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消费收入弹性更高，居民收入形势转变对其影响更大。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同时，不同种类消费间的收入弹性存在区别。我们计算了八大 类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发现服务性质较强的消费类别的收入弹性更高，这可以解释为 什么 2020 年以后服务消费的恢复进度远不及商品消费。 由于 2020 年以后的居民消费和收入数据受到的扰动较大，这里用 2020 年之前的数 据计算各类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为：2014-2019 年每年的实际消费支出增速和每年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相除后的均值。其中实际消费支出根据各类消费 CPI 增速缩减 后得到，收入实际增速由整体 CPI 增速缩减得到。 计算结果显示：服务性质较强的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教育文娱消费的收入弹性均 大于 1。说明在收入增速提高时，服务消费的增长会超越收入的增长；在收入增长减速 时，这些服务消费也会呈现比收入形势本身更为显著的下降幅度。相反，主要体现为商 品性消费的食品烟酒、衣着类消费的收入弹性均小于 1，这说明这些消费相对收入变动 的较为刚性，在收入形势变动中受到的影响会相对服务消费更小。 2020 年至今，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接连受到公共卫生事件、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的冲 击，居民收入预期稳定性有所减弱，收入增长受到一定制约。在这一背景下，服务消费 因为有着更高的收入弹性，受到拖累更深，恢复进度不及商品消费。
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稳定收入预期、提振服务消费的重要基础，同时，强大的社 保体系还会通过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公共支付直接增加服务消费。当前我国社保体系的 突出问题是覆盖面不足、均等化程度仍有待提高，制约了服务消费的发展。 城镇职工社保体系对就业人员的覆盖仍不够全面。2023 年人社部数据显示，我国就 业人员总数为 7.4 亿人、城镇就业人员 4.7 亿元，但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在职人员为 3.8 亿人。因此，截至 2023 年，尚有约 0.9 亿城镇就业人员未参与职工社保，占城镇就 业人员约 19%。
虽然未参加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就业人员，基本上都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和医疗 保险，但两者之间的保障程度存在巨大差异。按公开数据估算，2023 年参加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月均养老待遇约为 3700 元，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领取人员的 月均养老待遇只有 222 元，前者是后者的接近 17 倍。
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水平确实较低，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还有企业缴费作为补充；另一方面，两类保险享受的财政补贴水平也 存在显著差异。2023 年，退休职工人均养老金中的财政补贴达到 806 元，而城乡居民只 有 183 元，前者是后者的 4.4 倍。 社保体系均等化程度不高，不仅直接影响了不同群体的消费能力，还通过影响收入 预期间接制约了服务消费的发展。保障水平较低的群体需要为未来的养老、医疗等支出 进行更多的储蓄准备，首先被压缩的就会是服务消费。
服务消费的供给过程和消费过程同步进行，时间属性更强，受节假日和工作制度影 响显著。我国尚处于发展中阶段，劳动者工作时间较长、实际休假时间较短，一定程度 上制约了服务消费的潜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 2023 年企业就业人员周均工作时间 48.6 小时（12 个月 平均值），折算年度工作时间约 2535 小时3，大幅高于 OECD 国家均值（1717 小时），也 高于人均 GDP 与中国处于同等水平的墨西哥（2323 小时）。即我国劳动者平均较墨西哥 多工作约 200 个小时，若按 8 小时工作制计算，我国劳动者较墨西哥每年少休息超 20 天。 居民闲暇时间相对不足，一定程度制约了文体娱乐、旅游等服务消费。
此外，由于工作时间较长、实际休假时间较短，我国文旅等服务消费往往在春节、 国庆等假期“爆发式”地集中释放，季节性波动过强。这给交通基础设施和服务供给带 来较大压力和挑战，如果可以优化休假制度，或许可以平滑服务消费需求释放节奏，提 高服务消费供给效率。
如前所述，服务消费需要人口集聚，且家庭化特征明显。只有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地 区，服务消费才会更有效率，规模经济效应才能充分发挥；并且，许多服务消费以家庭 为单位进行的频次可能更高，如教育、旅游等服务。 当前流动人口以家庭为单位的城市化程度不足，是制约服务消费发展的重要结构性 因素。根据估算，目前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流动人口是地级以上城市的 1.1 亿流动人口4， 且集中在一、二线城市5。 近年来，多数城市在加快取消或放松落户限制，城区 300 万人口以下城市的落户限 制已经基本取消（70 个大中城市以外的城市基本属于此列）。城市流动人口基本集中在 70 个大中城市尤其是一二线城市。2022 年，70 个大中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约 3 亿人， 城区城镇户籍人口 2.05 亿人，即 70 个大中城市的城区流动人口合计近 1 亿，占 297 个 地级以上城市流动人口的近 85%。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4 个一线城市的城区 流动人口约为 3500 万人，31 个二线城市城区流动人口约为 5200 万人。一、二线城市合 计近 8700 万流动人口，是目前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难点。
这些流动人口大部分的时间里脱离家庭生活，面临的基本困境是：工作地虽然是常 住地，但家庭成员并不在常住地，一家人分散在多个地区生活。这种分离状态最直接的数据体现来自义务教育领域（图表 14）：因城市的义务教育常与户籍挂钩，流动人口的 子女不随迁、上学困难。 2022 年，一、二、三线城市以外的其他地级市（落户限制基本已经取消）每百名户 籍人口中的中小学生数为 25.2 人（在校中小学生数/户籍人口），是同口径一线城市数值 的 1.5 倍、二线城市的 1.3 倍。因为各类城市的户籍人口基本都可以顺利在当地入学，所 以这一数据差异不来自户籍因素，可能是由于一、二线城市生育率较低。 但如果我们比较不同城市每百名常住人口中的中小学生数（在校中小学生数/常住人 口），可见其他地级市数值为 22.5 人，是同口径一线城市数值的 2.5 倍和 1.8 倍，差距明 显扩大。这种显著的差距显然不能由生育率的差异完全解释，反映的是：流动人口子女 因为户籍限制入学较难，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中流动人口比例更高，所以一、二线城 市每百名常住人口中的中小学生数，会更加显著地低于其他城市。
这种与家庭的分离状态严重制约了流动人口的服务消费需求，城市流动人口市民化 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实现流动人口家庭成员随迁至常住地，在常住地无障碍地享受入学 教育、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等各项权利。例如，由于家庭成员不在身边，流动人口 对本地教育服务的需求较低；由于缺乏稳定的家庭生活环境，对家政服务、社区服务的 需求也相对有限。只有当流动人口能够以家庭形式在城市中稳定居住时，他们对各类服 务消费的需求才会显著增加，这不仅包括基本的生活服务，还包括教育、医疗、文化、 娱乐等各个方面的服务需求。 更重要的是，随着流动人口在城市落户、家庭单位完整城市化，其服务消费需求可 能会出现显著跃升。这种“家庭整体进城”带来的服务消费增量远超单个劳动力流动的 影响，可以构成服务消费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也能为城市服务业发展带来巨大机遇。
我国在部分服务领域存在较为明显的供给不足，制约了服务消费潜力的释放。 养老服务方面，养老床位稳步增长但总体供给量仍显短缺，同时空置率较高，或反 映服务质量和可接受度有待提高。据民政部数据，2023 年我国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床位 数达到 517 万张，同年 65 岁以上老人为 2.2 亿人，每千名 65 岁以上老人对应的床位数 为 24 张。而据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数据，美国 2020 年取得执照的养老床位数为 160 万张，每千名 65 岁以上老人对应的床位数为 29 张；日本 2021 年纳入长期护理保险体系的照护机构床位数约 101 万张，每千名 65 岁以上老人对应的床位约 28 张。在人口老龄 化趋势中，我国养老床位总体供给量仍略显短缺。 同时，我国养老床位空置率较高：根据民政部数据，2020 年我国入住养老院的老人 为 214.6 万人，意味着养老床位使用率只有 50%左右。养老需求不断增长与养老床位空 置率并存，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传统家庭习惯仍以居家养老为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养 老服务的供给质量可能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养老床位仅是满足养老需求的基础性物质条 件，养老机构的配套医疗、照护服务也更加关键。
旅游住宿方面，也存在公共设施和服务配套不足、服务质量不均衡、服务同质化等 短板。如前所述，旅游住宿与养老、照护、金融等服务在统计上都被归入“其他服务”， 但 2023 年居民人均“其他服务”现金消费仅 357 元，占服务消费比重不足 3%。部分中 小城市、乡村旅游点交通接驳不畅，数字化设施、无障碍设施建设滞后，影响游客体验。 旅游、住宿业标准化服务体系有待完善，个性化、精细化服务能力不足。高品质度假产 品、文化体验产品、康养旅游产品等细分市场供给相对薄弱，同质化竞争激烈，难以匹 配消费升级需求。 文体娱乐方面，以体育设施为例，我国人均体育场馆面积 2022 年只有 2.6 平方米， 美国、日本分别为 19、16 平方米，差距明显。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设施的数量上，也体 现在设施的质量和可达性上。体育设施的不足直接制约了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便利性， 从而影响了体育服务消费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