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2000 年，日本政府暂缓财政改革，重启积极财政。
1992-1995 年，日本共推出六轮财政刺激政策，总规模约在 66 万亿日元。 每轮财政刺激力度一般处于 GDP 2%左右。 1992 年 8 月，内阁经济措施会议决定“综合经济对策”，总规模为 10.7 万亿日元，聚焦三类投资： （1）扩大公共投资。确保包括先行收购公共用地在内的总规模为 8.6 万亿日元。其中包括一般公共事业 3. 4 万亿日元、灾后恢复事业 5000 亿日元、文教设施、研究设施等发展 5500 亿日元、包括先行收购公共用地在内 的公团等事业费用 5500 亿日元、地方单独项目的地方债券追加 1.8 万亿日元、先行收购地方公共用地 1 万亿日 元、扩大住房贷款体系 8000 亿日元。 （2）促进住房投资。扩大住房金融公司、养老金福利公司等住房贷款体系。 （3）促进民间资本投资。促进资本投资的税收措施，利用政府相关金融机构的贷款，顺利实施电力事业、 燃气事业、NTT、KDD 等资本投资。
1993 年 4 月，宫泽内阁又推出关于推进综合经济对策，规模达到 13.2 万亿日元。 财政依然主要用在增大公共投资、促进住房投资和民间资本投资，此外还增加了对中小企业贷款规模、提 高就业补贴力度等。 例如，通过扩大政府相关中小企业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追加总额为 1. 91 万 亿日元的贷款额度。提高用工调整补贴制度补贴比例、扩大符合条件的转包企业主范围等。 细川护熙上台后，分别于 1993 年 9 月和 1994 年 2 月出台紧急经济对策和综合经济对策，刺激规模分别高 达 6.2 和 15.3 万亿日元。 细川内阁时期刺激规模较宫泽内阁时期进一步扩大，其对基建支出力度放缓，实施了 5.9 万亿日元的所得 税减免，并扩大了购置土地规模。 1995 年 4 月和 6 月，村山内阁推出两项紧急对策，规模分别为 7 万亿和 14.2 万亿日元。 同样主要投向公共投资、住房投资等，也提出要增加投资，用于科学技术和信息通信的促进、研究设施的 发展、教育和社会福利设施等的发展、防灾措施的推进等。
之前持续减税和增扩财政支出，日本财政压力快速走高。1996 年，日本国债余额突破 240 万亿日元，占 GDP 比重高达 45%。 1995-1996 年日本经济好转，财政宽松必要性减弱。为防止日本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日本政府于 1996 年 启动“开源节流式”财政改革。 1996 年，日本财政由宽转紧。1997 年 6 月桥本政府提出《推进财政结构改革的方案》，启动支出改革。 1997 年的财政预算支出收紧。 将消费税率由 3%上调至%，取消特别减税项目，提高医疗费个人负担部分。 确定财政改革的五项原则。①确立财政改革目标，即到 2003 年将国家财政赤字控制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以内，停止发行赤字国债，到 2005 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②决定在 1997 年以后的三年期间内实行紧缩财政政 策，减少政府支出。③制定了新目标，即 1998 年度的财政支出预算总额要低于 1997 年的水平，支出减少的金 额要达到 5705 亿日元。④大幅度削减公共投资计划，不出台与支出有关的长期计划。⑤降低国民负担率和债务 负担率。 1997 年日本取消特别减税、提高医疗个人负担部分、同年 4 月 1 日起消费税税率由 3%提高至 5%，这三 项措施使政府增加财政收入 9 万亿日元。 但是，桥本内阁实施的紧缩财政政策也导致消费者恶化了未来消费预期，加之 1997 年日本大型金融机构相 继破产、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日本再度出现通货紧缩。
1998-2000 年，日本政府暂缓财政改革，重启积极财政。1998 年小渊首相上任起，日本财政刺激不再以公 共投资为主，而是更大比例投向减税、扶持中小企业等措施。 1998 年，桥本内阁决定暂缓财政改革，并在 4 月推出日本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该项财政总规模 16.75 万亿日元，其中 7.7 万亿日元用于公共投资，4.6 万亿日元用于对冲减税，2 万亿日元用于支持中小企业。 小渊首相上台后沿用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分别在 1998 年 11 月、1999 年 11 月出台 23.9 万亿元的紧急经济 对策和 18 万亿日元的新生经济对策，增加公共投资支出，更多资金投向了实施减税和扶持中小企业。 森喜朗于 2000 年 7 月出任日本首相，基本延续了小渊内阁时期积极的财政政策。由于日本税收不足，影响 了日本政府财政的支出规模，仅有 11 万亿日元，规模为 1995 年以来最少。其中 4.7 万亿日元用于公共投资，另 有 4.5 万亿日元用于扶持中小企业。
2001 年日本经济处于平稳的通货紧缩状态，景气恢复乏力，且不良债权危机愈演愈烈。与此同时，日本财 政赤字问题越来越严重。2000 年以来日本政府赤字占 GDP 比重始终在 7%左右高位徘徊。 2001 年小泉内阁执政，否定持续财政扩张对经济的提振作用，开启财政紧缩并同步开展财政改革。 （1）大幅削减公共事业支出，严格控制预算支出规模。日本财政部确立了新的财政目标，即将于 2006 财 政年度末以前，一般财政支出与 GDP 之比不能超过 2002 年的水平。此后，日本开始调整预算支出结构，连年 减少公共事业投资、地方转移支付、国库补助等项目的数量。 （2）压缩国债规模以减少财政赤字。从 2002 年起将国债发行额控制在每年 30 万亿日元以内，并且政府努 力保持将国债发行量限制在不偿还债务的水平之上。2003 年，小泉内阁再次确立了中期财政目标，即要在 2010 年初实行财政平衡，进而实现财政黑字。 （3）对税收制度进行了大胆改革，制定并实施多项改革措施。如 2003 年小泉内阁将用于研发和投资的费 用列为减税对象。 自 2003 年起，日本政府赤字持续减少，从 2003 年的 7.43%降至 2006 年的 3.03%。
2007-2011 年，日本财政再度大幅扩张，四任首相共出台七次大规模财政刺激。 财政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七次财政刺激规模高达 160 万亿日元，其中 2009 年 4 月，日本财政刺激规模达到 56.8 万亿日元，占 GDP 的比重高达 10.8%。 财政主要投向增加社会保障、扶持中小企业和金融信贷支持等。 2008 年 8 月福田内阁执政后发布了“实现安心的紧急综合对策”，规模为 11.7 万亿日元，主要用于扶持中 小企业，补贴高速公路通行费用、完善老龄人口医疗体制等。 2008 年 10 月，继任的麻生内阁公布“生活对策”，总共支出 26.9 万亿日元，其中包括生活支援定额补贴、 扶持中小企业和住宅贷款减税、缓和住房容积率等。 2008 年 12 月，麻生内阁出台了总额为 43 万亿日元的“生活防卫紧急对策”作为追加的经济政策，方向仍 是维持居民生活稳定、促进就业、扶持中小企业等。用于就业对策、增加地方交付税、新增经济紧急应对预备 费、以及“生活对策”的继续投入等方面的支出各为 1.1 万亿日元、1 万亿日元、1 万亿日元和 6 万亿日元。 2009 年 4 月麻生内阁又出台了规模为 56.8 万亿日元的“经济危机对策”，目标依然是增加社会保障。给居 民提供生活援助、促进就业，并促使金融中介机能发挥的金融对策等，同时税制改革，包括减轻住宅的赠与税、 减轻中小企业交际费课税、扩大研究开发税的征税范围等。 2009 年年底，鸠山内阁出台了“紧急雇佣对策”，规模约为 24 万亿日元。随后 2010 年菅直人内阁执政后， 相继提出近 10 万亿和 21 万亿日元的“紧急综合经济对策”。这两任内阁时期的财政主要投向与麻生内阁时期趋 同。
安倍经济学的第二支箭是灵活的财政政策，又称机动的财政政策。重投资而轻消费的特点。即以企业为主 导，通过投资驱动的成长重视型经济政策，支持企业经营状况改善，进而提升就业和工资，刺激居民消费。 2011 年日本大地震，此后财政支出相当一块重要内容是为应对灾后重建。 2013 年 1 月和 12 月，安倍政府接连推出规模分别为 20.2 和 18.6 万亿日元财政刺激方案，聚焦于灾后重建、 促进地方发展和加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 2014 年 4 月，经济短期提振后，面对财政收入短缺的问题，安倍政府将消费税由 5%提升至 8%。但消费税 税率上调冲击国内消费，为避免挫伤经济增长，安倍内阁不得不将原定于 2015 年将消费税提高至 10% 的计划推 迟，并于 2014 年 12 月推出 3.5 万亿日元经济刺激方案。 2016 年之后日本政府尝试同时扩大财政收入和支出，支出方向主要落在公共工程、国防、社会保险等领域。 2016 年 8 月安倍政策推出新一轮规模达到 28 万亿日元的刺激计划。虽然短期内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 但安倍政府也设定了到 2015 年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下降至 2010 年的一半、到 2020 年实现财政盈余的财政整 顿目标，试图平衡短期刺激和长期财政健康。 税收方面，除了提高消费税外，政府也在积极探索其他税收来源。安倍政府于 2019 年 1 月起征国际观光旅 游税，并于 2019 年 10 月上调消费税率至 10%。 疫情期间，日本打破财政纪律约束，财政支出再创历史新高。 2020 年 4 月的“新冠紧急经济对策”，规模达到 117.1 万亿日元，首次突破百万亿日元大关，占 GDP 比重 高达 21.7%。
如何评估财政政策？评估一项政策，我们需要从系统的运行框架和运行规则出发，如果秉持这一基本态度 回溯日本子 1992 年以来的财政政策，我们依然能够发现两条运行规则。
规则一，财政的总体取向是逆周期。 虽然日本低增长和低通胀维持了 20 多年，但在这 20 多年时间，日本增长也有过轮小周期波动。每一轮小 周期波动中，日本财政都随之灵活调整。 例如 1990 年~1993 年日本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带动金融缩表，经济快速下行，日本果断在 1992~1995 年期间 启动财政宽松。1994 年日本经济初显企稳迹象，1995~1996 年外需出口和内需地产共振，经济阶段性走向复苏。 此时日本财政收敛财政。随后几轮的财政收与放，都能够清晰看到财政逆周期底层逻辑——对冲经济周期波动。 只不过事后观察并总结经济周期波动非常清晰，事前去提前预判周期波动并不容易。例如站在 1995 年，日 本经济反弹已经超过 1 年，随后的 1996 年也被证明经济蓬勃向上，论谁都无法预料 1997 年即将迎来一轮亚洲 金融危机冲击，所以站在 1996 年，收缩财政，为 1992~1995 年连续宽松缓一口气，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财政逆周 期选择。加上财政取向变化灵活度天然不如货币，滞后性会加大市场对财政逆周期效率的质疑。但不可否认， 日本始终秉持财政逆周期对冲思路。
规则二，财政投向也需要强调效率。 所谓财政的效率，是指财政支出应该锚定经济痛点，而非就 GDP 数据高低作为财政支出取向的判断依据。 换言之，即便某些领域的财政投向在当期可以带来瞬时 GDP 增速提高，但这些领域伴随着过剩，那么当期财政 支出也应该投向该领域。 回溯日本历史经验，财政面对经济陷入低增长，选择逆势扩张是大取向。但大规模财政用向何处，取决于 当时的日本经济缺乏什么。 例如 1990 年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深受地产拖累，私人部门扩表面临约束， 投资下行。此时日本扩张，支出除了用于土地收储，减缓地产下行之外，还将更多财政用于投资扩张。 又例如，当日本进入 2000 年之后，当时经济陷入更为低迷的增长，按理说更需要财政逆周期推动 GDP 增 速，但日本财政并未将财政资金洒向无效投资，而是将更多财政支出投向扭转人口结构相关的生育和就业。直 指当时经济的症结：增长动能缺乏，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人口总量收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