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济学家们也将视角投向新型的财政政策工具，来引导家庭预期。
1.1 超常规货币政策
宽松的货币政策通常被认为是改变通胀预期，并提高物价水平的最重要的方式，尤其是 超常规货币政策，如量化宽松（QE）等。货币政策作为需求端政策，可以通过压低利率、 投放货币量等方式，促进投资和消费。而当利率处于零下限（ZLB）时，超宽松货币政策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对经济发挥更好的作用。如果市场参与者相信央行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实现通 胀目标，那么当通胀预期存在下降风险时，通胀预期可能会被锚定在通胀目标水平，有利于 压低实际利率并增加支出。如果家庭和企业相信未来经济会好转，消费和投资也会相应增加。 例如，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快速下行，美联储接连开展了三轮 QE，对美国通胀预 期起到推升作用：2008 年 11 月美联储首次推出量化宽松政策（QE），从家庭调查数据来 看，在第一轮 QE 实施 2 个月后，2009 年初消费者调查的通胀预期触底回升，但 1 年期和 5 年期的预期均低于危机爆发前水平；从市场指标来看，2009 年 1 月 10 年期通胀保值债券 （TIPS）盈亏平衡通胀率开始回升，直至 2010 年 1 月左右回到危机前水位。在量化宽松计 划实施初期，不论家庭还是市场都没有担心通胀环境来临。2009 年 Q2 美国经济衰退告一段 落，但复苏却十分缓慢，2010 年 8 月，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在“杰克逊霍尔”会议上 暗示将进一步购买长期证券，11 月美联储推出第二轮 QE 来支持经济复苏。在伯南克暗示第 二轮 QE 后 1 个月左右，美国家庭和市场的通胀预期均有显著改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 的对未来 1 年的通胀预期从 2010 年 9 月的 2.2%上升至 2011 年 4 月的 4.6%，5 年期的预 期从 2.7%上升至 2.9%，10 年期 TIPS 盈亏平衡通胀率从 1.55%上升至 2.63%。 但 QE 对于扭转通缩预期的效果并不总是奏效。Wieladek（2024） 2测算了 82 项关于 量化宽松与传统货币政策研究的估算结果，测算发现 QE 在英国和美国对通胀的影响是传统 货币政策的 2-4 倍，但在欧元区则不然。欧元区 QE 效果不及美国、英国的原因可能有3：（1） 与美国、英国不同的是，欧洲企业对银行的依赖程度更高，欧洲央行对 2008 年全球金融危 机的最初反应是通过直接银行贷款来稳定金融市场，大规模资产购买直至 2015 年才启动； （2）鉴于 QE 在市场利率存在较大下调空间且金融市场陷入困境时最为有效，而欧元区开启 QE 时已经连续处于低利率水平，且银行业困境已基本化解，因此对欧元区的潜在宏观经 济影响非常有限。比较各成员国的影响，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影响与美国和英国的影响相似， 而德国和法国的影响较小。
此外，2001 年日本首次采用 QE 的方式来刺激经济，但对居民通胀预期的影响有限。 2001-2005年日本核心 CPI同比持续负增长，消费者预期未来一年的通胀率也位于极低水平； 2013 年日本央行设定了 2%的通胀目标，并引入 QQE，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而通胀预期 并未得到显著改善。通货再膨胀论学者、前副行长岩田（2018） 4指出，未能实现通胀目标 的原因在于消费税上调导致的经济低迷，以及原油价格下跌等日本央行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 也有学者5认为，日本过度依赖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以及量化宽松未能将更多资金投入 居民和非银行企业手中，是量化宽松政策未能如愿刺激经济增长的两个原因。
1.2 前瞻性指引和央行可信度
前瞻性指引已成为现代央行工具箱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通过塑造私营部门对未来政 策走势的预期来发挥作用。“前瞻性指引”主要是央行通过公开声明来传递政策路径，其中 包括通胀目标管理等，基本原理是通过央行沟通来管理公众预期，可有效缓解危机时期通胀 水平和经济增长的下降。
多国央行通过采取“通胀目标制”，有助于锚定公众的通胀预期。20 世纪 90 年代，许 多国家央行陆续采用“通胀目标制”作为货币政策制度，央行在公众监督下运用货币政策工 具使实际通胀趋于目标通胀率。第一个采用通胀目标制的国家是新西兰，至今已有 30 多国 正式采用。美国在 2012 年明确设定了 2%的通胀目标，2021 年欧洲央行宣布将中期通胀目 标由此前的“接近但低于 2%”调整为 2%。根据研究显示6，拥有“通胀目标制”的发达国 家通胀波动较小，而且始终接近发达国家通常采用的 2%的目标，拥有“通胀目标制”的新 兴国家比新兴国家整体有着更低的通胀率表现，而且正在缓慢向发达国家通胀率趋同。通胀 目标制的优势之一是它体现了更高的政策透明度。
然而，如果公众不相信或忽视这些前瞻性指引，私营部门对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例如产 出和通胀）的预期将不受央行沟通的影响，从而导致前瞻性指引不会对经济产生有效的影响 7。例如，日本银行工作论文 Nakazono（2016） 8认为，在超宽松货币政策推出后，不论是 专家还是家庭的长期通胀率预期均未能达到央行设定的 2%水平，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立场 的感知，并未发生足以引发政策机制的剧烈改变，因为在引入 QQE 之前，日本货币政策已 经十分宽松。这也表明在长期流动性陷阱下，实施有效政策存在困难。另外，阿根廷为了抗 击高通胀，2016 年设立通胀目标，但很快结束于 2018 年，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央银 行票据（LEBACs）出现了爆炸式增长，二是央行负面可信度冲击，2017 年 12 月阿根廷内 阁首长、经济部长和央行行长宣布了新的更高的通胀目标，市场将其视为对阿根廷央行自主 权的干涉，负面信誉冲击使得通胀目标不可信9。
因此，前瞻性指引对公众预期的影响，取决于货币当局的信誉和声誉。中央银行的信誉 被定义为遵循清晰明确且透明的规则和政策目标的承诺。Alex Cukierman 表示信誉指“公众 相信政策确实发生了转变的程度，而这种转变实际上也确实发生了”，且信誉是需要通过历 史积累而成的，例如 Benjamin Franklin 表示“建立良好声誉需要做很多好事，而毁掉声誉 只需要做一件坏事”。央行的独立性、透明度、问责制以及现行的货币政策策略都是影响货 币当局信誉和声誉的因素10。
当名义利率触及零下限（ZLB）时，成功刺激经济的一种方法是提高通胀预期，但上述 案例发现需求端政策（如 QE、通胀目标制等）并不时常奏效，通过供给端政策（如行政干 预）或者进口价格冲击使得居民通胀预期提升也有部分案例。假如根据简单的总需求—总供 给（AD-AS）模型，总需求的扩张将导致 AD 向右移，AS 保持不变，此时价格和经济产出 同时增加，但如果总供给收缩，AS 向左移，价格上涨的同时经济产出减少，意味着供给冲 击会给经济带来负面效益；但 Eggertsson 和 Krugman11描述了一种特殊状态——新凯恩斯 债务驱动型的衰退模型，私人部门开始快速去杠杆，出现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问题，利率 接近零下限，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中。在这种在特殊状态中，许多常见的宏观经济规则都被 颠倒了，在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下，反而会增加实际债务，并抑制总需求。此时，反转的总 需求曲线是一条向斜上方倾斜的线，价格越低，需求越弱。在这种情形下，扩张性的财政政 策能够弥补私人部门去杠杆导致的产出损失。
2.1 行政干预价格
在美国经历了 4 年经济萧条和通货紧缩之后，1933 年 3 月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实施 了一系列政策措施：（1）挽救金融业。通过政府的手直接干预金融机构，来恢复公众对银 行、抵押贷款公司和证券交易的信心；（2）退出金本位：通过美元贬值的方式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美国商品出口；（3）恢复农业收入。减少农业剩余产品，向农民发放农业贷款， 提高农产品价格；（4）刺激工业生产。修改禁酒令，放弃反垄断法，推出《国家工业复兴 法》（NIRA），要求各行业制定行业守则，确定工人工资、工时、产品价格、增产数额等， 并批准一项额度为 33 亿元的公共工程计划，相当于 1933 年美国 GDP 的 5.8%。另外，还 推出了《全国劳工关系法》，赋予雇员组织工会、同雇主集体谈判的权利；（5）加强社会 保障。为失业者提供工作岗位，提出由工资税资助的养老计划等。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罗斯福新政中的 NIRA 是一项紧缩性政策，延长了大萧条。例如， 凯恩斯在给罗斯福的公开信12中提到，“复苏与改革的顺序并未被正确把握，改革有时被误 认为复苏手段，尤其《全国工业复兴法》本质上是改革，却披着复苏外衣仓促推进，实际对 复苏几无助益”，“过分强调更高价格水平本身的补救价值，可能会导致人们对价格在经济 复苏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产生严重的误解。通过提高总购买力来刺激产出才是提高价格的正确 途径，而不是反过来”。 但近年来也有学者发现在特定的情形下，“行政干预”对提高通胀预期以及走出通缩困 境具有重要意义。Eggertsson（2012） 13利用允许扭曲楔形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如果在名 义利率为 0 且存在过度通缩的“紧急”情况下，《国家工业复兴法》通过增加企业垄断力量 并鼓励工会提高工资，能够对经济产出起到扩张性的作用。这一反常识的效果主要是通过预 期渠道来实现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提高了企业和工人的通胀预期，更高的通胀预期可以 降低实际利率，从而刺激需求。但这种情况仅在“通缩螺旋”发生时才能奏效。
之后有学者指出，在《国家工业复兴法》推出之前，美国民众的通胀预期可能已经发生 了变化。这也意味着除了行政干预市场定价、提高工人工资的供给侧政策之外，还有其他因 素在改善美国大萧条之后的通胀预期。Jalil 和 Rua（2015） 14梳理了当时美国民众通胀预期 的变化：1933 年 3 月罗斯福就任之后，关于通货膨胀的新闻报道和公众讨论显著增多，在 五大日报中，包含“inflation”或“inflationary”等词语的新闻文章数量从 1933 年 1 月到 4 月增加了两倍多，《商业周刊》 和《经济学人》中当代观察家的报告也显示，1933 年第二 季度通胀预期已经开始上升。推动通胀预期上升的事件包括放弃金本位、罗斯福承诺提高价 格、参议院通过《托马斯修正案》等。之后，由于罗斯福计划采用《国家工业复兴法》，通 胀预期在 8 月份突然放缓，经济复苏也在 8 月至 11 月遭遇挫折。 此外，也有学者利用 20世纪 30 年代法国的经验，证明供给侧政策反而导致了法国的滞 胀。1936 年 6 月，雇主和工会签署了《马蒂尼翁协议》，将工资提高 7%至 15%，还规定 了每周 40 小时的工作制，以提高工人的购买力、刺激经济并结束罢工。另外，人民阵线政 府首脑莱昂·布鲁姆还采取了控制谷物价格的措施。J Cohen-Setton et al.（2017） 15发现， 法国当时的供给侧政策（尤其每周 40 小时工作制）的确提高了实际通胀率和预期通胀率， 使实际利率降低约 40 个百分点，但是产出却几乎没有增长。但跟 NIRA 不同的是，法国人 民阵线政府在提出高工资政策时，并没有提高商品价格的相关举措，退出金本位也是在几个 月后（1936 年 9 月）。
2.2 非常规财政政策
近年来经济学家们也将视角投向新型的财政政策工具，来引导家庭预期。 Feldstein (2002) 提出，在低利率的环境下，提前宣布未来将提高增值税税率的信息，使消费者产生通 胀预期并增加当期消费支出，同时降低所得税税率来保持总收入水平不变。通过这种方式可 以激励家庭尽早消费，而不是等到物价大幅上涨之后才消费。另一种方式是，提高企业所得 税，并实施一项大规模投资税收抵免政策（且每年将逐步减少），因而企业也会有较大动力 在投资品价格上涨之前进行购买。这项政策的好处在于，可以在不增加公共预算赤字的情况 下，刺激私人部门进行支出。 从实证研究来看，这一理论在部分欧洲国家得到验证。 D’Acunto et al.（2016） 16使用 来自市场调研的微观数据，用德国提高增值税（VAT）的例子，验证了非常规财政政策可以 通过通胀预期渠道来刺激消费。2005 年 11 月，德国政府意外宣布将增值税 (VAT) 提高 3 个百分点，并于 2007 年生效，导致德国家庭 2006 年的通胀预期以及 2007 年的实际通胀率 上升。并且，作者也没有发现在增值税实际上调之后，消费行为出现逆转的迹象。另外， D’Acunto et al.（2018） 17还分析了波兰的案例，2009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的样本显示波 兰家庭平均通胀预期与其耐用品购买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性，而且在增值税上调公告发布后 （2010 年 7 月）和实际增值税上调前（2011 年 1 月），相关性有所增强，证明增值税上调 的确有助于推升消费者的通胀预期，并刺激消费需求。
2.3 外生价格冲击
新冠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紧张，叠加俄乌冲突推升原油价格，2022 年以来的这一轮日 本物价上涨主要由进口价格推升，包括原材料成本以及运输费用等。无论从涨幅还是范围上 看，这轮日本物价的变化较之前都有明显改善。日本 CPI 同比增速自 2022 年 4 月以来持续 保持在 2%以上，2025 年 6 月仍录得 3.3%的同比涨幅，而且上涨的品类比例也达到 1990 年代初以来最高水平（剔除消费税影响）。但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并没有对日本经济产出带来 显著冲击。2023 年日本经济反而出现了超预期的改善，不变价 GDP 同比增速录得 1.4%， 楼市、股市也涨势惊人。与此同时，日本消费者的通胀预期也在升温。根据日本央行 2025 年第二季度“生活方式意见调查”，日本居民对未来一年通胀率的平均预期为 12.8%，对未 来五年的预期为 9.9%，超过 80%的受访者认为未来一年/五年的物价水平还会继续上涨。 尽管在过去三十年内，日本当局竭尽所能试图摆脱通缩，采取了包括 QE、QQE 在内的 超常规货币政策，以及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但在当期对于扭转通缩收效甚微。然而，这次 触发日本通胀预期以及实际通胀走高的却是供给端能源和食品价格的突然上涨。在通胀预期 高涨的背景下，日本员工工资近年也出现了上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日本劳动力愈发 短缺。2023 年日本春斗薪资增速超预期达到 3.8%，为 1993 年以来最高水平，2024 年进一 步升高至 5.28%，2025 年继续小幅升至 5.46%。这也意味着日本通胀将逐步从进口价格驱 动转向“工资-物价”内生驱动，当前不少日本的学者和官员认为日本已经基本摆脱了长期 的通缩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