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与竞争力与该国投资银行的国际化程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海外先进投行的经验来看，其国际化的历程既是全球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下的产物，同时也在 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美元等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并为其本土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扩张以及产业资本的全球流动提供 了助力。回顾海外先进投行的国际化历程，其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二十世纪 50~60 年代海外投行国际化扩张启航。海外投行的国际化历程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50、60 年代，战后全球贸易的不断恢复以及欧洲和日本经济 的复苏和欧洲美元市场的蓬勃发展均为欧美投资银行的国际化扩张提供了土壤。这一阶段欧美的大型投行主要 以当地办公室的形式存在，且由于金融管制的存在其国际业务范围较为有限，仅限于在当地市场进行商业票据 发行、股票承销等少数业务。
2、二十世纪 80 年代海外投行加速国际扩张。到二十世纪 80 年代，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证券行业在本国国内的竞争加剧为海外投行 出海提供了内在动力，而企业跨国投资和跨境贸易的浪潮则为投资银行国际业务的拓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这一时期，美国带头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于 1975 年 5 月 1 日通过了《有价证券修正法案》，率先废除了固 定佣金制度，这一天也称之为美国证券业的“May Day”；而随着佣金率的降低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导致行业经纪业务收入大幅缩水，券商不得不调整发展战略，寻找新的市场需求和利润来源以抵消经纪业务收入下降的影 响。因此，主要投行一方面开始探索多元化业务，加速向机构业务2和财富管理3等业务转型，另一方面则开始加 大国际化布局，通过出海的方式拓展收入来源，出海在美国券商中的战略重要性得到显著提升。
同时，美、日和西欧诸国均开始拆除金融和贸易壁垒并逐渐带动其他新兴经济体，全球跨国并购和对外投 资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投资银行的国际业务也开始正式步入高速成长时代。1975 年，美国向海外投资银行开 放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席位，为海外投行参与美国市场股票经纪业务提供了条件。1979 年，英国在经常账户 的持续顺差下取消了外汇管制，并于 1986 年推出了《金融服务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Act of 1986)，大幅度放 松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并成立了统一的监管机构对市场进行监管，“金融大爆炸”正式拉开帷幕，英国金融市场 的国际化进程明显加速。1980 年，日本修订了《外汇管制法》，允许资本双向自由流动，标志着日本的资本项目 自由化改革基本完成，日元利率逐步实现市场化定价；同时，日本又批准外国投资银行在日本设立分支机构开 展某些业务，为外资投行走进来和日资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提供了便利。1981 年，联邦德国取消了对非本国 居民购买本国债券的限制，海外投行在德国市场的参与度显著提升。 这一阶段在金融和贸易“国际化”和资本市场“机构化”两大趋势的交织下欧美的大型投行开始在伦敦、 巴黎、法兰克福、东京、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主要城市开设分支机构，业务范围也极大地扩展到了 IPO、兼并收 购、再融资等投行业务，以及交易结算、FICC 等其他业务；同时由于机构投资者交易需求的快速崛起，国际投 行在当地的市场份额也有了极大地提升。
3、二十世纪末以来国际投行全球化经营蔚然成风。1997 年底，世贸组织达成了《全球金融贸易服务协议》，102 个会员国就金融市场开放做出承诺，其中 44 个国家和地区允许外国证券公司在当地设立全资子公司和分行；而在 20 世纪末，随着科技的持续进步和信息技 术的快速发展，为投资银行加强国际市场的开拓和管理以及量化交易、做市等新产品和新业务的开创提供了技 术保障。到 21 世纪初，美国、欧洲、日本的大型投行已将业务范围覆盖到世界各地，建立了全球化的经营体系； 而其业务体系也逐渐丰富、竞争力不断增强。截至 2023 年末，高盛、摩根士丹利和野村在海外的收入占比分别 高达 36.6%、24.5%和 39.1%，国际业务已成为其收入的重要来源。
券商高质量“走出去”对于一流投资银行建设目标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证监会于 2024 年 3 月发布的《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和公募基金监管加快推进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的意见（试行）》明确提到， “形成 2 至 3 家具备国际竞争力与市场引领力的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力争在战略能力、专业水平、公司治理、 合规风控、人才队伍、行业文化等方面居于国际前列。”可以说，我国若没有一批真正具备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引 领力的投资银行，则将既不利于中国本土优秀企业“走出去”登上国际资本市场的舞台，从而在更广阔的市场 空间中实现更高效的资源整合并实现自身跨越式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国外投资者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从而为 我国企业的长期高质量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参考国际投行的国际历程，现阶段我国证券公司“走出去”既是我国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证券 行业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一方面，当前我国面临国内产能优势突出但有效需求不足，而对外则面临较 高的贸易壁垒，在此背景下实体企业出海节奏明显加快。根据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统计，2023 年我国 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9169.9 亿元人民币，同比+16.7%（折合 1301.3 亿美元，同比+11.4%）；年内对外直接投 资企业数达 7913 家，同比+23.1%。而另一方面，在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公募佣金改革和“IP O 阶段 性收紧”等政策也为我国证券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在此背景下中资券商可抓住市场发展机遇加快走 出去力度，为我国实体企业的出海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且服务于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进程，在提升自身服务实 体经济和投资者的效能和水平的实践中实现建设一流投资银行的宏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