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是金融制度型开放助力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机制。
回顾中国金融开放的历史发展进程以及十八大以来的政策脉络演进可见，在全球经济格局变迁和国内发展阶段更迭的历史周期中，中国金融发展及开放路径呈现出高度的政策适应性与风险缓冲功能:构建了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支持机制,并有效化解了多次国际金融风险等重大外部冲击。“十五五”时期，中国面临新的重大环境的变革，金融开放应如何应变内外新局势?基于国内外经济局势及科技飞跃等因素对金融开放提出的更高要求，我们总结提炼出“十五五”时期金融高水平开放需要遵循的三大总体原则:
第一，助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十五五”时期以更高水平金融开放应对百年变局的总体原则。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的必然要求。当前阶段以“对等关税”为代表的新一轮保护主义冲击是百年全球化进程遭遇的又一次重大逆流。作为全球产业链核心节点的中国及由其主导的亚洲区域生产网络，正成为主要制裁目标。只有加快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才能有效应对国际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同时，金融开放是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核“十五五”时期中国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加快对接国际高标准、完善生产心维度与必要条件。要素的跨境流通机制以应对全球百年变局，相关发展需求均是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涵。
第二，统筹国内外金融资源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是“十五五”时期以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土地财政到新质生产力变局的本质要求。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的产业轮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也是中国经济的必然趋势。房地产行业依托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跃升，以及工业化初期基建需求井喷增长的历史机遇期,成为拉动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核心引擎。但随着居民住房需求从数最导向到质量导向的转变、社会增长从粗犷的规模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调整，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式微，社会生产要素向更高投入回报率产业流动的需求已经形成。未来阶段，中国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仍面临传统国内信贷机制对创新型企业输血乏力等限制。一是要以金融制度型创新拓展国际资本参与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通道。新质生产力具有独特的融资需求特征，其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突破了对传统政府投资和银行信贷的路径依赖，亟需通过金融机制创新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跨境股权融资与风险投资等渠道。二是要满足新质生产力企业海外布局的跨境金融服务需求。随着我国在人工智能、跨境电商等领域的全球竞争力持续提升，技术出海必然催生跨境支付、供应链金融、外汇避险等综合金融服务需求，这就要求通过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为新兴产业全球化布局提供相匹配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支撑。
第三，防范科技安全隐患与新型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是“十五五”时期金融对外开放的安全底线。在深化金融开放进程中必然伴随着更高的跨境金融风险，随着数字、AI等信息技术加快迭代预警和防范新兴金融业态及资产形式带来的跨境金融风险成为“十五五”时期有序推进金融开放的安全底线。一是要警惕信息技术化背景下的跨境金融风险传导新特征。在信息技术深度应用的趋势下，传统跨境结算、转账等金融业务的便利程度大大提高，但金融风险的传播速度也随之提高，特别需要警惕国际金融市场波动通过数字化渠道产生的溢出效应,以及由此引发的风险内部传导现象。二是需要针对区块链、稳定币等数字金融创新形式建立更为完善的风险防范机制。随着金融业态的创新和发展，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也需要同步跟进。
基于历次五年规划对高水平对外开放及金融开放的部署，我们预期“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或将成为“十五五”时期对外经贸工作的重点。本部分将结合中国金融开放的实践，梳理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总体原则下的关键推进路径，为把握新时期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供参考。
第一，加快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是金融制度型开放助力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机制。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作为金融开放的核心机制，是指通过制度创新和规则对接薺總甶殆灜璀俜凑株嫈喻、现不同法域间资本市场的衔接，促进资金、证券等要素的跨境高效配置。这一机制在我国金融开放政策体系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十三五”规划提出“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十四五”提出“深化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在Ạδ眄亥听涉实鞏昶川擱軒漭匡掖业务层面，互联互通机制不断拓展升级，2014年的11月沪港通正式启动,首次通过两地金融基础设施的连接,让投资者可以委托本地券商并经由本地交易所和结算公司买卖对方市场股票，开创了全新的资本市场开放模式。之后，深港通、债券通、互换通等机制接续开通，互联互通的覆盖面、参与度、灵活性不断拓展。
第二，把握全球货币体系重塑的窗口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从而助力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获得国际市场的广泛认可和接受，并发挥计价单位、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的功能，即成为国际结算货币、投入货币和储备货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在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中占据重要地位。“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十三五”提出“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国际化”“十四五”提出要“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从跨境贸易结算到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线、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再到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在上海临港新片区和海南自贸港等多地加快试点，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型壁垒在逐步降低，但相比于中国的经济与贸易体量，仍具有较大发展空间。尤其近年来受到新冠疫情及国内外经济局势变动的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存在放缓趋势，2024年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为2.18%，较2021年降低0.62%。
“十五五”阶段，随着美国政策不确定性风险的持续攀升以及债务可持续性的潜在危机，美元信用体系正面临空前挑战，国际资本的避险需求增长及“去美元”趋势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新的契机。相比与亚洲其他货币,人民币的汇率波动相对稳定,或可成为国际资本避险投资的重要选择,未来通过拓展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发展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等举措，有望进一步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国际流动性与金融定价权，从而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助力。
第三，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有助于服务企业跨境融资，助力新质生产力海外布局及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跨境金融服务体系是指一国金融机构为满足实体经济跨境经贸需求而构建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体系，涵盖跨境支付、投融资等多个领域。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在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产业体系，并加快推进对外开放的历史窗口期，扩展海外布局，提高跨境业务能力是金融业提高经营能力、扩大业务范畴的一条重要途径。历次五年规划多次提及金融跨境经营，“十二五”规划指出“逐步发展我国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提高国嚅繈婢闌访化泄綱袜胳营水平”;“十三五”指出金融机构要“加强海外网点布局，完善全球服务网络”;“四五”强调“推动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支持多边和各国金融机构共同参与投融资”。近年来,在全球产业链重塑过程中，中企出海热潮兴起，电动汽车、消费电子、矿产基建类产业成为主要参与者，而金融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助力，在海外布局进程中存在明显的后和脱节。“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能够为中资企业提供跨境并购融资、项目结构化贷款等跨境金融服务，助力制造业海外市场的布局和品牌的建立，有助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同时，吸引国际资本助力创新型企业的海外布局也将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支持。
第四，完善跨境金融风险防范机制是保障金融开放有序推进，系统防范科技安全隐患与新型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的安全保障。跨境金融风险防范机制是指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及实体企业为应对跨境经贸活动伴生的金融风险而建立的风险预警、防范及应对机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构建与更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的战略目标。然而，由于监管机制对风险事件的响应存在天然的时滞性，当前跨境金融领域的风险防范体系仍面临预警灵敏度不足、防控覆盖面有限等结构性短板。
随着“十五五”时期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呈现指数级发展态势，科技创新正深度重构跨境金融业态。在此背景下，我们既要充分发挥科技对金融业务的赋能效应，更需着力构建智能化的风险预警体系，这既是防范技术应用衍生新型安全隐患的必然要求，也是阻断金融风险跨市场传导的关键机制。特别是在算法交易、跨境支付等前沿领域，亟需建立技术风险与金融风险的双重防控框架，通过监管科技实现风险识别的实时化与防控措施的精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