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时点，我国发展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
随着国内人口红利减退、国际经济格局调整，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下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通过“四万亿”投资计划拉动经济，但长期依赖投资导致部分传统行业产能过剩，甚至出现“僵尸企业”。同时，当时我国经济面临“供需错配”的突出矛盾。中低端产品产能严重过剩，而高端产品、优质服务供给不足，依然依赖进口。在结构性压力下，2012年3月PPI同比增速下滑至负值后，持续在负值区间运行，共计持续了54个月。
2015年 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同年 12，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补短板”作为主要抓好的五大任务，并将“去产能”置于首位，供给侧改革正式拉开帷幕。“十三五”规划纲要更是明确提出“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
在行业层面，我国将钢铁、煤炭行业作为“去产能”的重点突破口。2016年2月，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和《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文件提出,从 2016年开始,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吨-1.5亿吨;用 3-5年时间，再退出煤炭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煤炭产能5亿吨左右。其中，2016 年化解过剩产能年度总体目标为粗钢 4500万吨、煤炭 2.5亿吨。实际上，2016年全年共化解粗钢产能超过 6500 万吨、煤炭产能超过 2.9 亿吨，提前超额完成年度任务。钢铁煤炭行业生产经营状况也整体好转，2016年钢铁工业协会会员企业利润由2015年的亏损 847 亿元转为盈利 350亿元左右，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实现利润 950亿元，约为 2015年的 2.1倍。同时，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加速，宝钢、武钢实施联合重组，新成立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随着政策逐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从钢铁、煤炭扩展到建材、有色金属、石化等领域，带动更大范围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下，2016年至 2019年年中，我国累计压减粗钢产能 1.5 亿吨以上，退出煤炭落后产能 8.1亿吨,淘汰关停落后煤电机组 2000万千瓦以上,均提前两年完成“十三五”去产能目标任务。同时，供需关系逐步改善，工业品价格显著回暖，PPI同比在 2016年9月实现“由负转正”的关键转折，并在此后多个月份涨幅逐渐扩大。
反内卷政策与上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逻辑具有共通点。从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看，两轮政策出台的背景是国内经济面临工业品价格持续下行、工业产能利用率走低等共性挑战。在此基础上，二者均致力于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破除产能过剩和企业竞争引发的供需失衡，提升产业长远竞争力，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两轮政策均试图化解因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导致的资源错配，将资本与技术引导至更具效率的产业环节，以减少无效率的消耗性增长。
从政策内容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涵盖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其中，“去产能”作为首要任务，聚焦解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问题。而本轮反内卷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在强调重点行业产能治理的同时，注重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现状，规范行业竞争秩序。
从覆盖范围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于上中游的钢铁、煤炭、建材、有色金属、石化等传统行业，尤其是钢铁、煤炭两大重点行业，央国企占比较高。截至 2015年底，煤炭行业 A股成分股中，央国企个股数量占比达 82%，市值占比更是高达92%，钢铁行业央国企个股数量占比也在七成以上，市值占比 81%。而本轮反内卷涉及范围更加广泛，不仅覆盖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玻纤、工程机械、造纸、生猪养殖等传统行业，还包括光伏设备、电池、新能源汽车快递等新兴产业。同时，民营企业在新兴产业中占比较大，快递行业A股成分股均为民企。生猪养殖、能源金属、光伏设备、装修建材、电池、汽车等行业A股成分股中，民企个股数量占比和市值占比也较高。
由于覆盖行业和企业属性不同，两轮政策的执行手段也有差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期，钢铁、煤炭等上中游传统行业以国企为主导，执行手段以行政命令为主，政府通过顶层设计和政策工具，设立严格的去产能目标，直接地、高效地推动产业改革。而本轮反内卷涉及行业中，尤其是新兴行业中民企占比较大，执行手段更具灵活性，以政府政策为指引的同时，更依赖市场化机制进行调节，行业协会发出倡议、强调行业自律，企业主体也自发行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