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市场和装备制造国，中国贡献了全球 70%以上的光伏产能和 60%的风电产能。
（一）技术优势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风电和光伏领域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具备更低的生产成本和更高的能源产出效率。技术优势使得中国可向全球新能源市场上提供更具技术可行性、经济可行性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帮助其他国家实现能源清洁转型。首先，中国拥有强大的可再生能源产业链优势。其中，光伏领域，中国光伏产业链各环节制造能力和生产规模均居世界首位。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2022 年中国多晶硅产量 85.7 万吨，硅片产量 371.3GW，电池片产量 330.6GW，组件产量294.7GW。全球范围来看，多晶硅环节产量前 10 名的企业中中国企业有 7 家，硅片、电池片环节产量前10名的企业全部是中国企业，组件环节产量前 10 名的企业中8 家是中国企业。2014—2022年，中国光伏企业生产组件超过 988GW，有效支撑了全球光伏发电装机应用。风电领域，中国风电全产业链较为完善，基本实现国产化，并有用大量自有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在风机的发电机、齿轮箱、叶片和轴承等方面具备大型化设备生产制造能力，海上风机最大功率已达到 16MW。
第二，技术创新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中国光伏生产技术不断进步，其中晶硅电池实验室效率在 2014 年-2022 年见已打破世界记录 56 次，产业化技术全球领先，高效PERC电池级组件的量产化率和产量规模位居全球首位，n 性电池快速推进，p 型PERC平均转换效率达到了 23.2%，多晶硅生产的综合电耗和还原电耗不断降低，硅片厚度快速下降，电池片量产效率稳步提升，双面组件渗透率持续扩大。风电方面，中国风电行业经过近40余年的发展，在设备设计和应用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除传统机型技术外，在低风速地区风机、高海拔地区风机、适用于高寒或高温地区的风机等已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具备国际竞争力。
第三，在全球市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份额。作为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市场和装备制造国，中国贡献了全球 70%以上的光伏产能和 60%的风电产能。其中，中国光伏企业已经在美国、印度、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产能。截至2019 年底，海外布局的电池片有效产能达到 17GW，组件有效产能达 21GW。并且，当前多家头部光伏企业开始在东南亚等地区加速进行一体化产能建设。中国风电产业主要以设备出口的形式参与全球市场发展。截止 2022 年，中国向海外市场出口的风机设备达到约10GW，累计近4224 台，出口国家 21 个，主要包括越南、澳大利亚、印度等。
（二）投资优势 中国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和资本市场体系，可以为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和项目融资提供支持。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为共建国家提供优惠的融资和投资政策，帮助这些国家加速清洁能源的发展。 10 年来，资金融通不断拓展，增进共建国家的民生福祉。丝路基金围绕“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在共建国家积极布局一系列油气、电力、新能源等项目投资。截至目前，能源类投资项目共 25 个，承诺投资金额约 68 亿美元，大大带动了当地相关产业及社会经济发展，增加共建国家民生福祉。
（三）政策优势 在推动和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中国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为中国企业在国内外开展可再生能源业务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为其他国家提供经验和借鉴。 一是，出台法律，明确可再生能源发展地位和基本制度。在借鉴国际经验和综合国内发展需求的基础上，中国于 2005 通过，并于 2006 年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作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确定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地位和基本制度，为可再生能源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法律中设立了总量目标、全额保障性收购、分类电价、费用补偿等基本制度，成为了后续相关法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依据。
二是，电价政策。作为支持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的核心，电价政策在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不同阶段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产业发展的初期，我国实施固定电价政策，即按照不同发电类型，建立了风电、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标杆电价制度，并根据发展规模和成本情况，进行不定期调节；进入平价阶段，陆续实施了竞价上网、补贴退出等电价调整政策，并通过绿色电力证书、绿色电力交易等政策机制，在价格机制中突出可再生能源的环境属性价值。 三是，金融类激励政策。中国对可再生能源装备和项目实施税收、金融等经济激励政策。在税收方面，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技术装备和开发享受增值税和所得税优惠，在可再生能源项目发展前期降低发电成本、争取优先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对于风电、光伏等项目使用不同用途土地资源时，对于不改变土地用途的项目给予税费减免。在优惠贷款方面，《可再生能源法》、主管部门的部分专项政策中，规定为符合要求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贴息贷款、优惠贷款、信贷支持等。
（四）人才优势 中国拥有庞大的人才队伍和优秀的科研机构，在可再生能源技术、项目设计和运营管理方面具有较强的人才优势。这可以为中国企业在国内外扩大可再生能源装机提供支持，同时帮助其他国家培养人才，促进清洁能源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此外，为加强能力建设，中国政府承诺到 2030 年为伙伴国开展10 万人次培训，并实施“一带一路”生态环保人才互通计划和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在绿色金融、可再生能源技术、项目运营管理等方面为共建国家提供人才培养与能力建设。
（一）海外市场竞争愈发激烈 当前，全球处于深刻变革之中，大国竞争加剧、安全议题增加、局部动荡不断，为能源转型发展带来不确定。一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经历大调整，新兴国家都在加强本土化建设，中国新能源产业需寻找海外发展的机遇。二是，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对绿色标准、碳足迹要求日趋严格，将碳足迹认证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之一，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海外产品的贸易壁垒。三是，随着近年来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机构投入到此领域，带来更加充分的国际资本的同时，也带来了越发激烈的国际化的竞争。
（二）意识形态认可和市场保护 国际社会对中国海外投资仍存在误解，甚至包括了“地缘扩张论”、“经济掠夺论”、“环境破坏论”等说法，与中国所提倡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大相径庭。中国企业在海外项目投资开发过程中在环境、劳工、社会责任等方面，会受到影响或质疑，对项目的开发运营带来风险和挑战。此外，受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大国竞争等因素影响，海外国家对外资采取安全审查制度，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导致有些国家以安全为由，逐渐收紧能源等重点领域的外资准入政策，加大了海外能源项目的开发难度。（三）土地权益、环评审批的获取 海外项目，特别是绿地项目的开发建设离不开包括土地协议、环评手续等审批，其审批时间、条款等对项目开发能否能否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时主要面临几方面的挑战：一是项目开发手续冗杂、流程涉及环节多；二是土地资源多属于私有资产，土地权益获取受限制或资金要求较高；三是对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严格，环评复杂且严格。
（四）海外项目投融资体系有待完善 传统的海外项目投融资一直沿用已有体系，然而面对全球转型的新形势，现有的规则和体系已不能完全满足发展的需求，不能解决“一带一路”国家项目融资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一方面，发达国家推行的投融资规则和标准要求较高，对于处在初级阶段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而言，适用性偏低，难以得到完全推广；另一方面，中国尚未建立起成熟的系统化、标准化体系，仍要努力提高其在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性。“一带一路”投融资体系建设亟待加强，通过多边合作的试行，共同建立起符合实际需求、普遍认可度高的融资体系，以便于加强对能源转型的资金支持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