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需求最迫切的地方，农业公共支 出较低且并未实现增长。
在公共财政的各个组成部分中，用于粮食 和农业的支出最有可能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结果 产生直接影响。根据粮农组织“监测和分析粮 食及农业政策”计划的定义，这些公共支出可 分为以下几类：1）用于私有商品供应的预算调 拨，分配至生产商、消费者、贸易商、运输商和 投入品供应商等行动主体；2）用于农业基础设 施、研发和推广服务、销售、储存或检验设施等 用途的一般性支持；3）行政费用。1 这些公共支 出可能是反复发生的（比如用于支付推广人员 或行政人员的薪水），也可能用于投资资本货物 （如农业基础设施或农村道路和电气化）。然 而，能够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结果产生影响的公 共支出也可能通过卫生等领域拨付（如旨在控 制维生素A缺乏症的公共卫生计划），并且也可 能与社会保护计划产生重要重叠。这就是为什 么必须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供资”（或本例 中指“公共支出”）建立一个更宽泛的定义。
鉴于存在数据局限性问题，导致无法如粮 农组织“监测和分析粮食及农业政策”计划所 定义的那样，全面追踪全球范围内粮食和农业 领域的政府支出，因此使用粮农组织统计数据 库的信息，追踪了全球各国政府对于农村居民 的人均农业一般支出（以2015年美元不变价格 计算）情况。这个方法涉及面比较有限，因为 所监测的支出数据只涉及农业，而非整个粮食 和农业领域，因此在本章中这类支出也被称为 农业公共支出。此外，无法查明针对私有商品 供应的预算调拨是否平均地分配给了各行动主 体。如下文部分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 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公共支出情况表明的 那样，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直接相关的公共支出 可能会明显高于农业公共支出。尽管有局限性， 但全球范围内政府农业一般支出还是揭示出一 些重要事实和规律。自二十一世纪初开始，政 府农业一般支出总额一直稳步增长，于2020年 达到6754亿美元的最高值（以2015年美元不变 价格计算），随后于2021年降至6173亿美元。从 2010年至2021年，全球低收入国家政府对于农 村居民的人均农业一般支出几乎保持不变，而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同一时期末才出现了微幅 增长。在这两类国家中，2010年至2019 年期间，对于农村居民的人均农业公共支出分 别仅为8美元和37美元。这表明，在这些国家 中，通过农业公共支出对粮食安全和营养的供 资非常有限。
另一方面，在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足状 况总体上最不严重的国家，国内政府人均农业 一般支出却很高。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 收入国家，国内政府对于农村居民的人均农 业一般支出要高得多（在C O V I D‑19疫情前的 2010-2019年期间，分别为人均317美元和626美 元）。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国内政府对于农 村居民的人均农业一般支出呈稳定增长趋势， 直到2020年为止。在高收入国家，与之相反， 这项支出在2016年前呈下降趋势，与这些国家 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占比减少的趋势相呼应； 自2017年后，这项支出大幅增长，这是因为受到了美利坚合众国支出显著增长的拉动。m在 低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国内政府对 于农村居民的人均农业一般支出非常低，这些 国家最需要公共支出来减少粮食不安全和营养 不良现象，但过去数年中，只有在中等偏上收 入国家，这项支出才得到系统性增长。
在低收入国家数量最多的区 域，即西非、加勒比和非洲大多数次区域，饥饿 现象仍然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在中等收入 国家数量高于低收入国家数量的亚洲和拉丁美 洲的大多数次区域，在减少饥饿方面取得了进 展。此外，在对于农村居民人均农业公共支出 较高的国家（如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 家），这项支出并不总能完全用于促进建设更 高效、更公平和更可持续的农业粮食体系。2 事实上，《2022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呼吁 各国政府重新规划现有农业公共支出中部分资 金的用途，从而让健康膳食对所有人都更为经 济实惠，并提供了基于模型的替代设想情境。2 本章末尾进一步讨论了调整粮食和农业公共支 出的用途、使其分配达到最优的重要性。
仅有极少数跨国实证研究项目关注低收 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 家的公共支出总额与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关 系。大多数现有统计研究文献关注的是：一个 国家或区域，或高收入国家；有限的或近似的 粮食安全和营养指标；一个公共支出领域，一 般为农业，因为农业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关系 最为直接；增长或减贫等结果，这些方面可能 与粮食安全和营养有关，但还是有区别的。此 外，现有研究可能不会控制影响粮食安全和营 养的其他因素，也不会考虑不涉及重大支出的 政府政策。 针对65个国家（包括11个高收入国家）的 跨国研究所收集的证据表明，在农业、社会保 护和卫生方面的公共支出越高，在减少发育迟 缓方面取得的进展就越大。3 一份针对9个南部 非洲国家的分析部分证实了这个结论，这项分 析发现农业公共支出对平均膳食能量供给充 足度和食物不足发生率这两项指标发挥了积极 作用。4 该分析还发现，非洲农业研发方面的公 共支出和农业一般公共支出也对粮食安全指标 （即平均膳食能量供给充足度、国内食品价格 指数、国内食品价格波动、使用良好卫生设施的 人口比例）有显著影响，但只有将预算的较大部 分分配给农业的国家才能产生这些影响。
我们的分析证实，农业公共支出与粮食安 全和营养结果中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结果 的关系符合期待，尽管农业公共支出只是粮食 安全和营养领域公共支出的一部分，有时甚至 只是一小部分，下文有关一些国家的分析将进 一步显示这一点。这项对所观察到的各方面之 间关系的分析，并不表明这种关系就是因果关 系，而且这种关系会受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等 因素影响。不过，分析结果仍然表明，在87个 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 入国家中，人均国内政府农业一般支出越低， 食物不足发生率就越高。在2017年至 2019年期间，在这些国家中，有半数（49个国 家）的食物不足发生率超过了10%，而其中大多 数国家（39个国家，多数为低收入国家和中等 偏下收入国家）的政府人均支出等于或小于20 美元。在十多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 收入国家中，食物不足发生率等于或小于7%， 而这些国家的人均政府农业支出等于或小于20 美元。这种情况符合对中等收入国家的预期， 这些国家的食物不足发生率较低，因为大多数 人的收入足以使他们获取食物。人均国内政府 农业一般支出与粮食安全指标之间存在的这种 负相关关系，对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 率和发育迟缓发生率来说也 是成立的。这两个指标与人均国内政府农业一 般支出的关系（显著相关系数分别为−0.51和 −0.39），比食物不足发生率与人均国内政府农 业一般支出的关系强度更高（显著相关系数为 −0.33）。
与有关公共支出与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足 之间关系的文献相比，有关公共支出与超重和 肥胖之间关系的文献较少，今后应继续通过编 写《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在这方 面展开更多定期研究。比如，就肥胖而言，绝 大多数相关文献都关注高收入国家，并且更多侧重肥胖对公共支出（尤其是卫生领域的公共 支出）的影响，较少关注公共支出对肥胖的影 响。这些文献的结论是，超重与农业、社会保护 和卫生领域的公共支出呈正相关。3 另一个发现 是，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国家的 社会支出（主要用于学前教育和保育）对5-19岁 儿童或青少年的肥胖问题有着积极影响（在控 制其他因素后得出的结论）。
本关系分析包括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但不包括高收入国家。分析表明，政府的农业 支出越高，其五岁以下儿童超重比例就越高。 对105个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 等偏上收入国家来说，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27 。这个结论可以有多种解释，值得在 今后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中开 展更多实证研究。一种解释是，儿童超重比例 升高会促使政府在营养相关计划上投入更多， 尽管这项应对措施并不一定会主要通过农业预 算进行。另一种推测是，农业公共支出并不充 分支持营养敏感型行动，也不促进建设健康的 食物环境。正如前几版《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 状况》报告所示，数十亿人无力负担健康膳食， 而当前的食物环境也不利于推广健康膳食。7 世 界范围内，水果、蔬菜及其他营养食物的产量 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包括农村人口）的 需要。8 粮食和农业领域的公共支持（包括财政 补贴）也是激励增加主粮及其衍生品（包括不 健康脂肪、糖和/或盐含量高且营养价值极低 的深加工食品）的供应量并降低其价格，而并 不鼓励水果、蔬菜、豆类等产品的生产，这些 产品没有补贴或补贴很少，导致消费这类产品 的成本相对较高。2 毫不意外，如第2章如示，数 千万五岁以下儿童超重。
超重与卫生领域公共支出的相关性也可能 比农业公共支出更高。然而，用于应对营养缺乏 问题的政府人均一般支出与五岁以下儿童超重 比例之间呈正相关， 这种相关性也与上文所示农业公共支出与超 重的相关性类似（相关系数为0.33）。n 还可发 现，在应对营养缺乏问题方面投入较多的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超重和肥胖的比例也较 高，但此假设需进一步验证。显然，不仅需要更 多的国内公共供资用于支持农业公共支出，更 重要的是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 家需要加大对营养敏感型农业和更健康食物环 境的投资，以更有效地解决超重和肥胖问题。 全球范围内，农业公共支出与粮食安全和 营养结果的关系，可能被实际上公共支出的匮 乏而削弱。粮食安全和营养领域的公共支出与 粮食安全和营养结果之间的关系预计更强，因 为如下所示，农业公共支出只是粮食安全和营 养领域公共支出的一小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