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沛的资源禀赋叠加薄弱的国家治理能力，印尼现代化之路十分曲折。
独立后印尼经济基础薄弱，结构单一。1945 年独立的印尼面临的经济情况 并不乐观。尽管荷兰殖民者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印尼本土开启了工业化进 程，促使制造业的总增加值在 1932~1941 年间达到了 7%的平均水平。但是 “二战”和日本的入侵迅速瓦解了这个并不成熟的工业体系；1945~1949 年 荷兰殖民者的反扑进一步破坏了工业结构，阻碍了新生印尼工业的复苏。独 立后的印尼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主要表现有：1）经济结构单一，主要以生 产为宗主国经济服务的橡胶和甘蔗为主；2）农村生产技术落后，生产力水 平低下，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仍占统治地位；3）民族资本极为脆弱，仅占 国家总体资本的 5%；4）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前期，印尼政府执行封闭保 守的抵制性经济政策，排斥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
内忧外患之下，印尼尝试探索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为了摆脱初建国 家的工业困境，印尼于 1949 年发布了首份“特别工业发展计划 1950”。资金 与技术短缺是工业起步的难题。1956 年推出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以具 体落实工业规划，但并未得到有效执行。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印尼实行议 会内阁制，政治状况混乱，政党斗争激烈、内阁频频更迭、地方分裂运动此 起彼伏。在追求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依赖外国资金和技术的工 业政策受到广泛抨击。1957 年，苏加诺重掌政权后，提出“有领导的经济”， 推出“八年发展计划”，意在加强印尼经济的国家自主性，纠正之前对外资的依赖性。然而，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才刚起步，印尼就迎来了严峻的国际 环境。1963 年，英国主导成立了包括与印尼同宗同源的马来西亚联邦，彻底 激化了苏加诺与西方国家的矛盾。苏加诺不仅发起“粉碎马来西亚”行动， 这给印尼财政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同时宣布退出联合国，拒绝西方国家的一 切资金与技术援助。1960~1965 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仅为 2%，低于 1953-1959 年的平均增长率 3.2%。
苏哈托时期印尼政治相对稳定，石油红利之下印尼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情况 的恶化加速了苏加诺政权的陨落，1965 年苏哈托发动政变，开启“新秩序” 时代。在苏哈托执政期间（1966-1998 年），印尼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与泰 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并称为“亚洲五小虎”，是继“亚洲四小龙” 之后亚洲又一个经济发展成功的典型。印尼的经济快速增长离不开石油危机 为印尼带来的资源品红利，1973 年国际石油价格猛涨为印尼经济政策转型 提供了契机。从 1969-1970 年度到 1983-1984 年度，石油公司上缴的税金在 印尼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 19.8%上升到 66%。印尼政府不仅摆脱了依靠援助 才能维持常态运行的被动局面，更有了充足的资金发展工业。然而，坐享石 油红利让印尼患上了“荷兰病”——发展专注于自然资源的经营，往往排挤 其他产业的发展。石油红利期间的印尼国有企业腐败严重，效率低下，而对 于非石油产业，一方面疏于发展，同时也存在投资规划不符合印尼资源禀赋 与竞争优势的问题。
石油红利期中政府大力发展制造业。政府利用石油红利获取大量资金，并通 过国企建设各种基础设施和新工业。同时,通过实行保护国内市场政策，鼓励 私企进人进口替代工业领域。两者结合。推动了工业领域实现年均 10%的增 长。红利期下制造业投资全面铺开，国有企业是政府工业政策的执行者，通 过财政的直接支持和政府银行贷款，国有企业主要对于两个领域投资力度较 大：一是强化国内产业结构的基础重工业，包括钢铁、水泥、化肥、造纸冶 炼、基础化学等；二是发展高技术的“战略”工业，包括飞机制造、造船、 国防工业、电信等。私人企业主要积极参与“进口替代政策”，支持建设占 国内市场份额大的产业，如纺织业、电器业、汽车业。国家对这些行业的支 持主要是通过征收进口税、限制进口额、制定本地零部件含量发放各种许可 证等实施保护。国内市场巨大的吸引力，加上各种投资便利化，各类满足国 内需求的新工厂建设加速。新投资不仅带来大量资金，而且带来新技术与政 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步而行使经济生产力大幅提高。
石油红利结束使得印尼制造业投资面临资金枯竭问题，产业政策不得不转 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加大对于外债的利用。但随着石油红利的结束，投资 资金面临枯竭，印尼不得不寻找新的财政收入以及投资资金来源，战略调整 势在必行。新战略的重点是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竞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但被动的战略转型使得印尼在石油红利期激进的产业投资并没有获得可观 的回报，反而留下了大量冗余且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产能，如印尼的飞机 制造业目前仅能制造支线客机且销量较少。石油红利后，印尼通过发展劳动 密集型产业与金融自由化吸引外资来弥补财政赤字，而后者也为亚洲金融危 机埋下了祸根。
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 IMF 改革使得印尼建国以来的资本与产业积累受 到严重损害。1997 年席卷东南亚的经济危机成为压垮苏哈托统治的最后一 根稻草。由于急需摆脱经济危机，稳定国内政治环境，政府不得不“饮鸩止 渴”，又回到了依赖国际资本与西方国家援助的道路上，代之以 IMF 更激进 的经济自由化改革。IMF 改革的主旨是推动印尼国内市场全面开放。经过六 年时间，印尼逐渐走出经济危机，宏观经济走向稳步增长。但 IMF 的激进 改革否定了印尼此前运行二十余年的工业体系。IMF 并未深入考察印尼具体 国情，一味推行所谓的自由化改革，不但没有控制危机，反而进一步扩大和 加剧了危机，最终成为苏哈托政府倒台的催化剂。而且由于不熟悉印尼本土 情况的 IMF 在经济改革中居于主导地位，伴随民主改革而来的政治动荡和 领导人频繁更替，使得印尼经济政策规划的持续性和远期规划性进一步下降。
21 世纪以来印尼逐渐出现“早熟型去工业化”特征，国内资源优势难以转 化为国家产业竞争优势。印尼是东南亚国家中最大的经济体，其国家制造业 曾经在印尼国家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然而，1997 年亚洲金融海啸导致 印尼盾大幅度贬值，印尼国内对商品的购买力和资本实力下降，加之其本身 自然资源丰富和施行激进的自由化市场政策导致 FDI 的大量涌入，资源品 出口开始代替制造业在其国内生产总值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包含大量未经冶 炼的原矿石出口。这种现象显露出早熟型去工业化现象的特征，成为制约印 尼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一大隐患。2008 年全球金融海啸过后，印尼国内的 制造业比例再次加速下滑，大量劳动力转向低端服务业和旅游行业，而在制 造业的进出口比例中，进口占据了大量的比例。薄弱的制造业导致了印尼产 业升级困难、制造业成品在市场上不再具备竞争力，严重阻碍印尼的经济发 展，使其国内的资源优势及人口红利无法兑现。去工业化问题加深了印尼经 济对资源类产品的依赖程度，使其易受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周期影响，抵御世 界市场风险和维持稳定发展的能力偏弱。
印尼再工业化立足实际情况，发展印尼具备比较优势的制造业。2018 年印 尼政府推出了“印尼制造 4.0”计划，总体目标是 2030 年把印尼成为全球前 十大最大经济体。通过实施“印尼制造 4.0”战略，能够为经济增长贡献 1- 2 个百分点，并在 2018-2030 年，实现 GDP 每年 6%~7%增速，制造业在 GDP 中的贡献率达到 21%-26%。具体目标包括三个：第一，实现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度达到 10%；第二，生产力提高两倍，生产成本降低 50%，达到当前 印度的水平；第三，研发开支在 GDP 中的比重达到 2%，在本地创新能力方 面达到中国当前水平。计划设置了五大重点发展领域：食品和饮料、汽车、 纺织、电子和化工。以上产业部门印尼已具备一定的基础，在经济发展中所 占份额较大，且国际市场空间较大，对推动印尼再工业化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