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来看，我们认为 其核心内涵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引导制造业回流或已成为两党长期共识。美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将低端制造 业外迁至发展中国家，以降低劳动力与环境成本。高附加值产业（如科技、金融）的 集中虽带来短期利益，但也导致了其供应链的脆弱性，疫情期间的芯片短缺潮便是源 于产业链过度依赖海外这一点。事实上，自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推动制造业回流或 已成为美国的两党共识，且在接下来的特朗普 1.0 及拜登任期期间，两党虽在战术上 侧重各有不同，但都心照不宣的在推动制造业回流领域不断加码，这意味着这一战略 的核心理念或将长期维持。整体而言，我们认为，两党之所以能在这一领域达成惊人 的统一，除了以上提到的提高国家产业链安全的需要以外，美国政府也希望通过引导 制造业回归，达到缩小贸易逆差、增加工作岗位、削弱社会贫富差距矛盾等效果。从 结果来看，美国这一战略在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仍受限于一些客观的现实 因素。表面上，美国制造业回流对于经济整体贡献的影响尚不明显，其制造业增加值 占 GDP 比重一路从 1970 年的 23%降至 2024 年的 10%。但实际上，美国制造业回流 切实带动了制造业就业和投资的增长。首先是从就业市场来看，美国制造业的岗位贡 献情况有所改善。自 2009 年奥巴马政府上任之后，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打破了长期 下降的趋势，从 2009 年的低点 1.42 亿人一路回升至 2024 年的 1.54 亿人，且美国制 造业贡献的岗位占非农就业的比重下滑趋势也明显放缓，在 2009 年-2024 年的 16 年 期间，占比仅略微下滑了 1 个百分点，美国制造业回流所带来的就业数量逐步提升。 再者从 FDI 流入结构来看，制造业已成为近 15年里美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 的主要部分，其占比已从 2008 年的低点 31.78%回升至 2024 年的 41.22%。根据美国 “回流倡议”组织的企业调查数据，非财务成本因素正在成为吸引美国制造业回流的 主要原因。参考其 2023 年的年度项目报告来看，约有 720 家企业将“政府激励”选 为其决定最重要的回流和 FDI 因素、410 家企业将“贴近市场和消费者”选为其决定 最重要的回流和 FDI 因素，随后依次较为重要的因素分别为熟练劳动力、生态系统协 同效应、社会责任及供应链中断风险等等。
疫情期间，美国政府通过多轮财政刺激政策，以政府部门加杠杆的方式向居民及 企业端输血，支撑美国经济保持高韧性，但这也导致政府债务进一步高企，2025 财年 美国或仍将为“大财政”的一年，当前美国政府债务风险不断上升，其核心表现为： 债务规模、支出刚性与收入脆弱性的三重叠加。具体来看：1）赤字率方面，根据CBO 数据，2024 财年（2023.10.1-2024.9.30）美国联邦政府支出为 6.8 万亿美元，收入为 4.9 万亿美元，财政赤字为 1.8 万亿美元，赤字率进一步上行至 6.4%，且未来十年间 的均值都将保持在这一位置。2）债务规模方面，截至 2024 年四季度，联邦政府总债务已达到 36.2 万亿美元，占 GDP 的比重攀升至 122%，较上一年末提升 1 个百分点。 3）财政收入方面，美国财政收入来源主要为个人所得税、工资税、企业所得税和其 他这 4 个板块。其中以 2024 年财年为例，美国全年财政收入为 4.9 万亿美元，以上 四项占比分别为 49%、35%、11%和 5%。由于税收体系本身具有较为显著的顺周期 性，2025 年经济增速放缓可能进一步削弱税基。
4）财政支出方面，2024 财年美国联 邦政府支出合计 6.8 万亿美元。具体来看，按经济用途分，美国财政支出方向主要为 社会保障、保健、净利息支出、医疗保险、国防、收入保险、退伍军人福利和服务等 领域。将压缩开支难度纳入考虑后，参考 CBO（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分类方式， 以上支出方向可分为刚性和非刚性两大类：①刚性支出。以 2024 财年为例，各分项 的金额及占比分别为：社会保障（1.45 万亿美元，22%）、医疗保险（1.04 万亿美元， 15%）、医疗补助（0.6 万亿美元，9%）、收入保障（0.4 万亿美元，5%）、净利息支出 （0.88 万亿美元，13%）和其他细项（0.57 万亿美元，8%）；②非刚性支出。以 2024 财年为例，各分项的金额及占比分别为：国防支出（0.85 万亿美元，13%）和非国防 支出（0.96 万亿美元，14%）。整体来看，财政支出高度刚性化，马斯克的“政府效 率部”削减支出的目标主要围绕非刚性支出展开，财政支出整体可压降空间相对较小。
展望后续，考虑到 2017 年特朗普推出减税法案（TCJA 法案）中绝大部分家庭及 企业相关的减税政策将于 2025 年底到期，且特朗普主张延长减税并进一步降低企业 所得税税率，这都将对美国财政状况进一步加压。4 月 11 日，美国财政部公布数据， 美国 2025 财年上半年（此项半年预算赤字涵盖 2024 年 10 月到今年 3 月，包括拜登 政府末期和特朗普就职初期）的预算赤字已超 1.3 万亿美元，是有记录以来第二高的 半年预算赤字。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人也于同月 11 日以微弱优势通过了 他们提出的预算框架，该框架提出减税 4.5 万亿美元。在此背景下，特朗普 2.0 时期 如何平衡好财政收支问题将会是其任期内的一个核心任务之一。
美国社会的结构性撕裂与两党意识形态极化已形成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其根 源或主要为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美国国内的社会阶层、人口结构等都出现了重大 变化。当前，美国贫富差距较大。前 20%富人掌握全国 47%的财富，而收入处于底层 20%的人群仅占总财富的 5%。同时，近几年大量移民的涌入正在改变选民基础，稀 释共和党的票仓。正如我们前文所提到的，美国本土的中低层白人阶级是共和党的重 要选票来源之一。参考美国人口普查局 2020 年人口普查数据，美国正在以极快的速 度向种族多元化方向发展，具体表现为：西班牙裔和亚裔人口增长迅速，而白人人口 总数不断减少，白人占比已由 1990 年的 75.6%下滑至 2020 年的 57.8%。叠加疫情期 间，拜登政府执行宽松的移民管制措施，导致美国移民人口急剧增长。我们认为当前 美国族裔结构多元化、白人占比下滑的趋势或进一步强化，这对特朗普及其所处政党 而言，采取措施以减缓“去白人化”进程已迫在眉睫。根据 CBO 的预测，2023 年和2024 年，美国非法净移民人数达到了 240 万人（而疫情前这一指标的合理中枢约为 每年 20 万人）。在此背景下，社会贫富差距较大以及种族多元化带来的文化、教育、 信仰差异等问题深度交织，催生出两套截然不同的“美国叙事”，进而被两党转化为 巩固基本盘的政治工具。根据 2024 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有 35%的美国人已将移 民视作国家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其中大约有 40%的白人持此意见，明显高于拉丁裔 （32%）、亚裔（22%）和非洲裔（14%）。 鉴于此，特朗普 2.0 时期或将进一步强化其“美国优先”与“本土白人至上”原 则，而这既是其政策工具箱的核心意识形态，也是美国社会深层次矛盾与维持美国全 球霸权主义需要而催生的政治选择。概括而言，或主要体现为：对内以身份政治凝聚 保守基本盘，对外以经济民粹主义重塑全球化规则。比如，特朗普在上一个任期内就 曾表示各大国际组织和协定的规则，是“对美国的剥削”，与其“美国优先”的政策 相悖，因此频频“退群”。此外美国现任副总统万斯与总统特朗普的部分言论，也都 呈现出一定的种族主义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