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回顾了中国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的 历史演变，详细复盘了 2007 年以来的六轮流动性周期，分析了每轮周期的 政策拐点、关键驱动因素及观测指标。
此阶段中国货币政策以数量型工具为主导，信贷投放是核心抓手。央行主要通过调 节货币供应量（M2）和银行信贷规模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由于利率市场化尚未完 成，央行更多运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信贷额度管理和 窗口指导等工具。M2 增速是关键的中介目标。 央行通过调整准备金率等手段直接影响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以调控流动性与信贷。 例如，此阶段货币乘数波动较大，体现了准备金率调整对货币派生能力的直接控制； 同时，财政存款变动也对基础货币有显著影响（如 2010 年数据显示两者呈强反向 关联）。在阶段前期，M2 增速与 CPI、PPI 等指标联动性较好。然而，2009 年金融 危机后，货币供应波动加剧，并观察到 M1 增速（反映企业流动性）与 PPI（工业 品价格）的相关性显著增强，甚至高于 M2 与 CPI 的关联性。这一现象反映了经济 结构变化对传统数量调控框架的影响。与同期美联储等已转向利率调控不同，中国 在此阶段坚持数量型框架，与当时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利率传导机制尚不完善等 因素有关。
随着金融创新、表外融资发展，M2 等数量指标与经济的相关性和可控性逐步减弱。 同时，银行间市场利率（如 Shibor）对市场预期的引导作用日益明显。为适应新形 势，央行开始从数量型为主转向数量与价格手段并重。此阶段央行在继续使用存款 准备金率、存贷款基准利率等传统工具的同时，着力构建以市场化利率为导向的调 控框架。标志性事件是 2013 年、2014 年相继创设常备借贷便利（SLF）和中期借 贷便利（MLF）等一系列流动性管理工具，央行由此从“被动投放”转向“主动供 给”流动性。SLF 等新工具开始发挥作用，2014 年其使用规模占基础货币投放的 15%，但价格传导机制尚在建设初期，利率走廊的实际约束效果还不完善，SLF 利率作为名义上限，与实际市场利率运行中枢仍有较大差距，约 1.5-2.0 个百分点。 2013 年“钱荒”期间，银行间市场短期利率（如 R007）曾急剧飙升，单日峰值达 11.62%，但同期 M2 增速仍相对平稳，数量与价格信号有时存在脱节。
在这一数量与价格并举的过渡阶段，央行着力构建市场化的利率调控框架。关键进 展包括明确培育 DR007（存款类机构 7 天期回购利率）作为短期市场基准利率，并 尝试构建以 SLF（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为上限、以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为下限的利 率走廊雏形，旨在引导 DR007 等短期市场利率围绕作为短期政策利率的 7 天期逆回购利率波动，逐步增强价格信号的引导作用。 为提升政策利率向信贷市场的传导效率，央行于此阶段启动了贷款基础利率（LPR） 报价机制的初步探索，虽然其与 MLF 利率挂钩的完善机制在后续阶段（2019 年） 才正式确立，但这一尝试为打破贷款利率隐性下限、推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行奠 定了基础。在此期间，特别是在应对金融风险、推动去杠杆（如 2016-2018 年）的 过程中，央行开始更加积极地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如逆回购、MLF 利率）等价 格型工具，并配合宏观审慎政策，以调节市场预期和金融行为，显示出价格型工具 在货币政策操作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尽管数量型工具仍被频繁使用。
此阶段货币政策框架进一步向价格型调控深化，显著特征是逐步淡化对 M2、社融 等数量目标的关注，转而更加倚重 DR007（存款类机构 7 天期回购利率）、国债收 益率等价格型指标作为中介目标和观测重点。同时，“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双支柱 调控框架趋于成熟，两者协同配合成为常态，致力于维护金融稳定。 已形成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主要是 7 天期逆回购利率）为短期政策利率、以 MLF （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为中期政策利率的体系，并通过利率走廊机制（SLF 利率为 上限、超额准备金利率为下限）稳定市场预期。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传导效率提升， 表现为 7 天期逆回购利率与 DR007 等市场利率的偏离度显著收窄，政策信号传导效 率高。
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深化，通过锚定 MLF 利率，打通了“政策利 率→市场基准利率（DR007/MLF）→LPR→存贷款利率”的传导链条，贷款利率隐 性下限被打破，存款利率市场化也在推进，价格信号对货币创造的引导作用增强。 未来趋势可能包括进一步确立 7 天期逆回购利率的核心政策利率地位，逐步淡化 MLF 利率的政策色彩，并可能适度收窄利率走廊。 在运用降准、降息等传统工具的同时，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日益凸显，更加 注重定向调控和精准滴灌，其在基础货币投放中的占比提升，例如科技创新再贷款 等工具规模可观。此外，央行明确将在二级市场开展国债买卖纳入政策工具箱，定 位为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和流动性管理工具，旨在调节长期流动性预期和管理收益率 曲线（强调非量化宽松）。总体形成“价格型为主、数量型为辅”的中国特色调控 框架，既借鉴国际经验（如利率走廊机制），也保留并创新具有本土适应性的工具 （如定向降准、各类再贷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