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产定价的三大不确定性。
自 1821年以来，美国关税政策的演变始终紧密关联全球权力格局的重大变迁。关税不仅是经济调节工具，更是塑造国际秩序、重构全球权力结构的重要“手术刀”。从 19 世纪扶持本土工业、削弱对手，到二战后绑定美元霸权，再到当代通过关税遏制多极化趋势，美国利用关税手段不断巩固其全球领导地位。
19 世纪上半叶，美国通过被称为“可憎关税”的法案，将应税商品税率推高至近 60%。表面上此举意在保护“幼稚工业”，实则是削弱南方农业经济、强化工业资本在国家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南北战争期间，《莫里尔关税法》将税率提升至 46.6%，既为战争融资，也为战后工业垄断奠定基础。至 1890年，《麦金莱关税法》实施时，美国工业产值已超越英国和法国，高关税政策成为压制欧洲竞争对手、打造美式单一大市场的核心战略。
进入 20 世纪，1930年《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案》将平均税率推升至 15.8%。虽然名义上应对大萧条，实质却通过引发全球贸易萎缩，瓦解英法殖民经济基础，为美国主导战后国际秩序提供战略空间。二战后，美国主动将平均关税降至 10%以下，并推动 1947年《关贸总协定》，以自由贸易旗帜换取盟友融入美元结算体系，将关税工具转变为制度性霸权的支柱。
1970 年至 2015 年全球化高峰期，美国通过《北美自贸协定》等多边协议将名义关税压低至3%左右，然而实质上依托原产地规则和非关税壁垒牢牢控制关键产业链，尤其在汽车和高科技领域维持技术领先。2016年以后，美国关税政策战略化显著，通过加征关税针对中国半导体、新能源等核心产业链环节，意图延缓全球多极化，巩固现有霸权体系。
2025 年初，特朗普重返白官后迅速推行强硬对华贸易政策，借芬太尼问题为借口，于2月率先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10%关税。3月，美方再次加码关税，在原有基础上再征 10%。中方不仅通过世贸组织提出抗议，还扩大对美农产品关税，涵盖鸡肉、小麦、玉米和棉花等品类。双方产业管制升级，美国将50余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中方也将多家美企纳入出口管制和不可靠实体名单，摩擦日益激烈。
4月初,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宣布对中国商品实施“对等关税”,将关税水平推升至 145%,中方紧急反制，将对美加税提升至 125%。5月 10日，双方高层在瑞士日内瓦展开磋商，12 日发布联合声明，宣布大规模取消加征关税，暂停对等关税和反制关税，缓解了紧张局势。
尽管达成阶段性缓和，但中美经贸关系仍充满变数。历史经验表明，贸易谈判易出现反复，美方可能在协议后重新加征关税。同时，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战略依旧坚决，双方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与摩擦难以消除，未来的经贸走势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关税收入方面，美国 2022 年达近年高点 999.1亿美元，较 2021年提升 25%，主要受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和全球贸易摩擦影响。2023 及 2024年关税收入分别降至 803.4亿美元和 770.4亿美元，显示拜登政府阶段性缓和。关税收入占 GDP 比重自 2018 年起迅速上升，2022 年达峰值 0.39%，随后回落至 2023 年的 0.29%和 2024年的 0.27%，表明关税在美国财政结构中的相对重要性有所减弱。
自 2021年以来，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正出现结构性削弱。尽管名义美元储备金额仍维持高位，2024年12月为 6631亿美元，但其全球外汇储备占比已由 2022 年第三季度的 56%下降至 2024 年第四季度的 54%。在全球央行资产配置日趋多元化的趋势下，美元“唯一锚”的地位正被逐步侵蚀,国际货币体系正在从“美元中心论”向“多极货币并存”演化。
与此同时，美国联邦财政的长期不可持续性正在加速美元信用的内耗。截至 2025 年6月,美国国债总额已达 36.1万亿美元，接近国会设定的法定债务上限，处于技术性违约的边缘。虽然财政部通过“非常规手段”暂时延缓冲击，但这类临时性应对措施反而放大了市场对美债信用的结构性担忧，全球投资者对美债“零风险”的信念已不复存在。
在此基础上,短期外债的比例持续维持在高位进一步放大了流动性脆弱性。截至 2024年末,美国短期外债总额达到 8.71 万亿美元，占 GDP 的近三分之一，占外债总额的 31.54%。这意味着美元体系的稳定愈发依赖于外部短期资本的“滚动续作”一旦国际市场出现风险偏好逆转，海外资金抽离将迅速演化为流动性危机乃至偿付风险。
过去一年，中国系统性减持美债，截至 2025 年4月已降至 7572 亿美元，累计减少近 600亿美元。不仅如此，2025 年以来美债整体外资结构也出现明显扭曲。虽然日本仍为最大持有国，但其增持幅度已趋近停滞;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配置美债规模看似增长，但对比同期美国国债存量扩张速度显著落后，
地缘风险对原油价格的推升作用历来显著。从历史回溯看，每一次区域性冲突几乎都成为油价剧烈波动的直接导火索。2011年，利比亚爆发武装冲突，石油产量降，引发国际市场供应担忧，推动油价迅速上扬;2014年伊拉克内战再度扰动中东原油腹地，带来石油生产及运输中断风险;2019年，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美核心油田，导致沙特日产量一度锐减,期间油价跳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对俄能源制裁扰乱原油贸易格局,尤其是俄油海运流向剧烈重构,使原油市场供需预期持续素乱。2025年6月，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引发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石油出口通道安全的强烈担忧，冲突爆发当日油价单日大涨。
从更宏观的层面观察，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呈现系统性上移态势2021年前，该指数月度均值稳定于 93.21 附近;而自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指数显著跃升2022年 3月冲至 318.95的高点。2023 至 2024年期间，指数虽有震荡回调，但中枢稳定于 120以上，反映地缘紧张态势从事件驱动向常态化演化。进入2025年，GPR指数再度放量上行，5月均值已达 158.01、6月14日突破390。
近期，以色列与伊朗冲突迅速升级。6月13日，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空袭，精准打击伊朗核设施及重要军事目标，激化双方报复循环。伊朗随后通过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展开多轮反击，局势持续紧张。6月 22日，美军首次直接介入，出动B-2隐形轰炸机对伊朗关键核设施实施钻地弹攻击，试图摧毁其核能力，冲突性质骤然加剧。双方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多轮外交斡旋展开，但短期内实现停火仍面临极大挑战。
在经济与能源风险方面，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态势尤为关键。该海峡承载全球约 30%的海上石油运输，一旦封闭将对全球能源供应链造成深远冲击。伊朗虽多次威胁封锁以施加压力，但鉴于其战略重要性及多方复杂博弈，海峡短期内完全关闭的可能性较低。然而，持续的紧张局势已显著推升能源市场风险溢价。
综合来看，原油与航运两大关键成本通道均受地缘风险显著抬升，全球资产价格体系面临多重压力。一方面，商品输入型通胀或将持续高企，进一步加剧央行政策的两难困境，推动利率维持高位。另一方面，企业运营成本上升压缩盈利空间，权益市场估值承压。与此同时，避险情绪抬头将推动黄金、原油等资源类资产展开新一轮结构性重估，形成显著的资产价格分化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