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种业市场规模大集中度小，生物育种或提高集中度。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种子是农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农 业生产的重要起点、农业技术进步的发展载体，是决定农产品产量及质量的重要内 因。保证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粮食安全是我国农业在相当长时期内的首要任务， 培育出高产、稳产新品种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必然选择，而新品种的培育依赖于优异 种质资源的深度发掘和有效利用。因此，农作物种质资源是农业科技原始创新与种 业发展的核心“芯片”。 种子行业是现代农业产业链上游的核心，专注于提供高质量种子以支持农业生 产，整合了科研、生产、加工、销售和管理等多方面，以现代农业科技和方法为基 础。种子培育是产业链上游的关键环节，与农药、化肥和农业机械等其他要素并列。 中游包括作物种植和生产，而下游则涉及农产品的收割、食用、加工和作为饲料等 应用。
现代种业通过生物技术挖掘和改良种质资源，利用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和现代 生物技术等原理培育新作物品种，在农业领域扮演着关键角色，是国家农业竞争力 的体现。种业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0 的原始驯化选育、2.0 的杂交育种、3.0 的分 子育种，以及 4.0 的智能分子设计育种。目前，种业发达国家已达到 4.0 阶段，而中 国正从 2.0 阶段向 3.0 阶段过渡。 种子产业链主要分为育种、制种和推广三个关键环节。育种是产业链的核心， 制种作为中游，负责将研发成果转化为成品种子。销售则通过经销商和零售商渠道 进行。随着“育繁推一体化”理念的推广，预计未来我国将涌现更多集育种、制种 和销售于一体的大型种业集团，利用其行业地位和先发优势，推动产业整合，提升 行业集中度，实现规模效应。面对 2050 年全球人口预计增至 98 亿的挑战，以及气 候变化和耕地限制等问题，种业发展需以转基因、新育种技术和非转基因技术等创 新为突破口，提高种子的产量、营养价值以及抗旱、抗逆等优良特性，以支持种业 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种业市场。2021 年我国种子市值达 1280 亿元，市场规模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相比海外 市场，国内市场孕育着更大的发展机遇，随着生物育种产品的持续推广，我国玉米、 大豆等农作物种子市场规模有望持续扩张；同时我国消费者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饮食结构不断优化，高端蔬菜种子需求也将快速提升。
2023 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保持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的势头，“三农”基本盘进 一步夯实，为经济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撑。根据国家统计 局数据，2023 年我国全年粮食种植面积 17.85 亿亩，比 2022 年增加 955 万亩，增长 0.5%，连续第四年实现增长。
玉米、稻谷、小麦是我国三大粮食作物。2023 年全国玉米、稻谷、小麦播种面 积分别为 6.6 亿亩、4.3 亿亩和 3.5 亿亩，占比为 37.2%，24.3%和 19.9%。玉米是我 国种植面积最大的农作物品种。
我国种业市场行业集中度仍然较低。我国种业深受计划经济时代种业制度影响， 企业数量较多，且以中小企业为主体。截至 2021 年，全国实际开展经营活动且纳入 农作物种业统计的持有效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有 7668 家，其中经营玉米种子 持证企业 1920 家，呈现出行业过于分散且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的行业竞争格局。根据 Kynetec 数据，2020 年我国前五大种企市场占有率 13.80%，较 2019 年提升 4.3%， 但相较于全球的企业竞争格局来看，我国种子行业集中度不高。
我国种子行业起步较晚，研发实力与全球领先种企相比存在距离。相比于海外 市场，我国种业起步较晚，先进性状种子存在明显的进口依赖性，尤其是具有先进 性状的玉米种子、部分高端麦种以及优质蔬菜种子严重依赖进口。我国种业自主创 新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特别是核心技术创新不足，育种同质化较为严重， 派生品种占比较高，原始创新品种不够。我国种子企业研发投入相较发达国家仍有 差距，国内育种资源、人才仍集中在科研院所，科研技术向育种成果的转化率较低， 研究与商业化分离。我国种业在主流的生物育种领域中尚处于商业化的起步阶段，相比于全球市场的成熟度还有很大差距。
我国种质资源丰富，但种质遗传多样性不够广泛，种质资源精准鉴定不足。发 达国家将“在全球收集遗传资源”作为国家战略，一方面严控核心遗传资源的输出， 另一方面注重对国外种质资源的收集。美国在一战和二战期间，搜集了世界多国不 同生态条件下的种质资源，成为世界种质资源保存量和保存种类最多的国家，起源 于国外的种质资源数量约占美国种质资源库库存的 72%。 相比之下，我国虽然种质资源丰富，但以国内资源为主，起源于国外的资源仅 占库存的 24%，致使种质的遗传多样性不够广泛，优异且有特色的资源不足，在种 业源头上处于不利地位。此外，我国精准鉴定的资源比例非常低，在保存的 5.2×105 份种质资源中，完成精准鉴定的不到 1.5×104 份，尤其缺乏对资源农艺性状、抗性 基因等的精准鉴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续种质资源的挖掘和利用；我国作物种 质资源利用率仅为 3.0%-5.0%，有效利用率仅为 2.5%-3.0%，亟待形成种质资源利用、 基因挖掘、品种研发、产品开发、产业化应用的全链条组织体系。
我国种业发展趋势：1）品种审定标准提升，优质种企优势凸显。中国农作物品种从研发到市场推广必须经过品种审定。传统上，品种试验由国 家和省级种子管理机构负责，但随着育种主体增多和企业育种能力提升，试验需求 激增，原有试验渠道已不敷使用。自 2014 年起，原农业部响应“放管服”改革，拓 宽试验渠道，增设绿色通道、良种攻关、联合试验体和特殊品种试验等，以扩大试 验规模，缩短周期。同时，允许自主试验，简化流程，缩短等待时间。品种审定效 率大幅提升，过审品种数量激增。然而，这也导致行业竞争加剧，产品同质化问题 日益严重。 2017 年，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修改《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国家级）》， 改变过去“唯高产论”的品种评判标准，以品种种性安全为核心。2021 年，国家农 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发布《国家级稻品种审定标准（2021 年修订）》《国家级玉米品 种审定标准（2021 年修订）》，提高稻和玉米品种审定门槛，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 护，激励育种原始创新，引导培育突破性品种。2021 年，通过国家审定的主要农作 物品种 1875 个，与 2020 年相比增加 276 个；通过省级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 4,547 个，较 2020 年增加 942 个。
审定标准的提升，有利于市场回归品种良性竞争，审定品种的增多将丰富种企 的产品矩阵，为种企扩大优势区域、丰富产品线提供强有力支持，进一步提升种企 的产品竞争能力。伴随着政策对自主试验的资格进行限定，审定渠道资源将向龙头 企业聚集。品种同质化、结构单一的企业将随着经营风险的加大和利润空间变薄逐 步被挤压。
2）全球粮食供需关系紧张背景下，粮食安全重要性凸显，生物育种产业化可期。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全球约三分之一土壤退化，影响土壤肥力和作物品质。地 缘政治风险、俄乌冲突等对全球粮食供应链造成冲击。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 数据显示，受多重因素影响，超过 20 个国家实施粮食出口限制，加剧了全球粮食安 全问题。供需失衡导致粮食价格上涨，增加了粮食进口成本和风险。 种源安全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全面加强粮食安全，提 高作物单产，培育优质新品种。报告提出要全方位保障粮食安全，落实党政同责， 保护耕地，建设高标准农田，实施种业振兴，强化科技和装备支持，确保农民收益 和主产区利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国际农产品价格飙升、国内饲料原料短缺和病虫害等因素，迫切要求提升生产 效率和技术创新。生物育种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其推广变得尤为迫切。据农业 农村部数据，2021 年中国种子贸易额达 10.1 亿美元，但存在 3.5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进口额高达 6.8 亿美元，出口只有 3.3 亿美元。生物育种技术是推动种业发展的新动 力，提升竞争力的关键。转基因技术对于提高单产、弥补耕地不足、降低粮食安全 风险具有重要作用。
3）科技支撑育种技术不断突破，为我国种业带来可观增量空间。中国种子育种主要采用常规杂交技术，而对国际前沿的分子育种、转基因、基 因编辑等技术，国内正处于积极探索阶段，商业化尚待时日，但市场潜力较大。近 年来，中国政府对生物育种，特别是转基因技术的政策支持不断加强。自 2019 年底 起，中国持续出台转基因政策，推动技术安全、品种增产、管理标准细化和原始创 新保护，为转基因种子的推广奠定了技术和制度基础。2022 年初，相关部门规章和 转基因品种审定标准的发布，标志着生物育种产业化路径逐渐清晰。
转基因技术目前主要应用于玉米、棉花和大豆等作物，以抗虫和抗除草剂性状 为主。转基因作物能有效控制虫害、减少农药使用、降低损失、提升品质，显著提 高生产效益。转基因种子附加值高，种植收益高于普通杂交种，推动了行业增长。 中国棉花转基因已商用多年，大豆主要依赖进口，玉米成为转基因推广的关键。预 计转基因抗虫玉米能提升约 10%的亩产，减少粮食进口依赖，为种业带来新的增长 空间。
4）生物育种将提升我国种业的门槛和集中度，优质种业龙头企业迎布局良机。生物育种商业化将提升中国种子行业的门槛和集中度。目前，国内种子企业多 聚焦于制种，而生物育种企业较少，大部分仍依赖传统育种方法。尽管如此，一些 领先的种业上市公司已采用分子育种技术，推动水稻种质创新。随着转基因等技术 商业化的预期增强，具有科研实力和资金优势的企业将积极发展生物育种，利用先 发优势提高市场份额。 “十四五规划”将培育国际竞争力的种业龙头企业作为农业发展目标，强调保 护种质资源、加快科技项目实施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优质育种企业创造良好环 境。在政策支持、市场需求和技术融合的推动下，预计中国种业行业集中度将提高， 市场规模将实现快速增长。
5）农业数字化有较大发展空间。2017 年至 2022 年，中国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从 6.5%上升至 10.5%，实现稳步 增长，但相较于工业与服务业，仍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2021 年 2 月，《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出台，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加 速实施提供了政策支撑，预示着农业数字化将加快发展。"十四五"时期标志着我国农 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刻，关键数字技术将成熟并广泛应用于农业，提高其适应性， 丰富应用方式，拓展应用范围，同时提升产业化和市场化水平。在农业 4.0 的框架下， 预计未来十年中国农业将重点发展数字化、产业化技术，覆盖生产、加工、流通等 各环节。
我国作为种质资源丰富的国家，尽管农业生产用种总体安全，但仍存在一些短 板。建设先进的数字化种质资源平台对于加强种质基础至关重要。统一的数字化种 子基因资源平台是加速新品种培育的关键，有助于解决作物基因组数据庞大和传统育种耗时的问题。作物种质资源是改良品种的基因库和培育优质高产作物的基础。 数字化基因数据库结合超级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优化基因型、表型和环境 因素的模型，帮助育种专家快速找到最佳组配方式，提高生物育种的精准性和效率。 为了弥补我国在种质资源精准鉴定和挖掘方面的不足，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建立全面的数字化种质资源和基因资源平台，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基因工程等 技术，将推动良种培育，提升我国种业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