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地缘局势紧张，催生旺盛军贸需求。
军贸是一个国家军事经济活动的外延和拓展，也是本国军工企业加快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手段。据杜青山等《浅析军工企业提高军贸市场占有率的措施》介绍，军事贸易是反映大国博弈的风向标，是国际安全局势的晴雨表，一个国家采购另一个国家的武器，证明两者之间是相互信任的关系；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军事发展的相辅相成的，军事力量的增强可以帮助提升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军贸作为装备输出的重要手段，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也为军工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军事贸易形式多种多样，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具体商品，一种是军事装备技术。当前国际军贸市场主要活跃在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为了避免受制于人，越来越强调联合研制，合作生产，甚至技术转让等贸易方式。从用户需求角度分析，军购可以在短时间内使得一个国家快速提升军事能力，但可能陷入“受制于人”的困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完全通过自主发展提升国防工业能力是一项极为艰难而漫长的工程。 全球地缘局势紧张，主要国家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国防预算。地缘冲突是军费增长的催化剂，亦是军贸订单规模增长的核心动因：2000-2009 年间受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影响，全球军费支出持续增长，CAGR为 5.2%；2022—2023 年由于俄乌冲突，全球军费增长率分别达到 3.2%、6.7%，2024 年全球军费支出2.72 万亿美元（当前美元，+9.4%），增长率为历史最高：其中，美国军费支出0.97 万亿美元（占全球36%）；德国、日本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增加军费开支，2024 年德国、日本军费支出分别+28.3%、+21.2%。根据财政部数据，中国 2025 年国防预算 1.78 万亿元（+7.2%），系连续第三年维持7.2%增速。
地缘冲突是全球军贸规模增长的主要催化剂。“反恐战争”推动中东军购潮（2001–2011）。2001年“911 事件”引发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随后伊拉克战争爆发（2003–2011），中东地区各国出于安全焦虑掀起军备升级浪潮。全球军贸总量在 2003–2007 年间持续攀升，2007 年达到阶段性高点；“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短期波动但未抑制军购趋势（2008–2009）。2008 年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收缩，军贸增速短暂下滑；“阿拉伯之春”与叙利亚战争再度推升地区军费（2011–2014）。2011 年后，阿拉伯国家动荡频发，叙利亚内战爆发，沙特、卡塔尔、埃及等国大幅提升军购预算，带动全球军贸；“克里米亚危机”拉动东欧国家军购（2014–2016）。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成为俄罗斯与北约对峙的拐点，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三国及北欧国家军购支出迅速上扬；“俄乌战争”成为新一轮军贸周期的重要引爆点（2022 至今）。2022 年俄乌战争全面爆发，直接推动全球军贸进入新一轮扩张期。数据显示，2022 年全球军贸总量与增速同步大幅上涨，增速高达 29%，为近 20 年最高。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与自我再武装双轮驱动，带动全球军工产品订单集中爆发。
全球军贸出口总体呈现西方主导格局，维持“美俄主导、欧洲多点分布”的基本结构。美国军贸出口份额长期稳居第一，近年来进一步提升：2014-2024 年间美国军贸出口份额稳居30%以上，2020-2024年间，除 2023 年军贸出口份额 37%外，其余年份稳居 40%以上，2024 年为 47%，体现其军工体系的强大输出能力；俄罗斯在 2010 年前后曾与美国并驾齐驱，军贸份额占比接近 30%，但近年受俄乌冲突、西方制裁及技术瓶颈影响，份额持续下滑，2018—2024 年，俄罗斯对外军贸出口份额自 15%降至5%（-10pct）；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维持稳定输出，构成欧洲军贸“四强”：2024 年军贸出口份额分别为8%、7%、3%、5%；中国军贸出口影响力逐步扩大，2020—2023 年出口份额自 3%提至出口份额维持在10%左右，主要目标区域为中东和非洲市场。 全球军贸进口格局相对分散，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军贸进口猛增。2000—2013 年中印军贸进口占全球比较高，二者占比之和在 14%-27%之间波动；中国军贸进口占全球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或系我国装备自主化能力提升所致：2000—2024 年中国军贸进口价值量自 2472 百万 TIV 下滑至72 百万TIV，占比自 12.8%降至 0.2%（-12.6pct）。印度多年维系军购大国地位：2000—2024 年军贸进口价值量在987百万 TIV 至 5272 百万 TIV 间波动，占比在 4%～19%之间波动；中东是全球军贸的重要买家：受2011 年“阿拉伯之春”背景之下，沙特阿拉伯军贸进口大幅增长，占全球份额自 2011 年的4%提至2017 年的13%，2014-2020 年连续 7 年维持 10%以上占比。俄乌冲突促使乌克兰成为全球最大军贸进口国：2022-2024 年乌克兰军贸进口价值量为 2930/4291/5230 百万 TIV，同增 6559%、46%、22%，占全球比分别为9%、14%、18%；波兰近年来扩大军贸进口规模，2022-2024 年军贸进口价值量为406/1334/1448 百万TIV，占比为 1%、4%、5%。
2000–2024 年我国军贸进出口实现贸易逆差期→平衡期→顺差期的转变：其底层动因在于我国装备谱系完整度、系统集成能力和自主化率的提升，折射出从“补短板”到“出能力”的变迁。贸易逆差期（2000-2009）：我国军贸进口价值量大于军贸出口价值量，呈现贸易逆差。净逆差平均达2000 百万 TIV 以上，反映出中国部分先进装备仍依赖进口，其中大部分进口自俄罗斯，包括MI-17、SU-30MK 等型号飞机、956/636 级驱逐舰、S-300 防空系统等主战装备，或因当时我国自主主战装备尚未实现批量化生产。 贸易平衡期（2010-2020）：自主替代与出口突破并行。2010 年起，中国军贸进入“出口增、进口降”的结构调整期，整体呈出口与进口趋于平衡状态。随着歼-10、054A 舰、红旗系列导弹等具备外销潜力的国产装备成熟，中国在飞机、舰船和导弹领域的出口能力大幅提升，装备自主化提升成为军贸结构改善的关键原因。 贸易顺差期（2021–2024）：谱系化、体系化输出能力增强。2021 年后，我国军贸净出口价值量首次连续为正，2023 年更是高达 2551 百万 TIV，创历史新高。这背后是整体系军贸能力的形成，中国开始具备向中东、非洲、东南亚等地区输出完整作战体系解决方案的能力。随着陆军合成旅实战体系的亮相与销售，我国火炮、装甲车、传感器等类别武器装备出口价值量亦持续增长。
2000-2024 年中国军贸出口客户结构由“高度集中”向“多点分布”过渡。军购占比超过20%的“大客户”稳定在 1-2 个：其中巴基斯坦是第一大客户，大多数年份占比高于 20%，其中2009、2021、2023年分别占中国军贸出口价值量的 66%、67%、67%；孟加拉国向中国军购价值量波动性较大，其占比在2006、2013、2015、2020 年超过 20%。军购占比 2-20%的“中型客户”数量总体保持稳定：该类客户主要包括孟加拉国、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苏丹、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伊朗、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区域大国，这些国家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同时所处地缘环境复杂。近年来军购占比低于2%的“新兴客户”数量显著增加：自 2000 年的 3 个，发展为 15-20 个，其中 2016 年达到23 个国家，说明我国军贸装备“扩圈”正在持续推进，客户范围逐步扩大。
2000-2024 年，中国军贸出口总体实现由“卖装备”到“卖体系”的跃迁，出口武器品类经历了从“空军平台主导”向“多平台协同输出”的结构性转变。总体来看，飞机类产品始终是核心出口项目，在各阶段均保持高位输出；舰船、装甲车和导弹则在 2005 年后快速崛起，逐渐成为主要出口品类；火炮、防空系统和传感器等配套装备虽整体规模较小，但在各阶段均有稳定出口。 第一阶段：飞机平台主导（2000-2004）：五年间中国军贸出口总价值量为 2453 百万TIV，其中飞机类出口总价值量 1182 百万 TIV，占比达到 48%，超越导弹（15%）、装甲车（12%）、舰船（9%）三大品类之和（37%），反映出我国军贸出口尚以飞机平台类主战装备为主，同期火炮（8%）、防空系统（3%）、传感器（3%）占比较低。 第二阶段：平台多元化关键期（2005-2009）：该阶段中国军贸出口总价值量为3330 百万TIV，其中飞机（27%）>舰船（23%）>装甲车（19%）>导弹（17%）>传感器（9%）>火炮（5%），随着我国自主军工体系的发展，舰船、装甲车和导弹军贸出口价值量赶超飞机平台类武器装备，出口武器装备平台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第三阶段：军贸出口总量快速增长期（2010-2014）：该阶段中国军贸出口总价值量为7696 百万TIV（+131%），其中飞机（33%）>装甲车（26%）>舰船（18%）>导弹（12%）>传感器（5%）>防空系统（4%）>火炮（3%），该阶段型号谱系进一步拓宽，其中飞机出口总数量达 403 架，较上一个五年增长58.7%，枭龙（JF-17）、新舟 60（MA60）、武直十、L-15 教练机、彩虹、翼龙系列无人机开始实现出口。
第四阶段：舰船、导弹出口提速（2015-2019）：该阶段中国军贸出口总价值量为8865 百万TIV （+15%），其中飞机（27%）>舰船（25%）>导弹（18%）>装甲车（14%）>防空系统（11%）>传感器（3%）>火炮（2%），该阶段舰船、导弹军贸出口总价值量 2208 百万 TIV（+61.6%）、1480 百万TIV（+65.7%），舰船、导弹出口开始形成规模，同期飞机出口 2430 百万 TIV，仍具较大规模，我国开始具备“体系作战能力”输出的雏形，不再仅仅是“卖一架飞机”或“卖一艘舰”，而是“卖一整套作战体系”。 第五阶段：体系化出口新阶段（2020-2024）：该阶段中国军贸出口总价值量为8391 百万TIV（-5%），飞机类产品在 2020–2024 年期间占比回升至 31%，重回第一位，2021 年歼-10CE 出口巴基斯坦，标志着我国军机开启成体系、成建制出口新阶段；舰船仍保持稳定比重（25%），2023 年出口额高达1100百万TIV，为历史最高。尽管传感器、防空系统等类目比重不大（1%-6%），但构成稳定，反映出高技术附加产品常态化军贸输出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