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时期的增长韧性和通胀缓落。
2024 年，全球经济呈现四大典型特征：韧性低增长、分化复苏、通胀继续靠近央 行目标、货币政策转向宽松。 过去几年，虽然经历了新冠疫情、能源危机、各国同步大幅收紧货币政策等冲击， 但“全球经济超乎寻常地保持了韧性，避免了一场全球性衰退”（2024 年 10 月，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IMF）。在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IMF 和经合组织（OECD）均预计 2024 年全球 GDP 增长 3.2%，持平 2023 年，但低于疫前 2011-19 年 3.5%的平均水 平。此外，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难掩不同经济体之间复苏的分化：一是发达经济体经 济复苏好于发展中经济体，前者经济增长和通胀已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趋势水平，而后 者留下了永久性的产出缺口和持续性的高通胀；二是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分化， 如美国经济表现持续强于欧元区，2023 和 2024 年“美强欧弱”特征均很明显。
通胀方面，2024 年延续了 2023 年通胀见顶回落态势，更进一步接近通胀目标水平。2020 年以来此轮全球性通胀的先高涨后快速回落，主要归功于两大冲击组 合，即通胀上升上半场的“供给短缺冲击 + 需求强刺激政策”，通胀快速回落下半场的 “供给扰动消退 + 需求限制政策”。由于整个过程中需求端得到了较好地稳固，避免了 经济的大幅放缓，实现了增长稳定和通胀回落的完美组合即“软着陆”。随着通胀压力 的下降和就业市场紧张压力的缓解，2024 年以来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由加息 进入降息。 展望 2025 年，全球经济约束条件和发展环境面临几个重要变化：一是本轮通胀回 落速度将明显减缓，但在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加剧等极端情况下，降通胀进程会陷入停滞 甚至不排除再次通胀的可能；二是降息周期可能由加速阶段转入放缓阶段，政策组合由 货币紧缩转向财政紧缩，政策目标由恢复价格稳定转向重建财政缓冲；三是地缘政治关 系紧张加剧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尤其是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上任后，其国内政策变化对全球经济、资本市场和地缘政治关系的溢出效应，会给全球经济增添不少不确定性。
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中的韧性。1、实际收入和消费需求助力经济韧性。2025 年全球经济稳定有韧性增长的支撑因素，主要有三点： 一是实际收入增长支撑消费需求。实际收入增速等于名义收入增速减去通货膨胀水 平。2023 年以来，通货膨胀水平快速下降，同时名义收入增速仍然强劲，导致居民实际 收入增速提高，消费能力得到增强。在基线情境下，2025 年通货膨胀水平有望继续放缓 下行，继续对实际收入增速形成支撑。名义工资收入方面，许多国家劳动力市场紧张状 况已逐渐缓解，如美国和德国劳动力市场职位空缺率/失业率的比例已由 1.5-2.1 倍降至 2024 年底的 1.0 倍左右，回到疫情前 2019 年水平，导致名义工资增长有所放 缓。但是，此轮劳动力市场紧张状况的缓解，并没有减少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时间，因 为一些国家失业率的小幅提升，是源于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而不是就业增长放缓，参与 率提升的背后是强劲移民的流入。因此，持续的就业、强劲的名义工资增长和 通胀的继续下降，将支持实际收入进一步改善，支撑消费需求维持较强韧性。
二是食品和能源等通胀下降提升了消费信心。2023 年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消费 者信心逐步恢复，尽管没有提升至历史常态水平。OECD 的最新研究表明，消 费者信心的恢复，主要与生活成本的降低尤其是食品和能源通胀的降低有关，无论是 2021-2022 年消费者信心的下降阶段，还是在 2023-2024 年的提升阶段，食品和能源对 消费者信心波动的贡献率均超过 70%。在基线情境下，食品和能源价格有望 保持平稳，甚至趋降，使消费者信心向历史常态水平回归。 三是限制性货币政策约束减轻将刺激投资需求。2025 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央行继续 降息，应该是大概率事件，只是降息幅度可能不如 2024 年那么大，因此全球货币政策 整体处于宽松周期。利率的降低，无疑将减轻限制性货币政策对实体的影响，有助于刺 激投资和消费需求，尤其是对利率敏感行业的私人投资需求，如房地产投资、 居民消费信贷、企业贷款需求等。
各国际组织在其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均维持2025年全球增长平稳的判断， 预计 GDP 增速持平或略高于 2024 年的 3.2%。
2、不确定性冲击明显增多。2025 年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全球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和地缘经济割裂加剧。自 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爆发以 来，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GPRH）快速攀升，2023 年 10 月巴以冲突和中东动荡局 势加剧后进一步走高。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再次处于 关键十字路口”，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加剧是大趋势。这种格局必将反作用于全球贸易， 导致贸易碎片化和地缘经济割裂加剧。IMF（2024 年 10 月）最新研究表明，2022 年后 全球贸易碎片化程度超过 1947 年冷战后的表现：无论是不同国家集团之间还是非结盟 国之间贸易量的下降速度，均明显快于冷战期间，可见地缘政治关系对经济影 响很大。
二是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急剧上升，贸易限制政策增多。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尤其 是来自最大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另一个关键的下行风险。近几个月来，美国当选 总统特朗普“关税 2.0”措施的发布，使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急剧上升，远超过 2018-19 年特朗普“关税 1.0”的水平。G20 经济体进口限制措施存量在继续上升（WTO， 2024），据 OECD 估计，这些措施影响了 12.7% 的 G20 进口，是 2015 年此类措施覆 盖范围的三倍多。更高的不确定性和更多的贸易限制措施，会提高进口成本和价格，阻 碍投资，削弱创新，并最终降低增长。这种加强不同经济体之间脱钩的政策倾向，限制 使用外国直接投资和关键领域的技术交流转让，将拖累全球生产率增长和新兴市场经济 体利用贸易提高收入的速度。 三是预计实际利率水平仍将对需求有限制性作用。实际利率水平取决于名义利率和 通胀（或通胀预期）的相对变化。根据 2024 年 12 月份美联储（FED）货币政策会议纪 要对 2025 年通胀和利率水平的最新预测，以及 12 月份欧央行（ECB）货币政策会议对 通胀的预测，欧元区实际利率下降明显，而美国的水平仍将在高位。根据 IMF数据，除日本外，全球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的实际利率水平仍然为正。预计 2025 年随着名义利率的下降和通胀的继续回落，实际利率水平变化不会太大，仍将对实体需 求存在限制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