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力度的加强与居民增收是解决当前消费问题的关键。
在讨论提振消费的具体方式之前，必须指出的是，消费和投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应割裂来看。 提振消费不应就消费言消费，更不应忽视投资。 如前所述，消费的前提是收入，居民部门收入的重要来源则是企业部门支付的薪资，而薪资的增长 背后必须有着企业增加投资的扩大再生产。从这一角度看，消费和投资不过是处于国民经济循环的 不同阶段。
从前文的分析可见，近年来最终消费支出走弱大致有以下原因：（1）由于种种原因，政府财政能力 减弱，导致政府消费支出增速下降较为明显；（2）就居民部门而言，居民收入增速下降，其中尤其 是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增速下降幅度较大，导致了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下降；（3）地产的走弱导 致财富效应削弱，压制居民消费；（4）与此同时，居民预期的弱化进一步导致了消费意愿不足。 有鉴于此，提振消费，或者说提高最终消费支出增速，短期内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加强财政力度、 提振居民收入、重塑财富效应、稳定居民预期。
加强财政力度可以导致两方面的直接效果：第一，增加政府消费支出；第二，改善居民转移净收入 进而促进居民增收。 目前地方政府杠杆率依然不低，截至 2025 年一季度末地方政府杠杆率已升至历史新高 36.8%，较中 央政府杠杆率高出 10.4 个百分点。同时地方承担的财政支出比重依然较高，2023 年，地方政府预算 财政收入占比约 54%，但预算财政支出占比超过 86%。在此背景下，加强财政力度仍需中央财政发 力。
而从财政支出的投向看，近年来财政资金如果以提振消费为目的，毫无疑问，财政支出投向应更多 着眼于社会保障部分。2025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 中首先提及居民增收，其次提到的就是“消费能力保障支持行动”，具体包括生育、教育、养老以及重 点群体保障，可谓切中肯綮。
在加强财政力度之外，提振消费无疑要增加居民收入。从提振收入的角度看，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 改善居民对未来就业和收入的预期是必须的。此外，考虑到居民往往更关注名义变量，保持一定的 名义增速可能更为重要。因此，当前的通缩环境亟待改变。
回到居民收入本身，工资性收入目前仍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正如前文指出的，近年来居民收 入中，增速放缓最为明显的是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后者取决于政府财政能力，前者仍需政策 关注。考虑到财产净收入增速的下降与利率的下行和地产的走弱相关，二者短期难有变化。如何拓 展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则成为焦点，提振资本市场或是有效选项。在增加财产性收入之外，提振资本 市场亦有助于在地产走弱的情况下重塑财富效应，从另一角度提振消费。 《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在“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部分强调，多措并举稳住股市，并给出了多项 具体措施。我们理解，这显示了监管部门对于资本市场在提振消费等方面的作用的认识，在当前宏 观环境下，后续资本市场的表现或可期待。
居民预期很大程度上内生于经济表现。如果前述财政力度加强以及提振居民收入等方面效果显现， 居民预期的改善就是自然的结果。在此我们不再赘述。
从中长期的视角看，提高最终消费支出在 GDP 中的比重或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收入分配制度的 变革，二是城镇化的持续推进。
如前所述，中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占比较其他国家偏低。这一现象的形成有着文化、历史等多方面的 原因，对此学术界已经讨论颇多。我们在此想指出的是，这一现象的改变需要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 即增加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正如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所指出的，“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 分配中的比重。” 当然，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同于其他国家，因此不宜简单用其他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 比的数字作为中国提振消费的最终目标。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占比应提高到什么程度，仍是个应 在实践中讨论的问题。
据城乡一体化调查数据，2024 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34577 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为 19280 元，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的 1.8 倍。 2024 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7%，然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远低于这一水平，2021 年数据 仅为 46.7%，较同年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了约 18 个百分点。 从以上数据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尤其是农业人口的市民化，或将有效提升消费水平。
必须强调的是，城镇化所带来的消费支出增加是收入增长的结果。从数据看，近年来中国城镇居民 的平均消费倾向是低于农村居民的。因此，城镇化的背后是产业的升级，换言之，是城镇化带来居 民收入的提升，进而带动了消费支出的增长。正如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所指出的，“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