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不出海，就出局”成为许多行业共识。中国企业迈向全球的进程，正在从全球化 1.0 进阶到 2.0 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企业全球化 1.0 阶段有几大特征： 持续时间上，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持续发展，直至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 的爆发，这一事件标志着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此后，全球经贸关系和地缘政治冲突的 加剧，进一步凸显了全球化进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全球分工上，以自由主义全球化为价值准则，基于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让资本和技术进行 全球分工，秉承效率至上，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编织供应链，美国的信息高地与中国的制造洼 地紧密结合，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 企业角色上，中国企业主要是以“乘风出海”和“借船出海”形式走出去。前者指的是中国 加入 WTO 的东风，后者指的是通过并购海外公司业务，成为全球化运营的企业。 出海议题上，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了收购矿产资源、引进先进技术、拓展海外市场、输出国 内产能以及开展国际化经营等活动。其中前三项策略通常可以概括为“copy to China”（复制到 中国），第四项策略则是“copy from China”（从中国复制），而第五个策略则体现了企业从成 立之初就具有全球化视野，即“born global”（生而全球化）。需要强调的是，这五种策略并不 是相互排斥的，它们各有优势和局限性，也没有固定的好坏之分，更不是简单的规模大小问题 2 。 公众熟悉的许多中国企业在全球化 1.0 阶段成功走出国门，塑造了在国际市场上得到认可的 中国品牌，如联想集团、TCL 等。随着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中国企业无论是主动适应还是 被动应对，都必须面对全球化 2.0 阶段所带来的新挑战。
一方面是国际上外部环境的变化。在全球化 1.0 阶段，国际分工过于强 调效率，以至于忽略掉背后的公平性问题，据此引发自由贸易体系下收益分配 不公一方的反弹，“逆全球化”之声一度甚嚣尘上，中国企业出海的外部环境 迎来挑战。具体体现在多数美欧等发达国家加大了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力度，部 分国家通过对中国制定有针对性的指向政策，使中国企业出海的对外投资面临 新的障碍。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3 年中国全行业对外直 接投资为 1478.5 亿美元（10418.5 亿元人民币），规模为 2016 年峰值（1961.5 亿美元）的 75.4%3 。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全球化 2.0 阶段面临更多超出原先考量范围和决 策体系的不确定性和新要求，要求企业作出新回应。例如，在海外市场，除了 地缘政治和政策不确定性之外，可持续监管正在全面加速。这主要体现在对价 值链中 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管理的重视，以及对 ESG 相关信息披露 的要求上。ESG 信息披露正逐步从自愿性转变为强制性。这些变化迫使中国 企业在海外市场必须迅速建立起强大的 ESG 治理能力，以提升其国际竞争力， 并努力构建包括 ESG 在内的更加全面的能力体系。
另一方面，从国内企业发展空间来看，随着国内产品竞争加剧、市场逐渐 趋于饱和等，许多中国企业都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寻求第二增长曲线。 与 1.0 阶段相比，全球化 2.0 阶段的中国企业从制造到研发、营销、投资、并购、 本地化生产与经营等，都在不断拓宽全球化的边界，提升出海的层次和深度—— 从加工贸易到资本出海、技术出海、品牌出海、服务出海；从物美价廉到创意 品质、高附加值产品和智能化产品出海；从硬件出海到网络游戏、社交软件、 直播 App 等服务出海；从发达市场到“一带一路”新兴市场等。 中国企业在长期的激烈竞争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能力。例如，近 年来，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不仅开辟了新的海外 市场领域，而且成为了企业的数字化基础。这些技术有助于企业提高全球化运 营能力，并推动其全球战略的有效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一轮出海潮中，中国企业多数并非只是“被动出海”。 实际上，随着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开始主动从 原有国内市场拓展至全球市场。出海历练被视为进一步做强的必经之路，而伟 大的企业往往在变革中诞生。
全球化从 1.0 向 2.0 的演进并非一蹴而就，通过深入分析过去几十年中国企业的出海历程，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浪潮都伴随着转型和迭代的催化因素。这些因素促使中国企业深入全球化的 深水区，并攀登至“微笑曲线”的更高端。
粗略来看，自新世纪以来，全球化 1.0 阶段有两个典型的 阶段，其重点各有侧重： 第一阶段始于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当时，一大批以制造、贸易类为主的中国企业抓住 了这一机遇，凭借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及中国制造业、基础设施等竞争力，走出国门、参与全球竞 争，并迅速崛起为“世界工厂”。 第二阶段的标志是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彼时，一些国外企业虽然拥有先进技术，但在 经营上遇到了各种问题。为了获取核心技术并最小化生产成本，这些企业开始通过跨国并购方式 加快进入海外市场。同时，随着中国对高技能、高价值工作的日益重视，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人 力、土地等要素价格持续上行，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海外成本更低的市场转移。 进入全球化 2.0 阶段典型标志始于 2017 年。一方面，世界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全球 经贸格局发生深远变化，特别是针对中国的经贸摩擦、关税壁垒不断，且国内市场日益饱和，中 国企业被迫寻找出海的途径；另一方面，以电商为代表的不同领域企业主动全方位出海，输出技 术、管理、商业模式、产能、供应链乃至标准，不同行业和体量的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各显神通。
时，随着“一带一路”合作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选择 通过绿地投资的方式“出海”，即通过投资建厂或合资合作将产业链和供 应链延伸到海外。这一趋势在新能源、制造业等行业尤为显著。过去，服装、 家具、家电等“老三样”走俏海外；如今，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 品等外贸“新三样”扬帆出海，成为中国企业出海新的增长点。2023 年， “新三样”产品的出口总额达到 1.0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9%，首次突 破万亿大关。同时，中国企业的出海业务在全球南方国家和市场的增长尤 为显著。《经济学人》引用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数据显示， 自 2016 年以来，中国上市公司在全球南方市场的销售额增长了近四倍， 远超西方公司的增长幅度，后者仅增长了三分之一。2023 年，中国企业 在这些国家的销售额达到 8000 亿美元，超过了在富裕国家的销售额。东 南亚、中东、欧洲等国家，也在利用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组机会，要求中 国企业抛弃单一出口的方式，在当地建厂，打造或重塑本地制造能力，为 本土经济发展和就业带来更多机会。
总体来看，中国企业出海的大背景是其综合竞争力的显著提升。经济 必须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才会迎来大规模的出海潮。每一轮出海都是基 于企业自身强大的产业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这是其能力自然外溢的结果。 同时，出海经历锻炼了中国企业，使其全球化视野和竞争力不断增强。企 业出海的边界、内涵、层次和能力都在持续深化——不仅商品走出去，还 有优秀的生产能力、管理经验、技术、品牌、标准及供应链，乃至中国文 化和价值观等。 据此，如果我们从中国企业如何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如何走向世界并 与之互动互融这一视角来看，可以为中国企业最新的“新出海”浪潮给出 一个大致的定义：新出海是中国企业为应对全球经贸格局变化带来的内外 环境冲击，同时充分利用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能力和管理经验等优势， 主动求变并向外开拓，成为真正全球化运营企业的潮流。在这一潮流中， 企业基于更广阔的全球视野和更高的标准要求，利用中国完善的产业链供 应链优势、数字化能力、人才红利、创新商业模式等，实现从短期贸易向 长期投资、技术输出、工业能力提升以及产业链构建的转变，并积极融入 本地生态，追求与世界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中国企业应该从战略层面思考和布局“新出海”。战略出海是指将世 界市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量，而战术出海则可能更多地关注于避税和成本节约，导致企业在不同地区之间频繁迁移，缺乏深耕，难以建立护城河 和核心竞争力。例如：在东南亚市场，中国家电品牌长期面临日韩品牌的 先发优势。为了实现战略性和长期性的出海目标，中国企业海尔在越南市 场采取了深耕策略，通过捕捉本土化元素，如赞助选美比赛以及加强冰箱 的冰块冰冻技术，并支持社区发展，成功赢得了本地用户的认可，并创立 了全新 AQUA 品牌。而陷入价格战、一味追求低价甚至不惜降低质量的 中国摩托则如昙花一现，被市场抛弃。4
这一轮“新出海”与以往的出海浪潮相比， 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1）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产业链出海” 与以往相比，新一轮出海的企业更加重视海外的品牌战略和产业链建 设。企业不再仅仅出口产品，而是致力于提升品牌影响力和产业链的全球 布局，力图从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生产转向高附加值的领域，提高在 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例如，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新能 源汽车企业不仅出口整车，还在海外设立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销售网络， 以快速响应当地市场需求，提升品牌知名度和促进产业链本地化。 值得一提的是，新一轮出海的本地化举措还与各国各区域的政策引导 密切相关。例如，2024 年 7 月，比亚迪在泰国建立电动汽车工厂后，又 宣布在土耳其投资 10 亿美元（合人民币超 70 亿元）建立年产能达 15 万 辆汽车的工厂和研发中心。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规避关税，还能为当地创 造就业和增加财政收入，体现了在大环境变化下的被动适应和在小环境中 主动求变的双重策略。 事实上，作为全球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和第一制造大国，中国的工业 产出已占全球近 30%，有相当比例的工业品输出全球市场。在全球经济 格局和投资贸易规则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出海战略已经从单一的产 品或供应链出海，转变为包括工业能力和产业链在内的系统化出海。
（2）理念出海：“全球化思考，本地化运营”下的可持续理念和长期主义 “全球化思考，本地化运营”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主旋律。这一理念强调了全球视野下的可持续发展要 求与本地市场深耕的长期主义。 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从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到消费者乃至投资者，都越来越重视企业的可持 续价值观和 ESG表现，这些已成为衡量企业价值的重要标准，也是企业能否成功进入本地市场的关键“绿色通行证”。 尤其对于新一轮志在“出海”的企业而言，ESG 不仅是外部合规要求，更需要转化为企业文化以及内在驱动力。 一个标志事件是 2023 年 10 月，欧盟碳市场与碳边境调节机制（EU CBAM）过渡阶段生效，并计划于 2026 年正式实施，打响了碳关税的“第一枪”。同时，水资源管理、员工福利待遇、社区参与和多元化、供应 链管理、隐私数据安全以及负责任营销等各方面更高的 ESG要求，也成为很多企业出海进入当地市场的“通行证”。 在一定程度上，ESG 的重要性已经和传统财务绩效并列，成为企业出海成功的关键因素，如果处理不当，甚至可 能直接导致出海失败。 以估值曾经一度高达千亿美元的跨境电商品牌 SHEIN（希音）为例，英国媒体曾披露其两家供应链工厂存 在“条件恶劣”且“薪酬较低”的问题，引发轩然大波。作为回应，SHEIN 宣布将投入 1500 万美元以帮助其供 应链上的数百家工厂进行升级，并计划将 SHEIN 责任采购（SRS）计划的支出增加一倍，以加强对工厂的审核 和培训。这些举措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扩张中需要加强供应链监管和 ESG 建设的典型例证。
（3）数字出海：从“产品应用”到“技术、管理、商业模式” 与这一轮“新出海”潮流相伴的是由 5G、AI 等技术所驱动的数字经济发展以及在这一潮流中崭露头角的中 国企业。这些企业从早期的互联网社交、视频和短视频、互联网工具等数字化产业出海，逐步带动传统行业的出 海企业积极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全面的数字化转型和创新。依托庞大国内市场、模式技术创新以及多年发展经 验积累等综合优势，出海的内涵从传统的产品应用扩展到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等各个维度。 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发展引发了 AI 出海的热潮。不少企业将东南亚作为 AI 大模型“出海”的重要目的地。电商、 物流等是中国大模型目前“出海”东南亚主要聚焦的应用场景。通过 AI 数字人直播等创新方式，企业能以较低的 成本快速切入直播电商领域，从而增加业务量和市场份额。此外，AI 等数字化技术还能赋能传统行业出海提质增 效——例如，AI 在智能营销、客户管理、辅助决策方面的能力，可有效应对海外不同地区的差异，更有针对性地 了解用户和市场需求，提升运营效率。
（4）从“走出去”到“生而全球化” “生而全球化”的公司和产品日益增多。在当前这一轮“新出海”潮流中，企业及企业家与上几代出海企 业家有所不同。他们成长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科技商业繁荣的时代，尤其是过去十年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黄 金时期。新一代企业家具备全球化的视野和能力，他们不仅依托中国优势创新，还借力全球各地区的区域优势， 重构全球市场。他们创立了一大批从成立之初就以全球化视野来布局的新企业、新赛道，比如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跨境电商独角兽 SHEIN、全球物流网络和服务提供商极兔快递、扫地机器人行业的领军品牌石头科技等。
结合前文我们对于新一轮出海的分析，可以看到出海不仅是企业必须考虑的战略事项，也是 需要主动实施的行动。但要如何做，尤其是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需要我们识别并充分利用长 期支撑因素。结合当前政策导向、行业企业实践以及国际经验，我们可以创造性地用“新出海红 利”概念来理解这一长期利好因素。 何谓“新出海红利”？这一理念发轫于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提出的“效率红利”。 具体而言，是指推动人工智能与互联网深度融合，释放效率红利，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建议。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市场、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红利释放殆尽，经济增速放缓 的背景下，杨元庆提出制造业应该寻求释放新的效率红利，即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最重 要的是围绕智能化发展所带来的技术红利，营商环境优化所带来的市场化红利，中国企业“走出 去”、创造全球名牌所带来的国际化红利三个方面入手，整体提升效率水平，释放新的效率红利， 最终推动包括制造业在内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
当前，出海已成为践行“效 率红利”的一个典型场景和热门 领域。“效率红利”概念的提出 为“新出海”提供了一个方向性 的解题思路——引入“效率红利” 的概念到企业出海领域，并从全 产业链、技术创新、本地化等多 个维度探索“新出海红利”，从 而获得全球市场红利。 从全产业链角度来看，中国 作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产品生产 国，已经建立了覆盖“关键零部 件－整机制造－集成应用”的完 整供应链体系。这一全产业链优 势为中国企业带来了更低的生产 成本、强大的生产能力和显著的 国际竞争力。植根这一优势，扩 展红利的空间和时间，构成了中 国企业出海的重要基础。 从技术角度来看，尤其是数 字化技术红利，是另一个关键因 素。随着全球数字经济、人工智 能等浪潮兴起，数字经济推动新 兴产业增长、传统产业转型，中 国已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导者之一。 对于许多在中国成长起来的企业， 领先的数字化思维、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化运营管理能力已成为它们出海的“标准配置”。 这 些企业在资金、人才和技术创新方面积累的优势，为它们在国际市场 上形成了独特的优势红利。
从本地化角度来看，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出海企业需要兼具全球 化的视野和本地化运营的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持续高效配置资源的 同时，加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合规和 ESG 实践，并围绕当地客 户的需求创新产品、服务和体验。虽然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形成的运 营管理和商业模式创新优势不能完全照搬到海外，但凭借其固有的韧 性和灵活性，结合本土优势，中国企业已经为本地化经营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总体而言，中国企业的“新出海”已经迈入了一个新纪元——出 海企业关注的焦点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的出口和贸易，而是扩展到了 更为全面和长远的领域，包括品牌建设、资本市场运作、全球供应链 的优化布局、海外本土化运营、人才管理和 IT 与技术部署等。特别是，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和新兴技术造成的 颠覆性冲击日益明显和频繁——出海企业必须更加重视保障全球价值 链安全和稳定。这些挑战要求企业的出海经营策略必须走向长期化、 全面化、深度化，这也对出海企业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参考国际和全球领先的标杆品牌，这些全球性企业一方面采用 基础性方法夯实已经成功的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他们也通过实 施突破性战略和加大创新投入来不断推陈出新，积极应对新议题、 新局面。ESG 和以 AI 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则成为企业新出海的 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