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将综合分析历史各周期猪价的波动，及影响生猪供给的诸如疫病、政策、需求、 进出口等因素，并结合各轮周期中所实施的调控政策及效果进行分析。
非典疫情进一步压制供给，供需失衡推动猪价加速上涨。2002 年 4 月至 2006 年 5 月经历了我国第一轮猪周期。本轮猪周期中，由于 1997 年至 2002 年的连续 5 年的单边 下跌导致供给持续低迷，供需矛盾日益加剧。供给疲弱叠加下半年消费需求旺季因素， 助推 2002 年下半年猪价反弹。进入 2003 年，非典疫情引发母猪宰杀与补栏停滞，叠加 部分地区流通受阻进一步压制供给。至 2003 年底，供需失衡加剧，推动价格在随后加速 上涨，至 2004 年 9 月，上涨幅度达到 56.2%（数据来源于辛翔飞等的《新阶段我国生猪 产业发展形势、问题和对策》）。猪价暴涨刺激散户加速扩张养殖规模。受生猪繁殖周期 影响，2004 年猪价高点时期的补栏滞后至 2005 年出栏，导致当年生猪出栏量同比激增超 5%。猪链球菌疫情下需求萎缩加速猪价下跌。供给过剩下，猪价自 2004 年 9 月高点后 快速下挫，再加上 2005 年 6 月后，国内多地暴发猪链球菌引起的人畜共患传染病疫情（历 时月余），市场恐慌情绪蔓延下，消费需求显著萎缩，进一步加速了猪价下跌。
防疫投入不足，政策端逐步完善防疫及疫情应对相关法规。这轮周期所处背景来看， 由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生猪养殖场（户）普遍存在防疫投入不足的问题。尽管公共防 疫措施逐步完善，但国内生猪养殖密度大，业内素有“疫情决定行情”“不发瘟就发财”的说 法。政策端，主要通过行政命令和财政奖补等方式，要求养殖主体落实必要的动物防疫 措施，并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部门保障公共防疫产品的供给。据中国政府网、农业农村部 等相关信息梳理，2005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标志 着我国兽医体系从分散管理转向垂直整合。2006 年 2 月，国务院发布《重大动物疫情应 急预案》，基于最大程度地减轻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及畜牧业及公众健康造成的危害这一目 标，对各级人民政府和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基础法律层面，1997 年， 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已在法律上明确养殖场（户）、各地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等相关主体在动物疫病预防、疫情报告、疫情控制以及病死畜禽无害 化处理等环节的权利和义务。
蓝耳病疫情反复暴发压制供给，政府政策激发补栏积极性。2005 年猪链球菌疫情叠 加猪价下降影响，导致 2006 年生猪出栏量下降。随后，2006 年 4 月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 情暴发，散养户退出生产、规模养殖户减少存栏，生猪供给加速下行，能繁母猪由 2005 年末的 4150 万头降至 2006 年末的 3925 万头，共去化 5.4%。2007 年 5 月，因生猪供不 应求，叠加蓝耳病两年内反复暴发，生猪价格持续上涨。2007 年猪肉供给显著减少，政 府开始一系列母猪补贴等刺激政策，养殖户积极补栏，但由于生产的滞后性特征，导致 2008 年产能过剩从而加剧生猪价格的下降。2008 年 3 月生猪价格到达高点后下行，本轮 下行阶段初期，行业补栏积极性较高，叠加 2008 年经济危机之下 GDP 增速放缓、宏观 需求弱势，CPI 同比收窄，猪价在 2008 年国庆前后并没有出现季节性的上涨，但在 2009 年、2010 春节前后都有较为明显的压栏引起的波动。承接 2009 年春节后的压栏释放，叠 加需求季节性转淡，猪价迎来本轮周期的一次深跌。总结本轮周期，长时间的连续亏损 导致供需错配，叠加蓝耳病等疫病因素加速产能去化，驱动了这一轮的猪价反转。据《新 阶段我国生猪产业发展形势、问题和对策》(辛翔飞等)中提供的周期划分资料，本轮周期 中，猪价上涨阶段历时 21 个月，涨幅+164%。
在这轮猪周期过程中，政府开始介入生猪市场调控，旨在消除市场调节的弊端。据 中国政府网、农业农村部官网、商务部官网等梳理，2007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 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提出通过出台能繁母猪补贴、能繁母猪保险、调 出大县奖励等政策降低生猪生产经营潜在的损失、调动生猪养殖积极性，通过建立生猪 良种体系、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等途径提升产业素质，构建保障生猪生产稳定发展的长 效机制。2007 年 12 月，在 7 月政策取得良好效果、生猪生产逐步恢复的前提下，国务院 印发《关于进一步扶持生猪生产稳定市场供应的通知》，通过加大能繁母猪补贴力度、推 进能繁母猪保险、扶持生猪规模养殖、严控饲料价格上涨、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等一系列 举措继续扶持生猪生产。2008 年 1 月，农业部发布《农业部畜牧业统计监测管理办法（试 行）》。2009 年 1 月，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 行）》，明确坚持“市场主导、政府调控”的原则，进一步提出分级采取预警引导（以猪粮 比价作为预警指标）、增加中央和地方冻肉储备、发放能繁母猪一次性临时饲养补贴等方 式稳定生猪市场。2009 年以来，农业部建立生猪生产定点监测制度，定期监测并公布猪 粮比价、生猪及能繁母猪存栏、生猪产品价格等信息，旨在减少生猪生产的盲目性。
猪口蹄疫叠加仔猪流行性腹泻暴发，生猪产能受冲击。虽然亏损去化幅度有限，但 政府基建投资政策对于宏观经济与物价水平产生大幅拉动，叠加 2010 年生猪口蹄疫部分 地区暴发、仔猪腹泻疫情年末在全国暴发，据《中国农业统计资料（1949-2019）》数据 统计，猪价自 2010 年 6 月启动上涨行情，上涨 16 个月（2011 年 9 月）至波峰，涨幅约 100%。2010 年末仔猪流行性腹泻致使养猪业严重受损，尤其是断奶仔猪存活率锐减，引 起生猪出栏率下降，导致生猪市场供应不足，猪价快速上涨。养殖户一般都是基于当前 的猪价和养殖盈亏情况预测未来的猪价和养殖盈亏情况，价格上涨后刺激生产，从而导 致后期产能过剩，价格下跌。据《中国农业统计资料（1949-2019）》数据统计，2013 年 5 月后，猪价一度上涨，由前低 12.84 元/公斤上涨至超过 15 元/公斤。2013 年猪肉市场 理论出栏量来看，整体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估计 2013 年 5 月至 2013 年底的上涨主要 基于国家新推出的调控预案新政、冻肉收储等稳定猪价政策的影响，养殖户信心得到了 提振，在看好后市情绪下压栏惜售，市场供应有所下降，从而促进了猪价的提升。2013 年的压栏估计在 2014 年初释放，2014 年猪价先抑后扬，1-4 月猪价一路下跌，5 月猪价 开始波段性上扬。
消费端来看，自 2012 年底开始国家抑制公款消费，各单位聚会缩减，酒店的用肉量 也大幅减少，据 Wind 数据统计，2013 年全国餐饮收入同比增长 9%，较上年下降 4.6 个 百分点。因此，2013 年以来猪肉需求量明显偏低，一直到 2014 年仍延续疲软态势。 政策端，据中国政府网、发改委官网、农业农村部官网信息梳理，2010 年, 农业部 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的意见》，推动畜牧业标准化建设，促进传统畜 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型。2011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 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主要政策包括推出继续大力扶持生猪生产（扶 持生猪规模化养殖、完善生猪饲养补贴、完善良种繁育政策、扩大对生猪调出大县的支 持等），加强生猪疫病公共防控体系建设，强化信贷和保险对生猪生产的支持，加强生猪 市场调控和监管，完善生产统计监测制度等。2012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印 发《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提出根据猪粮比价和能繁母猪月度存栏变 动情况，适时启动预警引导、储备吞吐、政府补贴进出口调节等措施，应对猪价的快速 上涨或过度下跌，稳定生猪市场。
环保禁养限养政策产业处于高压状态，能繁母猪去化。随着生猪规模化养殖的推进， 饲养数量及密度的增加，饲养及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排泄物及废弃物对生活环境的污 染也愈来愈突出。2013 年开始生猪行业进入环保强监管周期，2013 年初环保部和农业部 发布全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环保压力是能繁母猪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 Wind 数据，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2 月，能繁母猪开始持续去化，2015 年 2 月能繁母 猪同比去化达 15.5%，能繁母猪环比去化极值出现在 2014 年 4 月，达-2.2%。2014 年 1 月中旬以来，生猪养殖行业经历了时长达 6 个月的连续亏损，且年底又开始亏损，一直 延续到 2015 年 4 月。2014 年起，我国开始深入实施严格的环保政策，加大环境规制力度， 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进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2014 年初受到前期压栏释放影响，猪价 的一再探底，结构性母猪存栏调整加速，补栏量和进度受到限制，据 Wind 数据统计，2014 年 4 月，生猪存栏量同比下滑 3.7%，加上环保政策实施，此后生猪及能繁母猪存栏加速 下行，供给端持续收缩。但是与疲软的消费相比，产能仍然相对过剩，生猪存栏量绝对 值来看，仍处于 4.2~4.3 亿头的较高水平。为稳定猪价，据中国经济网消息，商务部会同 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分别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5 月 8 日组织开展了 2 批冻肉收储工作， 两次收储总量 15.3 万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市场信心。据《中国农业统计资料（1949-2019）》 数据，2014 年 4 月猪价触底反弹，震荡上行直到 2014 年 9 月，在节日消费旺季预期下生 猪集中出栏，猪价反常回落。由于猪肉价格走势不及预期，9 月以来月度中国 CPI 跌破 2%关口。与猪价低迷形成对比的是，玉米价格在 2014 年 8 月、9 月创出历史新高，达到 2.7 元/公斤（数据来源于 Wind），使养猪业雪上加霜。据 Wind 数据，2015 年 2 月后，生 猪存栏量向下突破 4 亿头，猪价触底于 2015 年 3 月。2015 年 3 月后猪价开始进入上行周 期。供给端收缩叠加需求端逐步恢复下，猪价延续了持续了 15 个月的上涨期，2016 年 5 月生猪价格达到 20.45 元/公斤。
为保障民生，平抑久居高位的猪肉价格，据中国政府网、央广网等消息，国家发改 委在 2016 年 4 月左右印发《关于保障生猪供应 稳定猪肉市场价格的通知》，各地积极响 应采取临时补贴、储备肉投放等措施稳定猪肉价格。在冻肉投放及补贴等政策调控、进 口猪肉激增等情况下，生猪价格 6 月开始下降，开启了周期的下行阶段。根据 Wind 数据 统计，2016 年我国进口猪肉 162 万吨，同比暴增 108%，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产者的信 心。由于猪价持续下行、加上部分地方实施生猪禁养和限养，环保政策持续收紧情况下， 补栏进程缓慢，生猪存栏 2017、2018 年持续处在低位。在进口低价肉处于高位、消费需 求不振情况下生猪价格持续下行。 能繁母猪补栏受到环保政策压制，导致了较长的盈利周期，据 Wind 数据统计，能繁 母猪数量在本轮周期持续降低，其中 2014、2015 年年度去化幅度较深，较上一年去化绝 对值分别达到 649 万头、491 万头，2015 年 1 月~9 月能繁母猪存栏同比下滑幅度达到 14.5%~15.5%。同时，政策端环保规定鼓励规模养殖，对清退规模较小的养殖户起到了一 定作用，环保政策提升了规模化比例。
本轮猪价上涨阶段，官方口径披露的母猪的补栏情况是非典型的偏弱，环保禁养政 策或许是核心原因。据中国政府网、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中国畜牧兽医信息网等 官网信息梳理，环保禁养政策始于 2013 年的《全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规 划》对“十二五”时期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提出了明确要求。 2013 年 11 月国务院发布《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并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将畜禽养殖污染控制的政策目标从严控污染排放朝着促进资源化利用的方向转变。这是 在国家层面第一部农业农村环境保护行政法规，是推动畜牧业绿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2014 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颁布，生猪养殖行业正式步入环保严管期， 新环保法对养猪业的环保要求也将越来越苛刻，客观上提高了养殖门槛，大大提高了规 模养殖场的成本。2015 年-2016 年，环保政策密集期到来，2016 年 4 月出台《全国生猪 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将全国划分为重点发展区、约束发展区、潜力增长区和适 度发展区四个区域，并在 2016 年 10 月出台《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文件要求 禁养区划定完成后，地方环保、农牧部门要按照地方政府统一部署，积极配合有关部门， 协助做好禁养区内确需关闭或搬迁的已有养殖场关闭或搬迁工作，并在当年 12 月要求必 须在 2017 年底前，各地区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 期间国家相关部门陆续发布实施《关于促进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指导 意见》《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动方 案（2017-2020 年）》《全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工作方案（2018-2020 年）》 等专项政策措施，加强畜牧业污染治理。
2016 年环保政策加速落实，进入环保禁养的高峰期，力度空前，禁养政策出台后， 大量环保不达标养殖户退出或搬迁，而新建养猪场需要耗费大量资本且耗时较长。尤其 是《关于促进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指导意见》（据中国政府网）发布后， 在南方水网密集区域 133 县受到影响的产能约 2000 万头（据《追寻“猪周期”规律促进生 猪产业健康发展——基于 2006-2019 年“猪周期”的分析》（黄宪）），这个从根本上推动整 个生猪养殖产业产能加速去化。 据中国政府网及潍坊日报信息整理，2015 年 11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新版《缓解生 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新预案作了三个方面修订：一是新预案将合理的生猪 生产盈亏平衡点对应的猪粮比价定在 5.5:1～5.8:1 之间，猪价过度下跌的调控分界线由猪 粮比价 6:1 下调至 5.5:1；二是明确了冻猪肉收储的最高量为 25 万吨（2009 年开始的冻 猪肉收储量大部分年份在 15 万至 18 万吨，少数年份在 10 万至 12 万吨）；三是完善了响 应机制设置，适当提高了储备吞吐措施启动门槛，当猪粮比价进入蓝色预警区域时，不 启动中央冻猪肉储备投放或收储措施，进入黄色预警区域(价格中度上涨或中度下跌)一段 时间后，才启动中央储备冻猪肉投放或收储措施。整体来看，国家要逐渐放宽政府对猪 价的调控，未来猪价走势将更多地依靠市场因素来调节。
需求端的变化来看，2014 年我国人均猪肉消费量达到历史峰值后，呈现逐步回落趋 势。据 Wind 数据，2015 年-2016 年社零中餐饮收入增速显著好于 2014 年。2011 年-2014 年，我国社零中餐饮收入同比增速逐步下台阶，2014 年国内经济增长放缓，政府严控公款消费，饮食行业低迷。这一趋势在 2015-2016 年趋稳好转，究其背后原因，2015 年后 我国启动了以货币化安置为主要手段的棚改政策，推动了我国总需求的扩大，总需求扩 大带动了消费复苏，社零中餐饮收入增速的显著好转。
非瘟疫情冲击产能调运受阻，生猪价格迎来超级周期。据 Wind 数据统计，2018 年 至 2022 年的猪周期中，生猪价格上涨与高位震荡时间从 2018 年6 月持续到 2021 年 1 月， 达 32 个月，涨幅+239%，最高单月平均猪价达到 40.71 元/千克。非洲猪瘟疫情造成产能 大规模出清，猪价在 20 元/千克以上高位持续了 22 个月，是一轮极高景气度的超级周期。 据 Wind 数据统计，在 2018 年 3 月-7 月，自繁自养连续亏损接近 5 个月的时间，深 度亏损影响下，能繁母猪在 2018 年 5 月出现了-2.5%的环比去化幅度。2018 年 8 月非瘟 传入国内后，生猪调运受阻常态化，被封锁供给区与需求区猪价走势呈现分离趋势。非 瘟疫情下加剧了生猪供需的结构性失衡，从而成为驱动本次价格周期上涨的主要催化剂。 随着 2018 年 12 月生猪调运政策边际有所放松，产区前期积压的生猪集中出栏，调入省 份需求不足有所缓解，据 Wind 数据，猪价由 2018 年 11 月的 14.17 元/公斤跌至 2019 年 2 月的 12.66 元/公斤，而调入省份猪价多下跌，全国生猪价格区域性差异有所收窄。2019年春节后，猪价开始一反淡季常态地上涨，由 2019 年 2 月的 12.66 元/公斤上涨至 2019 年 4 月的 15.10 元/公斤，此后猪价横盘至 5 月，估计与屠宰企业在春节前后大量收储冻 肉有关，而在 4 月后，由于三部委联合发文强调加工流通环节非洲猪瘟检测，屠宰企业 此后开始大幅降库，抛售冻肉库存或是猪价这一期间横盘的主要原因。尽管 2019 年上半 年屠宰量有所下滑，但由于冻肉库存的抛售，2019 年 4-5 月猪价呈现 15 元/公斤左右横 盘的形态。2019 年 6 月至 11 月，猪价开启本轮周期的主升浪上涨，非瘟疫情在冬季对于 仔猪死亡率的影响是核心原因，同时，疫情造成二元母猪的大量减少，三元留种进一步 加剧了三元商品猪的供给紧缺。
2020 年，非瘟虽较 2018 年、2019 年高峰期有所缓和，但散发式疫情仍持续存在， 叠加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对生猪产业链构成了双重冲击。新冠疫情初期导致的人员流 动限制、物流受阻、屠宰场停工等问题，一度加剧了区域性生猪供应紧张和调运困难。 然而，在行业持续的生物安全防控升级、国家强有力的复产保供政策推动下，能繁母猪 存栏量自 2020 年初开始触底反弹，进入快速恢复通道。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全国能繁 母猪存栏量在 2020 年底已恢复至正常年份（2017 年底）存栏量的 92%以上，标志着产 能恢复取得显著成效。2020 年期间，生猪仍处于供应偏紧的状态，生猪价格仍维持在 30 元/公斤以上。 进入 2021 年，非瘟疫情总体呈现点状散发、防控有效的态势，对全国性产能的冲击 大幅减弱。同时，前期产能恢复的累积效应开始集中释放，生猪供应量持续增加。然而， 此阶段新冠疫情对餐饮消费、集团消费的抑制效应开始显现，叠加居民消费习惯变化等 因素，猪肉消费需求恢复不及预期。供需格局由此发生根本性逆转，从 2020 年的供应偏 紧迅速转变为供应过剩。生猪价格自 2021 年 1 月见顶后开启单边大幅下跌，至 2021 年 9 月全国生猪均价一度跌破 14 元/公斤，行业陷入深度亏损。能繁母猪存栏量在 2021 年 6 月达到本轮周期峰值后，因持续亏损开始进入去化阶段，但初期去化速度相对缓慢。
2022 年，行业面临的核心矛盾是前期积累的过剩产能的持续消化。尽管非瘟疫情持 续得到有效控制，散发影响有限，但新冠疫情的反复（特别是多点散发和局部封控）对 猪肉消费，尤其是户外消费和物流运输造成间歇性扰动，抑制了价格的反弹力度。自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4 月持续的深度亏损，加速了产能去化进程，能繁母猪存栏量持续下降。 这轮猪周期能繁母猪产能的最大去化幅度和生猪存栏量的收缩程度都超过以往周期， 创历史的产能去化程度，带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猪价和高盈利。根据 Wind 数据，在 2019 年 9 月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同比降幅最高达 38.9%，而在第 4 轮猪周期中最高降幅 仅为 15.5%。 这轮猪周期中政策回顾来看，自 2018 年 8 月 3 日沈阳发生我国第一起非瘟疫情，此 后在我国开始了自北向南的快速传播。据中国政府网及农业农村部信息梳理，为了遏制 非瘟在国内的快速传播，农业农村部于 2018 年 8 月底发布《关于切实加强生猪及其产品 调运监管工作的通知》，限制疫情发生省份向外省调运生猪，农业部于 9 月 11 日发布《关 于进一步加强生猪及其产品跨省调运监管的通知》，新通知在原先发生疫情的六省（辽宁、河南、江苏、浙江、安徽和黑龙江）生猪及其产品禁止调运的基础上，与其相邻 10 省的 生猪及其产品也被暂停调运。相邻 10 省分别为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上海、福建、 江西、山东、湖北以及陕西。随着非瘟在全国传播以及调运政策收紧，生猪供需出现了 结构性的失衡，导致了全国猪价分区域的表现差异。辽宁、河南等生猪主产区（调出省 份）在发生非瘟疫情后，由于难以将生猪及产品调运出省，大量供给被迫在省内去化， 猪价快速下跌。而随着多个主产区生猪调运收紧，浙江江苏等调入省份猪价快速上行。
2018 年 12 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规范生猪及生猪产品调运活动的通知》，生猪 调运政策边际有所放松，主要变化在于：1、有 2 个及以上不同市发生非猪瘟疫情的省份 禁止猪产品调出本省改成仅疫区所在县暂停猪产品调出本县；2、疫区所在县内的生猪养 殖企业符合相关条件的，可在本省范围内与屠宰企业实施出栏肥猪“点对点”调运，疫区 所在县符合相关条件的屠宰企业其生猪产品经非洲猪瘟检测合格和检疫合格后，可以在 本省范围内调运；3、禁止生猪调出本省的省份由疫情省份和疫情相邻省份改为仅疫情省 份；4、疫区所在县以外的种猪、商品仔猪经非洲猪瘟检测合格和检疫合格后，可调出本 省。 2019 年 3 月，农业农村部发文《关于加强屠宰环节非洲猪瘟检测工作的通知》，要求 跨省销售生猪产品和年屠宰 10 万头以上的屠宰企业以及生猪屠宰、加工一体化企业最迟 于 4 月 1 日前开展非洲猪瘟自检；年屠宰 5 万头以上的屠宰企业最迟于 5 月 1 日前开展 自检。2019 年 4 月，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三部委联合发文《关 于在加工流通环节开展非洲猪瘟病毒检测的公告》。
2019 年 12 月，农业农村部印发《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首次要求 各地将生猪产能恢复任务分解到县（市、区、旗），并着力帮助中小规模养殖场（户）恢 复生产。2021 年 8 月，农业农村部等 6 部门印发《关于促进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 见》，首次提出建立生猪生产逆周期调节机制。同年，农业农村部印发《生猪产能调控实 施方案（暂行）》，设定了 4100 万头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和 5500 万吨的猪肉产量的 任务目标，并将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任务分解下发各省份，要求通过分级建立生猪产能 调控基地，采取产能调控措施，着力稳定生猪产能。 在跨区域调运方面，2020 年 9 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提出推动物流配送企业完善冷链配送体系，促进运活禽向运肉转变。2021 年， 农业农村部印发《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分区防控工作方案（试行）》，将全国划分为 北部、东部、中南、西南、西北 5 个防控大区，要求除种猪、仔猪以及非洲猪瘟等重大 动物疫病无疫区、无疫小区生猪外，原则上其他生猪不向大区外调运，要逐步通过优化 调整生猪生产布局，基本实现区内产销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