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美国对华高额对等关税落地后，不论最终谈判结果如何，关税战对 我国出口和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不可避免，增量政策的落地程度和力度或成为中美贸易谈判 的筹码以及对冲关税冲击的关键变量。
短期来看，应继续加大“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力度，“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推出增量储 备政策”5。以内需为经济发展的“牛鼻子”，促消费、稳价格、强科创与缓释风险相辅相成， 释放居民、企业等微观主体活力，以科技创新构筑供应链安全的“护城河”。 一是总量政策要进一步加力提效，降准降息要择机加快落地。财政政策方面，投资是 经济运行中的的“快变量”，消费是“慢变量”，应对外部冲击需要投资和消费两手抓，二 季度在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发行使用的同时，要注重结构优化，促进 “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一方面，聚焦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提升财政发力的“民生含量”， 后续可将文旅、体育等更多服务消费纳入支持范围，推动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另一方面，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提高投资效益，对于经济转型发展中的重点领域及未来产业，如新型城 镇化、新基建、科创、绿色低碳等，仍将加强财政支出力度；而对于传统基建领域仍存在的 区域发展不均衡、城市更新不充分等问题，加力补足短板项目，并继续支持“两重”建设。 此外，根据后续关税的进展，财政或需进一步发力应对，根据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测算6，假设 乐观情形下经过多次谈判美国取消 50%的报复性关税以及不公平对等关税税率，由于今年赤 字率、特别国债、专项债额度等均较去年有所增加，或已考虑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可能带来 的影响，乐观情形下或不需要增量财政资金；仅取消 50%的报复性关税的中性情形下，参考 IMF 估算的 0.75-1.4 的财政乘数，并扣除乐观情形下 0.5 个百分点的负面影响，或需要 0.9-1.7 万亿元的增量财政资金；145%高额关税的悲观情形下，超常规财政政策出台的力度或需要更大，或需要 1.5-2.9 万亿元的增量财政资金予以应对。货币政策方面，综合考虑目前形势，建 议二季度先行降准释放长期资金，降低银行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压力，考虑创设稳外贸的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外贸企业提供定向资金支持，全年根据政府债券发行节奏、通过买断 式逆回购投放短期流动性；此外，综合考虑汇率压力，适时降息降低整体社会融资成本和宏 观债务成本，既能减少新发行政府债券的利息支出，也为财政发力提供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二是打开需求侧政策限制，由中央统筹主导收储工作，促进房地产领域出现实质性的 企稳回升。考虑到促进房地产企稳回升既能撬动地产上下游产业链资金流动性，也能增加以 房地产为主的居民财富价值，对提升主体信心、稳定内需至关重要。虽然今年一季度商品房 的销售、投资延续改善，但改善的动力随时间推移边际递减，后续要进一步打开需求侧的政 策限制，全面取消北京上海等核心一线城市的限制性条件，继续推行降低首付比例、下调存 量房贷利率、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放松落户限制等利好政策；此外针对商品房供需结构性 失衡和成本收益不匹配的问题，建议中央层面成立房地产专项稳定基金，用于商品房收储的 同时，也可用于保主体，减轻房企资金压力，并由中央统筹并推动商品房收储工作，或可发 行国债或特别国债用于商品房收储。
三是落实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四稳”政策，设立专项纾困基金对出口依赖企业和就业 群体提供定向帮扶。目前来看我国居民就业形势依然严峻，除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新高 外，关税制裁落地或将对我国纺织服装、家具木材等劳动密集行业的就业和收入造成冲击， 进一步拖累居民消费，尤其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稳就业稳主体信心是下阶段民生领域 工作的重点。一是考虑设立纾困基金加大对受关税冲击企业的纾困力度，通过加大金融支持、 促进出口转内销等措施降低关税对于相关企业的冲击，确保外贸企业稳定运行；二是落实好 失业保险稳岗惠民的政策举措，加大推广以工代赈方式力度，发展吸收就业能力较强的服务 业等产业，扩大就业容量，同时加大对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力度，提升其就业竞争力吸纳带 动更多低收入群众务工就业；三是将短期促消费与惠民生相结合，重点加强对就业困难群体 及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发行超长期国债加大惠民生财政补贴力度。
四是加大对高技术领域的资源倾斜，加快核心领域技术攻关，降低对外技术依赖。科 创不仅是我国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的“稳定锚”，也是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环节。过去 一轮贸易战中，海外科技制裁一定程度上倒逼我国自主可控的加速推进，在部分关键供应链 环节我国对美国进口的依赖度有所下降。对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方向，今年全国两会重点 提及“推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安全健康发展，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培育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 等未来产业”，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货币和产业政 策对高技术领域的资源倾斜，加大研发投入的税收抵扣，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项目，推动政策 资源分配更趋多元化，尤其是加大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投入和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国家级实 验室与龙头企业联合攻关芯片制造、AI 大模型等领域，以构筑我国在新兴领域的比较优势和 核心竞争力。
长期来看，要以中长期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强化内需驱动战略、深入 推进标志性改革落地，释放红利，推动我国从出口导向的生产大国向内需驱动的消费大国转 变。 一是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加大社会保障短板，提振居民永久消费能力。一方面可以通 过调整完善个税体系，包括下调中低档个税税率、延续并加大个税优惠政策力度、研究建立 个人与家庭申报相结合的所得税税制等等，以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与意愿；另一方 面，要加大社会保障补短板，尤其是减轻农村和低收入群体的养老和医疗负担，加大中央政 府事权支出责任，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后顾之忧”。 二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在国家战略领域布局，以有效应对国际挑战。 一方面，推动国有企业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布 局，推动央国企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强链补链等实施并购重组，提升企业竞争力以更好应对 海外不确定；另一方面，在化债政策引导下，加速城投企业转型，可依托国企改革深化重组 整合、完善管理体系、增强市场化竞争能力，尤其是注意转型过程中与地方经济发展相衔接， 因地制宜明确转型角色定位，同时把握好转型节奏，注重内生造血能力。 三是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央地关系，以解决债务深层次问题。一方面， 地方可持续深入推进省以下财税体制改革，通过适当上移事权、合理分配财权、加大省以下 转移支付对薄弱地区和基层政府支持力度等，缓解基层财政收支矛盾；另一方面，需结合中 央部署，抓好地方税和税制改革落实，如费改税、消费税后移下划等，增强地方财政自主财 力。 四是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打通市场准入退出、要素配置等方面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 堵点。在逆全球化趋势抬头、大国博弈与地缘冲突加剧的背景下，统一大市场建设不仅是优 化资源配置、提升经济效率的重要手段，更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所在。统一大市场的核心在于破除区域和行业壁垒，构建统一的市场规则和流通渠道。后续来看，一是要加快要素 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尤其是要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 素和资源价格机制，加强要素产权界定，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 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防止对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的不当干 预；二是畅通要素流通渠道，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针对标准互认程度低，制约企业跨 区域经营的问题，进一步加快推进各产业领域政策、技术标准和监管的统一，推动商品和要 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各类市场主体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与此同时，在商品贸易受阻的背景下，可以进一步发挥服务业在贸易市场的稳定作用，包括 放宽外资、民企在部分服务消费领域的市场准入，如健康养老领域，既能补充国内服务领域 的供给短板，也能平缓关税对外贸的波动。
对外要构建国际利益共同体，坚决反制美国关税制裁和围堵行径，加力推动多双边贸 易和经济合作，推动国际经贸规则革新，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与各国合作共赢。一是巩 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深化与非美国家的双边合作。拓展多元化市场，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 RCEP成员国、欧盟的贸易合作，帮助新兴市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企业出海投资建厂， 以海外项目工程和工厂间接带动我国设备和产品出口，此外，考虑欧盟在全球的消费市场份 额稳居前三，且我国对欧盟的出口份额与美国相当（2024 年出口份额 14.4%），可以与美国 关税冲击形成有效对冲，考虑加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以打开欧盟市场。进口方面，要加 大与南美、俄罗斯等地的关键农产品的进口合作，签订长期采购协议锁定价格，与此同时进 一步推进人民币本币结算与金融协同，规避美元汇率波动风险。二是加强多边协调机制。加 大 G20、金砖国家等平台合作，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减少美元霸权对外溢冲击的放大效 应。与此同时，努力推动在亚太、非洲等地区建立区域性产业链合作网络，对冲全球供应链 碎片化风险。三是主动对接 CPTPP、DEPA 等高标准经贸规则，坚持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扩 大服务业开放和数字贸易，尤其是加速落实《加快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 的试点任务，加强数字贸易标准化技术组织建设，加快数字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