保持一定优势。从几家样本行情况看，三井住友、三菱 UFJ 两家头部银行息差仍保持在 1%以上，理索纳、瑞穗等 NIM 同行业水平相近。千叶、京 都等代表性地方银行 NIM 分化较小，集中在 0.7-0.9%，高于行业整体水平。
非利息收入增速稳定性高于利息收入，占营收比重逐步提升。1998-2023 年 间，日本国内银行营收增速均值-0.9%，利息、非息收入增速中枢分别为 -0.5%、-0.1%，增速标准差分别为 0.19、0.13，非息收入增长波动性相对较 低。分两阶段看： ① 1998-2009 年间日本国内银行营收整体呈负增长状态，期间营收增速均值中 枢为-6.2%。其中，利息收入受信贷降速、息差收窄等影响增速中枢为 -6.5%，非息收入增速波动性较高，均值中枢约-3.8%，略好于利息收入， 期间非息收入占营收比重自 26%提升至 29%附近。 ②2010 年 35 万亿日元资产购买计划开启大规模 QE 操作，宏观政策刺激叠加 存量风险逐步清降，银行信贷增速上修，息差降幅收窄，利息、非息收入 均回正。2010-2023 年间利息、非息收入增速均值分别为 2.6%、2.2%， 期间非息收入占比小幅提升 2pct 至 31%。
经济萧条时期非息收入占比提升背后或有三方面因素支撑。（1）从制度层面 看，90 年代商业银行证券相关从业限制陆续放开，拓宽银行业务范围，为后续 增长塑造较好制度环境。（2）低利率环境下，信贷规模扩张节奏放缓叠加息差 挤压，传统存贷业务增长空间受限，促使银行积极拓展投行、财富管理、证券 经纪等综合化业务，同时强化业务风险抵御能力。（3）利率市场化推进及分业 经营管制退出催生较多金融创新产品，如市场利率联动型存款、国债基金、大 额信托等，一定程度上增加银行交易收入。 非息收入结构方面，手续费及佣金占比稳定在 50%左右，证券销售收入占比逐 步提升。银行非息收入主要由手续费及佣金、贸易收入、其他营业收入、其他 收入、信托账户佣金构成。其中，手续费佣金占非息比重基本稳定在 50%左 右，是主要构成部分。其他收入占非息收入的 20%左右，其中超八成贡献来自 于股票和其他证券销售收益。其他营业收入对非息贡献度亦在 20%左右，其中 外汇交易收入、债券销售收入为主要构成部分，2021-2023 年间二者占其他营 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41%、45%。剩余贸易收入主要涉及与贸易相关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收入，占非息收入比重在 2-3%左右，信托账户佣金收入占比基本稳定 在 5%左右。
分银行类型看，都市银行综合化金融服务能力更强，非息占比相对更高，业务 更加多元化。综合化经营程度较高的都市银行 2021-2023 年非息收入占比均值 为 41%，高于地方银行、第二地方银行的 32%、28%。都市银行非息收入结 构同行业结构类似，手续费及佣金占比在 50%以上，其他营业收入、其他收入 占比均在 20%以上。区域性银行非息收入中手续费占比更高，达 60%以上，而 其他营业收入占比较低，在 15%左右。对比而言，都市银行除手续费收入外的 其他非息业务发展相对均衡，区域性银行则重点集中在股票、债券销售业务， 外汇交易、衍生品交易等业务相对较弱。
泡沫时期信贷无序扩张等多重因素推升系统性风险
泡沫时期商业银行信贷无序扩张，涉房贷款占比持续提升。1980-1990 年间货 币政策过度宽松，商业银行扩表节奏维持高位，1983-1990 年间日本国内银行 贷款及贴现规模 CAGR 达 11.2%，高于期间 7.2%的名义 GDP 复合增速。期间 银行贷款结构亦经历了较大幅度调整。一方面，1980 年后金融自由化、利率市 场化进程加速推进，前期管制经济下商业银行的存贷利差优势逐步消减，这一 背景下银行信用下沉力度加大，高收益的房地产抵押贷规模及占比持续提升。 另一方面，土地、房地产等相关领域账面资产膨胀，以房地产抵押为主的建 筑、地产、金融服务等投向占比持续提升，同时银行对制造业、批零贸易等领 域放款明显减少，资产泡沫导致银行放贷行为扭曲，金融资源在行业间再分 配。制造业贷款占比自 1970 年的 44%左右逐步压降至 1990 年的 15%，而期 间房地产相关的金融与保险、房地产领域贷款占比则分别自 0、4.4%提升至 11.6%、12.3%附近。
实体企业投机情绪升温，潜在风险持续累积。经济泡沫时期通胀高企，土地价 格上涨，企业经营成本增加，盈利能力受挫，产业“空心化”程度加剧。实体 领域投资机会减少，资金进一步向股市、地产迁移，实体投机情绪升温。BIS 数据显示，1980-1990 年间日本居民杠杆率自 46%升至 68%，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自 94%升至 139%，实体企业加杠杆投机现象突出。期间日本城市土地价 格指数自 123 点升至 233 点，涨幅 89%，6 个主要城市土地价格指数自 96 点 升至 392 点，涨幅 308%；期间制造业企业营业利润累计增幅为 51%，非制造 业企业营业利润累计增幅为 114%。
主银行制度下商业银行同实体企业高度绑定，加剧机构间风险传导扩散。主银 行制是日本工商企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间包括非法定惯例、制度安排等在内的 公司融资和治理体系，即实体企业以一家银行作为其主要贷款行并接受其财务 监管的银企结合制度。这一制度在 1927 年日本昭和银行危机后逐步建立，并 在二战及战后时期对特定行业给予金融资源支持。一般来说，主银行为企业提 供长期存贷、担保、清算等业务，同时也作为企业主要股东对企业进行一定监 督管理。企业正常经营时期，主银行通过与企业深度绑定获取长期稳定存贷业 务利息收入、手续费等非息收入及资本利得，同时发展上下游相关 B 端客户基 础。战后管制经济背景下，主银行制度有效推动了头部银行业务扩张，支持了 实体企业发展，一定阶段内实现了银企双赢局面。1980 年东证一部 39%的上 市公司第一或第二大股东是其主银行，72%的上市公司主银行在其前五大股东 当中。泡沫时期，实体企业房地产等领域投机情绪升温，银企深度绑定情况 下，商业银行通过持股、放贷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加大了高风险资产配置。都市 银行、地方银行股票投资占资产比重分别自 1983 年的 3.3%、1.5%提升至 1990 年 5%、2.3%。
泡沫破裂初期不良债权问题并未有效解决，银行业资产质量 持续恶化
主银行制度与“护送船队”模式减缓实体、金融体系风险暴露出清进程 ① 主银行制度下，银企深度绑定，银行为企业提供隐性担保。泡沫破裂后，房 地产等抵押资产价格下跌，一方面，银行股权投资、地产抵押贷款等资产 估值缩水，侵蚀银行资本储备，削弱机构风险化解能力；另一方面，实体 资产负债表受损，偿债能力下降，银行潜在不良债权增多。而在主银行制 度下，当企业面临偿债压力时，主银行一般会出于长期经营及社会责任角 度继续提供贷款进行救助，承担企业“最后贷款人”角色。这一模式下企 业道德风险攀升，同时加剧了危机期间实体-金融体系内风险传播扩散，拖 累了实体领域落后产能淘汰以及银行不良资产出清步伐。 ② “护送船队”模式下，政府为金融机构提供隐性担保。战后日本推行“护送 船队”金融监管体系，即政府的行政指引和监管部门的举措需保障金融机 构稳定经营，防止出现破产出险情况。“护送船队”模式将金融监管分为 三阶段，即限制竞争管制、防范风险管制、对出险机构救助。这一模式有 效支持了金融机构早期发展，为战后经济复苏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金融环 境。有效监管体系缺位情况下，政府为金融机构提供隐性担保，一定程度 上推升了机构道德风险，泡沫期间银行多采取较为激进的信贷投放策略， 加大高风险资产配置力度。泡沫破裂后，经营稳定性较弱的尾部机构率先 出险，期初政府大多通过注资或指导相关机构实施救助性并购化险，但这 一模式无法实现风险有效清降，反而加剧风险在机构间传导。
主银行制度与“护送船队”模式下，银行体系风险暴露速度放缓，不良债权问 题未得到及时处置。泡沫破裂后，股价、房地产价格下跌，侵蚀实体资产负债 表，居民企业消费、投资动能减弱，银行经营环境恶化，资产质量受损，营收 盈利承压，无法有效化解自身风险。“护送船队”模式叠加监管体系缺位，期 初政府及监管部门对地产价格下跌程度及其影响有所低估，且银行并未完全披 露不良资产规模。一方面，会计政策允许银行股票及房地产投资以成本而非市 价计量入表，另一方面，部分银行通过延期、借新还旧等方式粉饰报表，行业 整体不良债权问题暴露相对滞后。IMF 数据显示，日本实际 GDP 增速自 1990 年的 5.3%下行至 1994 年阶段性底部 0.9%，其中私人消费、投资增速分别自 2.7%、1.9%降至 1.2%、-0.5%，而商业银行不良率则是在 2002 年 3 月见 顶，达到 8.44%。
多轮改革处置不良债权，资产质量逐步改善企稳
1992-1998 年兵库银行、阪和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等机 构相继破产，期间日本政府虽采取注资等紧急措施应对，但资金使用效率较 低，且注资时缺乏严格审查监管，政策效果有限。银行业危机背景下，存量不 良清降、金融体制改革“箭在弦上”，期间主要经历两阶段改革：
① 1997 年 6 月，桥本龙太郎挂帅推行“大爆炸式”金融改革，旨在废除政 府、非政府管制，放弃政府保护模式，增强金融市场竞争力。主要推动改 组成立整理回收机构（RCC）专门负责金融机构破产处置及债权回收，构 建金融机构破产处理机制框架，推动金融体制改革，提升日央行及金融监 管部门独立性等。1998-2002 年间日本存款保险机构（DICJ）累计救助机 构达 158 家，为机构注资合计约 22.5 万亿日元。
② 小泉政府“金融再生计划”集中处置不良资产。2001 年金融厅对 15 家政府 注资银行进行特别检查，暴露出的银行坏账问题仍较为严重。2002 年 10 月小泉政府出台“金融再生计划”，要求主要银行1在 2006 年 9 月前将股 权投资规模降至 100%一级资本以内；一年内降低 50%的银行新增不良， 两年内降低 80%新增不良，并在 2005 年 3 月前实现坏账率由 2002 年 3 月的 8.4%降至 4%的目标。同时，通过对主要银行贷款分级分类检查、大 户风险监控、问题贷款披露等方式推动银行强化对不良贷款分类和拨备计 提。
③经历两阶段金融体制改革及不良债权集中处置，日本银行业不良率逐步下行 至稳态水平，基本实现了前期存量风险大幅出清。BOJ 数据显示，主要银 行不良率自 2002 年 8.7%峰值水平逐步降至 2006 年 1.5%左右低位，区域 性银行不良率自 8%降至 4.4%。后续虽遭遇次贷危机、欧债危机、自然灾 害等外部冲击，银行不良率仍相对稳定，未出现大幅提升。2013 年借鉴美 国等海外经济体危机处置经验，日本通过修订《存款保险法》等方式建立 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框架。伴随监管框架不断完善，银行业不良率再度走低，主要银行不良率自 2013 年的 1.5%降至 2023 年的 0.8%，区域性银行 不良率自 2.9%降至 1.7%。
经济泡沫破裂后商业银行经历多轮政府注资增厚资本储备。受制于财政部较强 的政策约束，商业银行前期贷款损失准备计提难度较大，拨备及资本储备规模 相对有限，较难有效对冲潜在资产质量风险。泡沫破裂后，日本银行业进入不 良债权集中处置阶段，1992-2004 年间行业贷款准备计提和直接核销成本累计 96 万亿日元。巨额核销处置叠加 1997 年金融危机冲击对商业银行盈利空间形 成较大挤压，难以通过利润留存实现资本有效补充。同时，出于对银行资产质 量及资本情况担忧，1990 年后日本商业银行普遍面临评级下调、股价下跌情 况，市场化资本补充渠道不畅。这一背景下，日本政府通过多轮注资增厚银行 业资本储备，避免出现更大范围的机构破产浪潮。当局主要在 1998 年 3 月、 1999 年 3 月进行两轮大规模注资，注资规模分别达 1.8 万亿、7.5 万亿日元， 集中注资后行业资本充足率升至 12%左右。截至 2008 年 9 月，政府通过资金 援助、资本注入、资产购买等方式累计向银行注资 47 万亿日元，后续累计收 回 25 万亿日元。
国际监管标准制定叠加国内资本约束明确，银行业资本储备逐步增厚，资本充 足率水平向海外经济体靠拢。1988-2004 年间巴塞尔协议反复修订确立最低风 险资本要求、资本充足率监管、内部评估过程市场监管“三支柱”体系。日本 银行业对资本金监管要求逐步向国际规则靠拢，期间政府多次集中注资补充机 构资本，同时加强对机构内源资本补充要求及资本水平的监督。2002-2020 年 间，日本银行业资本充足率自 9.4%提升至 16.9%，高于 2020 年美国银行业的 16.3%，同海外经济体差距持续缩小。 分银行类型看，都市银行权益乘数相对更高。21 世纪初受巴塞尔国际监管要求 趋严叠加日本国内“30%原则”强化，银行业资本水平逐步提升，都市银行财 务杠杆率下降更为明显。2008-09 年间，受金融危机影响资产价格波动加剧，银行所有者权益项下可供出售类金融资产（AFS）大幅下降，致使期间银行杠 杆水平暂时性走高。2010 年以来，行业财务杠杆稳中有升，都市银行明显高于 行业整体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