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日贸易战法案接连出炉，行业覆盖范围最初从纺织品和钢铁，逐渐扩大到汽车、半导体、船舶等中 高端制造。
针对以钢铁、汽车和半导体为代表的美日竞争激烈的行业，美国通过 201 条款、非关税协定等方式，限制 日本出口并打开日本市场。 钢铁方面，美国通过 201 条款和非关税协定限制了日本钢铁出口。 1968 年，美国钢铁业指控日本存在倾销行为，迫使日本签订《日美钢铁产品协定》，使得日本钢铁出口自 主限制。随后美国在 1977 年依据 201 条款建立外国钢铁产品最低限价制度。 1983 年针对特殊钢领域，美国通过提高关税和进口配额施压，促使日本主动签署《特殊钢贸易协定》，承 诺五年内实施自愿出口限制。1984 年出台的《钢铁进口综合稳定法》明确规定进口钢铁市场份额上限，并迫使 日本承诺将美国市场份额严格控制在 5.8%以内。 汽车方面，美国通过非关税协定限制日本汽车出口、强制日本进口美国汽车零部件并开放日本国内汽车市 场。 1980 年，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联合施压美国政府对日本汽车实施进口限制，直接促成 1981 年《日美汽车贸 易协议》的签署。该协议以 168 万辆/年的硬性配额限制日本对美汽车出口上限。面对贸易壁垒，日本汽车业创 新性采取"合资组装"模式，通过跨国联合建厂实现产能转移。 然而由于核心零部件仍依赖日本进口，贸易摩擦焦点在 1980 年代中期转向供应链领域。经长达十年的拉锯 谈判，日本最终在 1992 年布什政府高压下签署《汽车零部件协议》，承诺两年内完成 190 亿美元美国产零部件 的强制性采购指标。更为深层的市场准入博弈则持续至 1995 年，尽管日本试图通过政府补贴和 WTO 机制缓冲 冲击，但最终被迫在《美日汽车及零部件协议》中全面接受美国提出的市场开放要求。 半导体方面，美国利用 301 条款、反倾销税、非关税协定，强制日本增加对美国半导体进口。 面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技术赶超，美国于 1985 年祭出"301 条款+反倾销诉讼"组合拳，先以国家安全审查施 压，继而由美光科技等企业推动国际贸易委员会发起双反调查。1986 年美国政府作出三重裁决：提升进口关税、 加征反倾销税、同步启动《日美半导体协定》谈判。该协定不仅强制日本企业接受美方定价机制，更历史性地 规定外国产品在日本市场的强制份额须从 8.5%提升至 20%。
日本实施"第三国转口"策略规避限制，通过韩国、台湾等地的代工渠道维持全球市场份额，但美国对此于 1987 年执行对日本 300 亿美元的相关产品征收 100%惩罚性关税。1991 年美日签订新半导体协议，美国放弃了 第三国倾销指责。作为交换，新协议重申了外国半导体在日本市场的市场份额 20%，强迫日本持续开放国内半 导体市场，而实际条约执行之后，美国的半导体在日本的市场超过了 30%。最终，美国在 1996 年完成半导体产 业重夺全球市场份额第一。
美国通过反倾销税、非关税协定等方式，限制日本对美出口，保护以纺织业和彩电为代表的美国相对劣势 行业。 纺织业方面，美国利用非关税协定限制日本纺织品出口额。 面对日本纺织品过度出口对美国本土轻工产业产生的冲击，美国纺织品行业协会提出“逃避条款”申请，要 求限制日本纺织品的进口，相关立法议案被提交至美国国会。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希望避免采取关税和 配额等保护主义措施，以维护 GATT 框架下更为自由的全球贸易体系，因此与日本就自愿出口约束展开谈判。 最终日本纺织业自 1956 年 1 月对美棉织品出口实行自主限制，并于 1957 年被迫接受《日美棉织品协定》。 1972 年，美日签订《美日纺织品贸易协定》，日本政府承诺将自主限制合成纤维产品的出口。 彩电方面，美国利用反倾销税、非关税协定限制日本彩电出口额。 1968 年美国电子工业协会对日本 11 家电视制造商发起行业集体诉讼，要求对日本生产的电视机征收反倾 销税。在此推动下，1971 年美方对日实施反倾销关税。面对该反倾销税，美日直至 1980 年才达成和解：美国放 弃征收反倾销税，日本支付一定和解金。 另一方面，1976 年彩电产业保护委员会借助 201 条款启动调查，迫使日本接受了 1977 年《日美彩电协定》 的签订。该协定要求日本对美彩电出口控制在 175 万台/年以内，并迫使日本政府承诺实施出口价格监管。
美国通过非关税协定等方式，为以电信行业为代表的本国优势产业，打开日本市场。 美国的电信设备以高质量和低成本著称，但日本电信公司并未选择从美国进口相关设备，而是优先从本国 的电电家族企业群中进行采购。美国认为，日本电电公司在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以及日本政府相关政策对本 国产业的保护，导致了日本电信市场的相对封闭。
因此，1978 年，美国政府要求日本电电公司在电信器材采购中实施开放政策。随后在 1979 年和 1980 年， 美国政府两次发布《琼斯报告》，详细列举了日美电信器材领域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并要求日本调整其对美国 电信器材的采购政策。在美国的压迫下，日本在 1981 年和 1984 年部分妥协，与美国签订两个政府采购器材协 定。 1985 年分类市场谈判（MOSS）虽允许摩托罗拉进入日本市场，但日本方面并未加以落实。1989 年，美日 开展电信谈判。但该谈判于 1994 年破裂，美国以恢复 301 条款威胁日本，最终迫使日本在 1994 年 3 月签署《日 美移动电话协议》。该协议要求东京-名古屋都市圈 18 个月内部署 159 个移动电话中心、释放 9900 个 F DMA 专 用信道并销售摩托罗拉电话。
美国还曾动用汇率手段遏制日本对美出口扩张。 “尼克松冲击”迫使日元进入升值进程。 1971 年，尼克松动用对外贸易法（TW EA），历史性宣布暂停美元与黄金兑换，同时对所有涉税进口品临 时加征 10%附加税。这迫使日本政府在国际压力下于 1971 年 8 月 28 日放开汇率管制，启动日元升值进程。至 1973 年，日元汇率从 1:310 升至 1:280，约 9.7%的升值幅度直接削弱了日本出口竞争力，索尼、松下等企业对 美出口成本骤增，而美国对日农产品出口则因日元购买力提升增长 23%。 最终，美国与日本等国达成《史密斯协定》。美国迫使日本等贸易伙伴接受美元对黄金贬值 7.89%、汇率平 价整体下调 10%的强制性安排。日元成为美元贬值的主要承压者。 《广场协议》的实施使美元贬值如期推进、日元升值速度远超预期。 自 1985 年 9 月协议签署至 1989 年 10 月 31 日，美元指数累计贬值 7.4%至 129.39，基本实现预定目标。美 元汇率持续探底，直至 1990 年 11 月 21 日创下 81.5 的阶段性低位，较协议签署时累计贬值达 41.7%。
日元汇率飙升直接冲击日本外需导向型经济结构，以汽车为代表的出口主力部门首当其冲。1986 年 3 月美 元兑日元跌至 174 的战后新低。大藏省虽紧急抛售日元干预市场，却难阻本币升值势头。同年 10 月，为换取汇 率暂时稳定，日本接受了美财长贝克"降息促内需"的解决方案。 1987 年度日本预算案维持紧缩基调，未落实扩大内需承诺，引发美方强烈不满。贝克认为日本失信，并暗 示日元应该继续升值。在贝克公开施压下，1987 年 1 月美元兑日元失守 150 关口，迫使 G5 财长 2 月签署《卢 浮宫协议》试图维稳汇率。然而协议签订仅一月余美元兑日元便跌破 145 的协议底线，协议宣告失效。
337 条款被用于打压外部关键技术竞争。在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随着日本在半导体、电子等高科技领域 迅猛发展并威胁到美国的技术霸权，美国企业频繁利用 337 条款反制。 337 调查主要针对进口贸易中的不公平竞争行为，其调查对象绝大多数集中于知识产权侵权，特别是专利 侵权（占比常超 90%），同时也涵盖商标、版权、商业秘密盗用及虚假广告等行为。一旦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经调查认定侵权成立，其有权发布极具威慑力的制裁措施，主要包括：（1）有限排除令：禁止列名被 申请人的特定侵权产品进入美国。（2）普遍排除令：不分来源地禁止所有同类侵权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影响范 围更广。（3）禁止令：要求侵权企业立即停止在美国境内的销售、库存、广告等与侵权行为相关的商业活动。 （4）扣押和没收令：针对试图规避排除令再次输入美国的侵权产品，美国海关可依法扣押并没收。这些措施能 迅速将相关产品逐出美国市场，有效保护申诉方利益。 1972-1989 日本累计遭遇 78 起 337 调查，数量居全球第二，占比高达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