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 2005 年以来经历了多次债券市场熊市（收益率上行、债券价格下跌），主要与经济周期、货币政策及资金趋势等因素相关。
2007 年至 2008 年，中国债市经历了一轮显著的熊市，主要背景是经济过热和通胀压力高企，CPI 同比一度超过 8%（2008/02 达到 8.7%）。为应对通胀，央行在2007年至2008年间连续 6 次加息，货币政策全面收紧。与此同时，全球金融危机前夕，市场对经济硬着陆的担忧升温，进一步加剧了债市的调整压力。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07 年初的3%大幅上升至 2008 年 8 月的 4.5%附近。然而，随着 2008 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政策迅速转向宽松，债市也随之进入牛市。
2009 年“四万亿”刺激计划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反弹，但2010-2011 年通胀压力再度攀升，CPI 同比突破 6%。为应对通胀，央行在 2010-2011 年间实施了11 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 5 次加息的紧缩政策。尽管欧债危机加剧了全球避险情绪，但国内政策仍以控通胀为主。受此影响，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从 2010 年 9 月的 3.2%持续上行至2011 年9 月的4.1%，债市进入熊市阶段。这一时期凸显了通胀压力与政策紧缩对债市的显著冲击。
2013 年国内方面，尽管经济表现不佳，但通胀预期升温，CPI 突破3%，推高了债券收益率；国际方面，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QE）的预期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上行，全球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回流美国，进一步加剧了国内流动性紧张和利率上行压力。监管层面，为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和影子银行乱象，国家外汇管理局和银监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严查虚假贸易、限制非标业务，并暂停了部分债券市场交易。这一时期，央行主动收紧流动性，拒绝“放水”，导致银行间市场资金利率大幅飙升，隔夜回购利率一度超过30%。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从 2013 年 5 月的 3.4%快速攀升至年末的4.6%，债市出现剧烈调整。最终，货币超发、热钱流入、影子银行扩张与监管收紧、资金紧张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 2013 年的债券熊市。
2016 年国内方面，经济 L 型运行、流动性陷阱和银行委外盛行导致资金泛滥，企业发债融资后并未投入实体经济，而是通过购买银行理财和同业空转进行套利，进一步加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国际方面，美联储加息、美元走强以及人民币贬值压力导致资本外流，外汇储备从 2014 年底的 3.8 万亿美元降至 3 万亿美元，倒逼国内货币政策收紧。监管层面，为应对“资产荒”和杠杆资金泛滥，监管机构加强了对银行理财、资管计划和表外业务的监管，严控杠杆率。与此同时，供给侧改革全面推开，强制去产能推动工业品价格快速回升，显著修复企业利润；棚改货币化推动了房地产市场需求，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地产市场价格。受多重因素影响，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从 2016 年 10 月的 2.7%左右大幅上升至2017年底的3.9%，债市经历显著调整。最终，流动性陷阱、资本外流与政策收紧、监管强化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 2016 年的债券熊市。
2020 年 1 月至 2 月中下旬，为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冲击，央行实施宽松政策；3月中下旬-4 月底：国内复工复产在加快，美股经历 2020 年 3 月 19 日历史上第五次熔断后于3月20 日触底反弹，且在美联储宣布无限量 QE 后，美股开盘跳升，国内基本面也在数据不断出炉中逐步恢复，2020 年 3 月制造业 PMI 为 52，前值(2020 年2 月)为35.7，随后出口、投资增速都在环比好转，国内外风险偏好均在逐步转暖。而债市所面临仅有的利好因素“货币政策宽松”也逐步回归正常； 3-5 月 MLF 缩量续作，R001、R007 自5 月初震荡上升，至 5 月底破 2%。10 年长端利率在 4 月 30 日一路开始上行，市场的逻辑主线为“资金利率由偏低向正常水平回归+经济数据回暖延续”，至此债市完成牛转熊切换。
2022 年，公共卫生事件结束大幅提升市场对经济增长的预期；此外，银行理财“破净潮”引发了投资者赎回，继而基金卖债，净值下跌的恶性循环，形成负反馈效应。受多重因素影响，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从 2022 年 8 月的 2.6%上升至11 月的2.9%。这一时期凸显了内部风险及市场情绪对债市的综合冲击。
总结：中国债市熊市的共性特征：1. 政策驱动：货币政策收紧（加息、提准、流动性回收）、金融监管强化（去杠杆、控风险）是主要导火索。 2. 经济周期关联：宏观经济向好，通胀上行时，债市易走熊。3. 资金趋势：中期看资金，资金是政策和市场之间的纽带。未来债市波动仍将围绕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和全球流动性环境展开，需关注通胀、地产政策及金融监管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