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增长强劲，空间分布呈核心 - 边缘结构
人口是湾区经济活力最重要的要素，也是最核心的资源。如图 1 所示，截至 2020 年， 数据显示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总量已经达到 8584.9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6%，占东部地区人 口的 15.23%，并且显示出强劲的增长趋势。
从年均增长来看，表 1 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保持逾 3% 的年均增长率，并且在 2006-2010 与 2016-2020 年间出现明显高峰，分别达 3.09% 与 4.77%。尤其是在“大湾区” 概念提出后，增长更为显著。
从人口密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密度从 1999 年的 577 人 / 平方公里，增长至 2020 年的 1535 人 / 平方公里，增长近 3 倍。但从各个市的分布来看，如图 2 所示，以深圳、 香港为主的珠三角核心区仍是人口集中区
劳动年龄人口在人口要素中角色更加重要。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社会发展经验表明， 随着城市化推进，人口老龄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复杂的影响。从人 口年龄结构来看，如图 3 所示，截至 2020 年，湾区内除香港 65 岁以上人口比重达 18%，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3.5%）外，其他城市均低于全国水平，并且，深圳、广州、东莞、珠 海、佛山、澳门等 15-64 岁的人口比重都超出全国平均水平（72.5%），说明粤港澳大湾区 的劳动力要素较为丰富。
现代化湾区经济的开放性、创新性特征对劳动力素质更是提出了高要求，湾区经济发 展不仅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更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图 4 显示，香港、广州、深圳、珠海、 佛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城市也属于湾区的核心区，而肇庆、江门、 惠州、中山等边缘区域受教育程度偏低，显示出湾区内部的核心―边缘结构。
（二）经济发展规模与效率持续提高，产业结构差异较大
从粤港澳大湾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人均量以及劳动生产效率来看，湾区经济呈现持续 稳健的增长趋势。如图 5 所示，2000-2020 年均 GDP 增速达 8.39%，尤其是 2006-2015 十 年间增长最为迅速，近五年来增速放缓。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与人口、劳动力分布较为相似，如图 6 所示，湾区核心区域的 发展水平最高，整体呈现核心―边缘结构，并且港澳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显著高于内地九市。
从产业结构来看，截至 2019 年，湾区整体的产业结构比例已经达到 1.25:33.35:66.40， 已经形成了“三二一”的产业结构，但从各市的分布来看，港澳两地的第三产业占比均高 达 90% 以上，而珠三角九市 2019 年的三产结构比例为 1.64:41.26:57.10。港澳与内地的产 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内地城市的第三产业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湾区经济的创新性、高技术性特征也是城市经济达到高级形态时的特征，粤港澳大湾 区在高新技术产业和企业发展方面遥遥领先，尤其是在电子信息行业和计算机行业。作为 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粤港澳大湾区汇聚了众多领先的数字经济 企业。根据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数据，2021 年度电子信息竞争力十强企业中，华为、 TCL、比亚迪等均位于大湾区。据 2021 年世界 500 强企业榜单，信息与通信技术（ICT） 行业中，中国上榜 11 家企业，4 家位于粤港澳大湾区。表 2 显示，东部地区是中国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的核心区域，而广东在东部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和企业发展中又占据了较大的 份额，企业个数、利润总额均占东部地区比重超过 50%，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也高达 49%。
（一）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主要湾区的差距逐渐缩小，但在竞争力方面仍存 差距
湾区经济体量占所在国家比重较高，如表 4 所示，美国两大湾区占据美国经济比重 14%，日本的经济更是有高达 39% 来自东京湾，粤港澳大湾区占据中国的经济比重也超过 10%，达到 12%。
与世界同类湾区相比，在经济总量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位列第三，并且与东京湾、纽 约湾的差距较小。增速上看，粤港澳大湾区位居第一。但人均量来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远远低于世界其他主要湾区，约为东京湾的 1/2，不足纽约湾的 1/4 和旧金山湾 1/5。这表明， 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在产业结构方面，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的第三产业比重均显著高于粤港 澳大湾区，三大湾区的第三产业占比都超过 75%，处于向服务经济和创新经济的转型升级 阶段，而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三产业占比为 66% 左右，并且港澳地区与内地城市之间的产业 结构差异显著。去除港澳地区的影响，湾区内地城市的第三产业占比仅为 57%，仍处于工 业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服务经济仍待提高。
从具体产业来看，旧金山湾区侧重高科技、互联网、生物制药等领域；纽约湾区则以金 融、保险等服务业著称，拥有知名金融聚集高地华尔街。纽约湾区来自金融、保险、地产 和租赁产业的 GDP 占其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东京湾区则是依靠圈层式的产业布局 在湾区内进行合理分工，形成金融服务为主的主中心区域、产研为主的次中心区域以及工 业制造生产活动为主的郊区区域、边远区域，实现了一体协同的产业结构升级。
从企业角度来看，据 2021 年《财富》给出的世界 500 强企业，数量上粤港澳大湾区内 分布有 25 家世界 500 强企业，位列全球四大湾区第二，超过旧金山湾区两倍有余。但纽约 湾区（22 家）紧随其后，而东京湾区（40 家）的世界 500 强企业数量则远远超出粤港澳大 湾区。具体排名上，粤港澳大湾区的 500 强企业大多排名中等偏后，居于最前的华为排名 仅为 44。
ICT 产业体现着现代高新技术发展的水平。2021 年美国进入世界 500 强的企业中有 19 家属于 ICT 产业，中国则仅有 9 家。与美国上榜的 ICT 企业相比，除了个别企业，多数中 国 ICT 企业往往缺乏自主创新的产品和技术，而美国的上榜企业往往拥有独到的创新技术 和产品 5 。
在数字经济领域，全球主要城市数字经济竞争力 TOP10 中，纽约湾、东京湾、旧金山 湾的核心城市分别排名第 1、第 5 和第 6，而粤港澳大湾区未有城市上榜。旧金山湾区的发 展即硅谷的发展史。20 世纪 70 年代起，英特尔、苹果、甲骨文、脸书等信息科技企业就 陆续在硅谷诞生并逐渐发展壮大，旧金山湾由此成为了全球科技创新以及高新技术企业聚 集的中心。
（二）专利数量位居四大湾区之首，但在影响力和质量方面有待提升
发明专利是衡量地区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利总量从 2015 年 起开始居于四大湾区之首，并与另外三大湾区逐年拉大差距，截至 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发 明专利数量分别是东京湾区的 2.38 倍、旧金山湾区的 5.72 倍、纽约湾区的 8.16 倍。2015- 2019 年间，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利总量达 128.76 万件，位列世界四大湾区之首。而 PCT 专利数量则反映了一个区域的国际创新实力，粤港澳大湾区 PCT 专利总量（106424 件）在 四大湾区中位居第二，仅次于东京湾区（145173 件）。 但是从专利的影响力和质量上看，粤港澳大湾区仍存在较大差距。表 5 显示粤港澳大 湾区发明专利的施引率仅 0.75，PCT 施引率仅 0.34，均处于四大湾区尾部。
从创新机构所在的行业来看，基本集中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数量占比均超过 10% 的包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97 个 , 占 19.4%）、“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81个,占16.2%）、“高校和科研院所”（65个,占1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2 个 , 占 10.4%）、“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51, 占 10.2%）等五大行业，也是与数字经 济息息相关的行业。 从全球数字人才的地域分布现状来看，比较集中的区域有 : 波士顿 - 华盛顿城市群、旧 金山湾区、英国 - 爱尔兰城市群、亚太区的班加罗尔，而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人才占比相 对较低，均在 20% 以下，表明大湾区在数字经济领域的人才竞争力相对较弱 6 。
（一）数字经济成为湾区经济的主导形态
数字湾区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数字经济成为湾区经济的主导形态。从广义统计口 径来看，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分。据数据分析，2019 年广东省数字 经济规模达到 4.9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 45.3% ；同期，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35.8 万亿元， 占 GDP 比重为 36.2% ；广东省数字经济规模占全国总量的 13.7%8 。2020 年，广东省数字经 济增加值规模约 5.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 46.8%9 ；同期，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增长到 39.2 万 亿元，占 GDP 比重提升至 38.6% ；广东省数字经济规模占全国总量的 13.2%10。
由此可见，从数字经济规模比较来看，广东省数字经济规模及其占全国数字经济的比 重均位居全国首位，明显高于江苏和浙江等省份。从数字经济占 GDP 的比重来看，广东省 地区生产总值（GDP）中已有近一半的份额为数字经济，数字经济越来越成为广东经济发 展的主导形态和发展方向。
区域与城市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数的比较也表明，广东省在全国中的领先地位。根据中 国信通院的报告数据，如图 10―图 11 所示，在区域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数的比较中，广东位 居全国首位，高于北京和江浙沪地区；在城市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数的比较中，深圳的数字 经济竞争力指数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全国 TOP5 城市中，广东省占有 2 席。
但同时需要注意到的是，在城市群数字经济的比较中，情况将有所不同。根据中国信 通院对主要城市群数字经济的测算结果，如图 12 所示，2020 年长三角的数字经济规模高 达 10.83 万亿元，其次是珠三角为 5.23 万亿元，高于京津冀地区的 3.91 万亿元和成渝地区 的 2.60 万亿元。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规模比较中，主要城市群之间也呈现类似的 结构特征。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城市群数字经济规模的计算采用总量加总的方法，长 三角包括江浙沪皖三省一市，珠三角仅有广东一省，京津冀包括了一省两市。因此，在总 量加总方法下，长三角的数字经济规模、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规模超过珠三角地区。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比较人均水平的数字经济规模。
人均水平的城市群数字经济规模比较结果如图 13 所示，长三角的人均数字经济总量依 然以 4.6 万元 / 人的水平位居首位，其次是珠三角为 4.14 万元 / 人，高于京津冀地区的 3.54 万元 / 人和成渝地区的 2.25 万元 / 人。但是，人均数字产业化规模的比较中，珠三角以 1.37 万元 / 人拔得头筹，其次是长三角的 1.18 万元 / 人，高于京津冀地区的 0.82 万元 / 人和成 渝地区的 0.47 万元 / 人。人均产业数字化规模的比较结果与总量比较结果类似。
（二）数字组织是数字湾区发展的基础
无论数字技术创新，或是数字产业发展以及数据要素流动等，都是建立在数字组织的 基础之上，如果一个区域内的数字组织发展不活跃，那么必然难以带动区域的数字化发展 进程。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领域的 A 股上市企业有 306 家，港股上市企业有 904 家，独 角兽企业 30 家，科创企业达到了 28 家，在数字经济领域具有强劲的竞争力 11。本文选取较 为具有代表性且数据可得性较强的人工智能企业和机器人企业，比较分析不同省份和区域 的数字组织活跃情况。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测算了 2018―2020 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省份与 区域分布。在人工智能企业的省份分布方面，如图 14 所示，广东省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占全 国的比重位居全国第二位，但是呈稳定上涨的特征，从 2018 年的 16.90% 提高到 2019 年的 23.90%，并在 2020 年进一步提升至 26.39%。位居全国首位的北京市占全国的比重呈下降 特征，从 2018 年的 43.20% 下降到 2019 年的 24.85%，在 2020 年时回升到 29.73%。广东 省与北京市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位列全国第三位和第四位的上海市和浙江省的人工智能 企业占全国的比重则相对稳定，分别维持在 14% 和 8% 的水平。
人工智能企业的区域分布方面，如图 15 所示，珠三角的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占全国的比 重在 2018―2020 年间大幅提高，从 2018 年的 16.90% 小幅提升至 2019 年的 16.94%，并在 2020 年大幅提升到 26.4% ；同时间内，京津冀地区企业所占比重则呈下降特征，从 2018 年 的 44.80% 下降至 2020 年的 31.02% ；长三角地区企业比重小幅上升，从 2018 年的 28.70% 提升至 2020 年的 30.23%。
从省份比较来看，广东省人工智能企业所占比重仍然低于北京市；从区域比较来看，珠 三角人工智能企业所占比重仍然低于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省 份比较和区域比较中，差距都在迅速缩小，表明广东省和珠三角数字企业巨大的发展潜力。
从机器人企业的区域分布来看，如图 16 所示，珠三角地区 2020 年的机器人企业数量 达到 1900 家，少于长三角地区的 3600 家，但是明显高于京津冀地区的 780 家、东北地区 的 730 家和中部地区的 1600 家。机器人企业收入的区域分布也得出相似的结论。但是， 从企业质量上来看，根据中国科学院《互联网周刊》发布了“2021 中国科技机器人企业 TOP50”榜单，前五名企业有三名都坐落在大湾区，分别是美的、大疆、汇川。因此，从 企业质量角度进行比较，大湾区企业具有明显的引领性作用。
（一）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
（1）数字湾区助力五大定位实现
自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以来，在工业化、全球产业链分工和跨国贸易的驱动下， 以开放和创新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湾区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当前，以数字技术为主要内容的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迎面而来，数字技术“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 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未来湾区经济的发展方向一定是打造面 向更高水平开放和更深维度创新的数字湾区，即数字技术在湾区经济的发展中起到基础性 和引领性作用，数字经济成为湾区经济的主导形态。数字湾区一方面依托互联网结构开放 的特征，另一方面能够发挥湾区地理开放的优势，最大限度实现信息、人才、资本、资源 流通的便利，是我国湾区建设的现实需要 15。
概括来说，数字湾区应当包括如下十方面基本特征：（1）数字组织高度活跃；（2）数字 技术前沿领先；（3）数字产业生态繁荣；（4）数据要素充分流动；（5）数字贸易高度发达； （6）数字创新持续涌现；（7）数字人才层出不穷；（8）数字素养不断提高；（9）数字设施全 面普及；（10）数字服务精准高效。其中，数字贸易高度发达是数字湾区区别于数字城市群 或智慧城市群的重要因素。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是“充满活力的世界 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 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这五大战略定位指明了粤港澳大湾区 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基调。而通过打造数字湾区，可以为实现这五大定位提供强大助力。
（2）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的研究指出，目前有六大世界级城市群，分别是美国的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国伦敦大都市地区、西欧沿海城市 群以及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而纵览这六大世界级城市群，无一不在科技水平、创新 发展方面有着举世瞩目的成就。如美国作为全球智慧城市发展的先驱，其城市智慧化的发 展也率先在其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进行。如纽约，作为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的核心 之一，也是纽约湾区的核心，在城市市政设施的智能化、数字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其他 城市如旧金山、波士顿、西雅图、圣荷西等在利用智慧化和数字化技术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公共治理、规划和提供各项功能和服务等方面也各有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首次提出了“智慧城市群”的建设要求，而新型智慧城 市群，作为未来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核心基础设施，对数字经济有极强的依赖。开放、活跃、 创新和多元的数字商业基础设施体系，以及包括 5G、云计算、智慧物流、跨境支付等在内 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将成为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活力的来源和基础。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走高质量的 发展路径，才能融入全球市场网络，在全球生产链、价值链中占据有利地位。再者，城市 群的发展强调促进不同城市之间的密切关联、合理分工、协同合作，世界级城市群尤其如 此，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下，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等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为打通城市之间的交通、信息、资金等要素流动的廊道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这一战略定位直接指出了科技创新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对粤港澳大湾 区提出了高要求，使粤港澳大湾区在发展伊始就迎来了较大的挑战。信息社会、数字经济 时代下，数字革命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供了支撑作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要 求都激励粤港澳大湾区不断提升自身的科技创新实力和全球影响力。
（4）“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
“一带一路”是中国应对新型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要求和提高全球现代化治理能力而发 出的国际倡议，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一带一路涉及多个国家、多种制度、多元文化、多层次的发展水平和差异化的需求，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 支撑，需要解决复杂性、差异性和多元性问题，数字时代，数字经济与数字革命为建立有 效的沟通平台、减少交易协调成本奠定了基础。使我们在“一带一路”形成的区域市场中 获取优势地位，对接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
（二）世界主要湾区发展的经验借鉴
（1）面向全球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
湾区的一大核心特征就是开放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也是建设发展国际大湾区的 必备条件之一。尤其是涉及人口、资金等要素流动方面，湾区越开放，要素流动越频繁， 越容易产生集聚效益、降低成本。世界主要湾区均具备开放发展的地理优势和社会经济优势。 世界主要湾区都具备众多深水良港，形成了沿海港口群，利于发展外向型经济，也成为全 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以全球的资源要素为自身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纽约湾区的核心纽约市是全球知名的移民城市，多元的移民文化使得开放性的特征根 植于纽约的发展路径中，人口要素的频繁流动为其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创新活力。另外，纽 约湾区构建了高度包容开放的贸易投资体系，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和创业风险，吸引众 多资本、企业以及高素质人才的聚集。东京湾拥有六大港口以及大量的产业专用码头，以 东京为中心，沿湾形成了京滨、京叶两大工业地带，面向全球市场，以开放性带来的多样 性提升了生产效率和湾区的发展水平。
旧金山湾区从发展之初也具备开放包容的特质，以 众多港口和四大国际机场为基础，铺就了繁华密集的国际航运网，促进全球资源要素在此 流动。高水平的开放能够实现资源的集聚，除人才之外，也是大学、实验室、研究机构、 公司实验室、风投公司以及孵化器和加速器等多类创新、研发主体的聚集区，推动了知识 技术创新的爆发。
数字技术能够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一方面极大程度提升湾区的开放水平，如基于 互联网、云平台的数字贸易扩大了生产、产品、消费的市场范围，数字经济创造的新技术、 新业态、新平台也拓展了开放的空间，提升了服务运输、数据传输、物流配送的效率。另 一方面，数字技术的精准、实时、海量等特征也对湾区在更大程度上的开发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2）创新成为湾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创新是国家在经济转型驱动时期的关键，也是湾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旧金山湾区的兴盛就离不开科技的投入。旧金山湾以大学师生、科研机构人员、企业家和风投家为 创新核心圈层，在科技 - 创业 - 创新之间形成密切关联，并依托教育科研资源培养并聚集全 球人才，培育了如苹果、甲骨文、脸书等全球知名品牌。汇聚了大量的独角兽企业，2019 年达 93 家，占全球的 28.4%，远远超出其他主要湾区。旧金山湾区的专利数施引情况远高 于其他湾区，说明在科技发展质量上独占鳌头。
纽约湾区汇聚了众多科教资源如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 并且行业权威机构集聚，起到了强大的产业集聚效应及全球金融领域的影响力。东京湾区 同样重视创新的力量，如京滨工业带依托自身独有的产学研体系成为湾区内的产业研发中 心，研究型高校众多，既为产业输送了高素质人才，又为产业的创新提质提供了巨大的驱动， 并且湾区内的企业如丰田、索尼、三菱、东芝等对科技创新和研发也极为重视，成立众多 研究机构，成为东京湾区产学研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突破行政边界构建跨界协调机制
世界主要湾区的跨界协调机制发展均较为成熟，统一的顶层设计和规划管理是实现湾 区内各城市、各部门协调发展的基础，这一经验值得粤港澳大湾区借鉴。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加州政府就开始在湾区设立州级特别职能机构来统筹湾区发展的各 项事务，如湾区区域交通规划机构⸺“大都市交通委员会（the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Commission，MTC）”，独立自治的执法机构⸺旧金山湾区快速交通警察局（Bay Area Rapid Transit Police Department，缩写为 BARTPD），州级法定规划管理机构⸺“旧金山湾 区保护和发展委员会”（The San Francisco Bay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Commission， BCDC）、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区、以及联合政策委员会等。
纽约湾区则通过顶层设计和统一规划推动湾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一体化发展，包 括宏观层面的顶层规划以及各城市短期规划与长期规划的动态跟踪与修订。数字化也推动 了纽约的城市规划与治理。2013 年，纽约成立了数据分析市长办公室（MODA）负责搭建 纽约市的数据管理和共享平台，收集和分析所有市政部门的数据，打破各部门的数据壁垒， 可以实时、精准、高效地整合各类资源，确定城市管理的风险点，提高城市管理和治理的水平与效率。
东京湾区拥有多种形式的沟通协调机制来解决城市发展问题，以智库为协调中心，围 绕各种垂直和横向的区域规划与布局引导湾区城市的协同发展。如日本开发构想研究所， 同时为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制定国土规划和产业政策，因此东京湾区不同尺度、不同类别 的规划能够保持连贯的思想，实现规划的叠加，避免冲突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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