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外部受益全球 复苏与输入性通胀。
2012 年安倍晋三执政后推出“安倍经济学”，采取激进的货币政策、灵活的 财政政策和重点刺激民间投资的产业政策为核心的的政策框架，打出了量 化宽松、财政刺激和结构化改革“三支箭”，对扭转低通胀局面意义重大。
1.1. 货币政策：非常规政策力度持续加码
2013 年开始实施更大力度的量化宽松政策。2008 年金融危机后，日本央行 将政策目标利率降至 0%-0.1%，并建立了资产购买计划。2012 年安倍上台 后提出通过大规模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政策思路，敦促日本央行采取大胆 宽松措施，设置 2%的通胀目标，并明确支持日本央行独立性。2013 年，日 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上任，于 2013 年 4 月推出质化量化宽松（QQE）政策， 央行将主要操作目标从利率转向基础货币。QQE 具体措施包括每年购买 60- 70万亿日元的政府债券，并且增持股票ETF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 扩大了资产购买的规模和种类，向市场投放更多基础货币。从政策效果来看， “流动性陷阱”难题并未得到解决，由于日本央行此阶段仍试图通过银行体 系实施货币扩张，从银行购买证券，但银行体系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效， 导致 QQE 推出后日本基础货币大幅增加，但 M2 同比未见明显抬升。QQE 推出后日元汇率出现较大幅度贬值，减轻了日本出口的压力。
2016 年引入收益率曲线控制下的 QQE，开启最有力货币宽松。QQE 的实施导致收益率曲线大幅下降并扁平化，这一方面会压缩金融体系利润影响 金融稳定性，另一方面影响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为了进一步扩大 QQE 的政策效果，日本央行于 2016 年 9 月引入“收益率曲线控制的 QQE”， 即通过资产购买将收益率曲线控制在合理低位，短期政策利率被设定为0.1%，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的目标水平为 0%左右。与传统的利率政策相比， YCC 让央行能够直接控制长期利率，调节货币政策对经济和通胀的影响， 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再次转变为利率。此外，日本央行还做出通胀超调 承诺，确保通胀预期锚定在 2%的水平。 疫情期间，日本央行进一步扩大风险资产购买规模。2020 年 3 月日本央行 宣布继续实施 YCC，并扩大资产购买计划，包括将股票 ETF 年购买规模增 加一倍至 12 万亿日元，将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J-REIT）年购买规模增加 一倍至 1800 亿日元。此外，继续积极购买国债，并在 2020 年 9 月底之前 购买更多商业票据和企业债。 总体来看，日本的货币政策进行了持续的创新，以非常规的政策手段推动 再通胀成功实现。2013 年之后的货币政策，体现了日本政府明确的政策决 心，通过长期且持续的流动性释放和利率管理，刺激资金活跃度提升，引导 实体经济加杠杆，并在其他因素影响下，帮助日本经济走出低通胀。2024 年 3 月日本央行结束负利率和利率曲线控制政策，并取消对股票 ETF 和 Reits 的购买，非常规政策逐步退出。
1.2. 财政政策和结构化改革：刺激力度加大，注重中长期改革
财政政策继续保持逆周期调节思路，但财政刺激力度有所加大。安倍经济 学的第二支箭是灵活的财政政策，又称机动的财政政策，侧重于财政支出结 构调整，表现出重投资而轻消费的特点。作为 90 年代后日本在位时间最长 的首相，安倍晋三的经济政策延续性明显加强。2012 年安倍上台后，提出 以企业为主导，通过投资驱动的成长重视型经济政策，即政府通过公共投资 创造有效需求，支持企业经营状况改善，进而提升就业和工资，刺激居民消 费；同时家庭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的改善带来税收增长，进而改善财政收 支，形成企业主导的政府、企业、家庭三方的良性循环。这与民主党强调的 分配型政策思路完全不同。从安倍执政期间的政策来看，在巨大的财政压力 下，其财政政策并未实施大规模的持续性刺激，而更多采取的是逆周期调节 的思路，力求实现财政整固。从具体政策看： 2013 年 1 月安倍政府推出规模达到 10.3 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方案，预算的 重点“从人转向水泥”，主要聚焦于灾后重建、促进地方发展和加强公共基 础设施投资；2013 年 5 月通过年度财政预算草案，规模达到创新高的 92.6 万亿日元，最终预算规模则超过 100 万亿。2014 年 4 月，在经济短期提振 后，面对财政收入短缺的问题，安倍政府将消费税由 5%提升至 8%。但消费税税率上调带来的税收收入增加并不足以让日本摆脱对国债的高度依赖， 且给日本国内消费带来了一定冲击，为避免挫伤经济增长，安倍内阁不得不 将原定于 2015 年将消费税提高至 10%的计划推迟，并于 2014、2015 年推 出 3.5 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方案。2016 年 8 月安倍政策推出新一轮规模达 到 28 万亿日元的刺激计划。虽然短期内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但安倍政 府也设定了到 2015 年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下降至 2010 年的一半、到 2020 年实现财政盈余的财政整顿目标，试图平衡短期刺激和长期财政健康。尽管 政府试图控制和优化支出结构，但由于日本社会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和少子 化问题，社会保障支出难以减少，同时在幼儿教育等领域的改革也导致了支 出进一步增加，财政预算支出持续创下历史新高。在税收方面，除了提高消 费税外，政府也在积极探索其他税收来源。安倍政府于 2019 年 1 月起征国 际观光旅游税，并于 2019 年 10 月上调消费税率至 10%。从财政支出结构 看，安倍经济学重点支持方向聚焦在公共工程、国防、社会保险等领域。
疫情期间实行更大规模的刺激性政策，疫情后财政支出规模延续。2020 年 在疫情影响下，日本打破财政纪律约束，于 2020 年 4 月推出规模为 108 万 亿日元的经济刺激方案，2020 年 11 月又推出 73.6 万亿日元刺激计划，2021 年 11 月又推出 78.9 万亿日元的刺激计划。该时期医疗社保支出增长明显， 通过增加医疗设备、疫苗采购和公共卫生支出应对疫情。此外疫情期间，日 本加强对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和环保技术的财政投入，涵盖推动 5G 网络覆 盖、数字政府建设、投资绿色能源项目、支持汽车行业新能源转型等内容。 疫情后财政支出中枢仍明显高于疫情前，对推升通胀起到重要作用。 与货币政策相比，日本财政政策对通胀和经济的支持力度相对有限，核心 是债务压力的制约。2023 年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达到 230%，在发达 经济体中领先。日本政府债务中均为内债，1988 年后日本政府国外发行的 债券余额始终是 0，这一定程度上导致日本并未发生金融危机。国债持有人 中，日本央行是最大持有人，2023 年末持有近 50%的日本国债和短期国库 券，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庞大的债务压力下，日本政府仅靠税收来偿还债 务已无法维持，因此借新还旧成为重要手段，这也限制了 2012 年后财政持 续大幅发力支持经济的空间。
结构性改革是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从制度改革、产业政策、劳动力 市场政策等方面进行中长期改革。具体内容包括：（1）制度改革方面主要措 施涵盖央行、地方政府、经济特区：修改《银行法》，加大政府对央行的发 言权，同时干预日本央行人事变动；中央政府让渡部分经济支配权给地方， 增强地方经济的自主性和自律性；选定特殊区域设立“国家战略特区”，并 在部分地区进行法律和税制的改革试验。（2）产业政策包括减税和产业支持 两大措施：2014 年降低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 2.4pct；修改公司法，设置企业 外部管理职位，以提升日本企业的经营效率并加强对公司的职能监管；推动 日本国会通过《产业竞争力强化法》，颁布《关于增强产业竞争力的实施计 划》等相关规定。同时对于新能源产业、汽车产业、医疗产业、机器人行业 等均有不同力度的支持。（3）劳动力市场政策目标是扩大劳动力供给，包括 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延迟退休等政策。 以振兴民间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战略是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涉及结 构性改革措施，主要侧重制度改革、产业培育和劳动力市场完善。作为实现 增长的具体措施，安倍政府提出了“日本产业复兴计划”、“战略市场创造计 划”以及“国际拓展战略”这三项行动计划。(1)“日本产业再兴计划”包括 制定“产业竞争力强化法”、改善雇佣制度促进劳动力流动、设立“国家战 略特区”以吸引国内外企业的投资、向民间企业开放公共设施运营权、改革 大学教育以培养全球化人才等。 (2)“战略市场创造计划”旨在创造新的内 需市场，如培育医疗、护理、电子商务等市场，促进蓄电池、基础设施智能 化等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普及。(3)“国际拓展战略”旨在开拓国际市场， 增加海外收益。通过加快 TPP 等自贸协定谈判进程，提高日本与自贸区伙伴间贸易比重和基础设施出口额。经济增长战略蕴含四大核心内容：第一， 改善就业环境，打破终身雇佣制，建立正式员工的解雇机制，并完善非正式 员工转正的制度。此外，还将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和鼓励外国人进入家政护理 行业，提高女性就业率；第二，改善商业环境，放松规制，设立国家战略特 区进行试点，将公司税率由 35.64%分阶段降到 30%以下，吸引全球企业投 资，目标是到 2020 年使日本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 35 万亿日元；第三， 扶持未来增长点，包括环保能源、健康、信息通信等具有前瞻性的长期增长 产业，同时重视农业；第四，推进全球化扩大贸易规模，通过参与 TPP、中 日韩 FTA、RCEP 等贸易自由化协定扩大外需，提高农产品出口额和基建订 单额，吸引外国游客实现观光立国。
2012-2019 年全球经济整体平稳，利于日本出口和海外投资。次贷危机结束 后，全球各国普遍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推动经济在 2012 年 之后逐步企稳好转。2012-2019 年虽然出现欧债危机、中美贸易摩擦等事件 冲击，但美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整体保持平稳增长，这为日本经济修复提供 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方面，日本出口在此期间除 2016、2019 年外，持续 保持正增长。另一方面，日本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张，主要集中在欧美等市 场，海外经济平稳增长为日本企业创造了大量的海外收入，日本 GNP 增速 快于 GDP 增速。
2020 年以来疫情和俄乌冲突带来输入性通胀，出现工资-通胀螺旋上升。 2022 年以来日本 CPI 大幅上行，成功超过政策目标 2%，但从驱动因素来 看，通胀上行并不是依靠政策期待的需求拉动，而更多是供给端成本因素导 致。疫情后全球供应链脆弱性提升，叠加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导致全球 原油、化肥、粮食等价格大幅上涨，对于原材料高度依赖进口的日本而言， 输入性通胀压力明显，并且与居民基本生活相关的商品价格涨幅较大。这导 致员工对工资收入增长提出更高要求，2024 年春斗加薪幅度超 5%。日本工 会总联合会预计，2025 年春斗涨薪幅度也将超过 5%，成本推高导致的工资 -通胀螺旋已经形成。
解决人口与就业问题是日本政府重要的关注方向。总体来看 2012 年后日本 劳动力市场面临的问题得到一定缓解，相关政策重点包括：延迟退休年龄； 提高非正式雇佣的待遇平等性；加强对老年人再就业的支持。 2012 年后日本人口下行及老龄化趋势未变，日本政府通过一系列举措增加 劳动力供给。人口总量及结构是慢变量，虽然过去 30 年日本政府出台了一 系列促进生育政策，但仍然未能扭转人口趋势，2012 年后，日本总人口下 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开始转为负增长，同时老龄化比例进一步提升。为了减 小人口趋势对就业市场的冲击，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促进劳动力 供给的提升。主要体现为中老年人及女性群体在就业中的占比提升。此外， 积极的劳动保障改革也出现效果，正式员工数量保持增长，兼职工作收入增 速明显，特别是疫情后，带来了兼职劳动力供给的增长。 第一，推动养老金领取和退休年龄延迟。从 2013 年开始，日本正式执行《厚 生年金保险法》在 2000 年修订案中提高“报酬比例部分”领取年龄的规定， 到 2030 年以前男性和女性的领取年龄均延迟至 65 岁。在 2018 年发布的 《高龄社会对策大纲》中，日本政府进一步提出要将领取退休金的年龄推至 70 岁及以上。2020 年日本政府再次对《高龄者雇佣安定法》进行了修订， 除了保障 65 岁以下员工都有就业机会之外，还提出企业有义务将退休年龄 提高至 70 岁，该法案已于 2021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第二，强化非正式雇佣权益保障。从 2016 年 10 月 1 日开始，日本进一步 扩大了厚生年金的覆盖范围，将每周工作 20 小时以上、月收入在 8.8 万日 元以上的非正式雇员纳入厚生年金制度的保障范围内，以改善非正式雇员 的待遇，预防其出现经济贫困问题。2018 年 9 月，日本进一步降低了非正 式雇员加入厚生年金制度的月收入门槛，由原来月收入 8.8 万日元降低到 6.8 万日元。
第三，全方位支持老年人再就业。通过设立专门化机构、搭建信息平台等措 施，解决就业再就业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日本建立了银发人力 资源中心和公共就业保障办公室，前者为老年人提供灵活就业机会、志愿活 动机会、工作技能培训课程以及老年人创业支持服务等，后者的核心业务为 面向全社会提供就业咨询与支持服务，还为求职者办理雇佣保险服务，包括 就业津贴、失业补助、教育培训津贴和继续就业津贴等。 第四，疫情期间出台多方位就业支持政策。应对疫情冲击，日本政府采取多 项举措：增加雇佣调整补助金供给，通过为中小企业提供补助稳定就业；增 加对休业人员补助；推动兼职和“共享员工”；强化应届生就业支持；减少 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等等。具体举措包括 2020 年 2 月总务省公布对居民 发放 10 万日元的特别定额补助金；2020 年 4 月设立“紧急雇佣安定补助 金”和“新冠疫情应对休业援助金”等。疫情期间的政策将大量非正式员工 纳入保障体系内，对女性和灵活就业者的帮扶力度大，促进其参与劳动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