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疫情和人力资源的挑战、不尽如人意的监管改革，以及商业环境日益政治化导致了营商环境日益艰难， 而欧洲企业成功地驾驭了这一复杂局面。随着中国经济摆脱 2020 年疫情爆发后的低迷而逐渐回升，企业收入和盈 利出现好转，五分之四的受访企业报告称息税前收益为正。然而，就在世界其他地区走出疫情之际，中国收入占企 业全球收入的比重却出现下降。
1.1 在华营商的挑战继续增加
有 60% 的受访企业认为，2021 年在中国运营变得更加困难，这一比例达到历史最高。自从 2014 年首次在商业 信心调查中提出这一问题以来，受访企业的看法所呈现的趋势令人不安。加上问题本身具有累积性，这更令人担忧。
从行业来看，法律、机械以及公用事业设备、能源和大宗商品行业的受访企业分别有 48%、49% 和 33% 表 示业务变得更加困难， 而在其他行业至少有一半的受访企业报告说，2021 年的营商情况面临更多挑战。 在医疗器械、制药以及交通物流与配送行业，所有受访会员企业反映营商比之前更艰难。对于前两个行业来说，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对本土企业的有力保护，这一情况在疫情下也得到延续。6 例如，在医疗器械行业，中 国政府继续向本土企业提供直接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和研发支持，同时维持不透明的审批程序和集中带量采购制度， 这对外资企业很不利。
所未有的拥堵。8 企业普遍担心，如果中国实行进一步的封控措施，或者延长在撰写本报告时已经实行的封控措施， 特别是一旦波及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关键的物流枢纽，那么 2022 年的困难程度将有增无减。9 不出所料，航空航天业也受到重大冲击，五分之四的受访企业表示业务比上年更加困难。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因为这些调查结果是与 2020 年的情况做比较，而该行业在 2020 年的形势已经很严峻，当时航空公司甚至每周难 得有一趟航班。 海事制造和产业服务行业是唯一的例外，高达 90% 的受访企业表示该行业的商业环境比上年改善。这与该行 业 2021 年的出色经济表现相吻合。在这一年里，中国的造船平均利润创下 2008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造船商 几乎拿下全球一半的造船订单。
半数受访企业将疫情列为 2021 年的前三大挑战之一，去年也是如此，当时受访企业将疫情列为年内最大的挑 战。 会员企业反映的其他主要挑战包括：中国经济放缓（同比增加 10%），超过了去年排在第二位的挑战——全 球经济放缓（同比减少 12%），后者的排名下滑到第三位。这种转变的部分原因是，世界其他地区走出疫情后持 续复苏，经济前景相对改善（见图 8）。
1.2 公司收入经历 2020 年的困境后止跌回升
2021 年的收入整体改善，66% 的公司反映收入同比增长，同比提高了 24 个百分点 。在《商业信心调查 2021》中，公司普遍称收入低迷，当时报告的增幅为过去十年最低。12 2021 年，中国经济增长达到 8.1%（远高 于前一年的 2.1%），说明了增长的原因。
总体来看，有更多的受访企业报告称收入同比增长，或者收入没有下降。但从各行业的收入情况来看，却是 喜忧参半。 公用事业设备、能源和大宗商品行业受到的冲击最大，是唯一一个报告收入同比下降的企业多于报告收入增 长的企业的行业，原因是大宗商品成本上涨以及 2021 年能源短缺的连锁反应。
另一方面，环境行业的会员企业反映收入增加。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业内公司可以助力中国实现 2030 年碳 达峰和 2060 年碳中和的承诺。16 法律服务行业的受访企业收入也按年大幅提高，其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会员报告称 收入上升，这与 2020 年 58% 的会员收入下降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2020 年，由于疫情限制使商务旅行停顿，对 内及对外并购交易出现萎缩，而 2021 年则是并购交易的旺年，也让欧洲的律师事务所从中获益。
纵观 2021 年，大型企业的收入略好于小型企业，因为前者拥有更多资源，能够更好地应对年内的众多挑战。 例如，在 2021 年秋季，中国 20 个省份拉闸限电，17 这时大型企业在与地方政府谈判时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以维持本企业的电力供应；在某些情况下，当拉闸限电时，大型企业能够将生产转移到中国或世界其他地区的工厂。 这对中小企业来说无异于一种奢望，因此它们的业绩受到了更大的影响。18 尽管如此，《商业信心调查 2022》中 仍有更高比例的中小企业报告称收入大幅增加。
2021 年，欧洲企业曾表现出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尽管挑战增多，欧洲企业仍尽力巩固其在中国市场的地位， 努力应对在日益艰难的环境中的营商成本。 在俄乌战争和中国实行更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之前，有 62% 的企业表示他们考虑在 2022 年扩大在华布局， 这是 2013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加强在合资企业中的地位，打造在岸供应链，以尽量避免日益 加剧的贸易政治化的干扰，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供应链的冲击和技术分歧。
现在有迹象表明，投资者在这方面的信心正在降温，因为中国的商业环境愈发不可预测，迫使企业做出反应。 在中国欧盟商会 2022 年 4 月开展的快速调查中，77% 的会员表示，由于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愈加严格，中国的商 业环境吸引力已经下降；而对于 33% 的会员企业而言，中国市场吸引力下降是由俄乌战争的负面影响造成的。企 业的供应链进一步拉长，往来欧洲的物流成本上升，也迫使企业对中欧关系一旦恶化所带来的风险进行更加全面的 评估。
2.1 2022 年 2 月中国仍是最佳投资目的地
2022 年 2 月，仅有 11% 的受访企业考虑撤出现有或计划中的对华投资。这个数字在过去十年间大致稳定， 可以看出欧洲企业非常重视在中国市场的存在。
然而，在《商业信心调查 2022》问卷调查结束短短两个月后所进行的快速调查中，考虑撤出现有或计划中对 华投资的企业比例翻了一倍多，达到 23%，是十多年来的最高数值。 在《商业信心调查 2022》中，三分之二的受访会员企业表示中国是当前位于前三位的投资目的地，同比仅下 降了 1 个百分点。同样，68% 的公司将中国列为未来投资的三大目的地之一，同比略微下降了 3 个百分点。
各行业的情况略有不同。专业服务 (40%)、石化、化工与炼油 (32%) 以及法律服务 (30%) 行业的相当一部分 公司将中国列为全球首选投资目的地，因为中国市场的规模和活力对许多企业来说是不可替代的。
在其他行业，中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重要性出现下降。例如，航空航天业的会员企业都没有将中国列为首选 投资目的地，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在2021年执行的疫情防控政策。乘客和机组人员须遵守严格的核酸检测和隔离要求， 这抑制了飞行需求，而相关的挑战也使投资者信心大打折扣，例如航空公司只能搭载少量乘客，而且一旦查出乘客 核酸测试呈阳性，航空公司就要面临航班熔断。
其他行业的投资意愿则因为监管壁垒的存在而受到很大限制。正如中国欧盟商会《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 2021/2022》所强调的那样，28 许多企业的投资决策取决于中国政府对相关经济领域的外商投资是持欢迎，还是容 忍的态度。欢迎外商投资的行业，通常是中国缺乏技术专长，没有国企占支配地位，或者被认为不具战略重要性。 在战略性行业，企业往往受法律法规所限而无法投资，或者由于竞争环境对他们非常不利而不愿意投资。
例如土木工程与建筑行业，这个行业主要由国有企业占主导。因此，十分之三的业内受访企业都表示没有投 资中国市场的计划。由于市场准入限制和监管体系不协调，包括《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中的规定，外资 企业在这个行业面临许多限制。
2.2 计划在 2022 年削减成本的企业减少
2022 年，只有 30% 的受访企业表示将会削减成本，同比下降 8 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收 入和息税前收益率向好，以及企业在接受问卷调查时仍看好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现在是否依然如此，恐怕值得商榷。
2.3 欧洲企业加强合资企业地位
30% 的受访企业与中方伙伴建有合资企业，其中 37% 选择在 2021 年增持合资企业股权，明显高于 2020 年 的 26%。取得合资企业的控股权，或者收购合资企业全部股权的受访企业比例也有上升，同比增长 12% 。 部分原因是，欧洲企业在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得到改善，近年来有些行业已从《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删除， 2020 年起部分行业也取消了外资股比限制。30 例如，汽车行业取消乘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以及同一家外商可在 国内建立两家及两家以下生产同类整车产品的合资企业的限制。31 欧洲企业希望巩固其在中国的地位，并加强供应链，以应对日益增长的政治和物流不确定性，从这个角度也 可以理解上述比例增长的原因。
2.4 核心职能部门正在本土化
许多评论家曾经以为，由于要求企业与中国脱钩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很多公司将会完全撤出中国。然而， 从企业看来，为了具备全球竞争力，企业需要在中国保持业务。因此，更多的欧洲企业选择发展中国业务，以尽量 规避当前和未来地缘政治冲击的风险。32 欧洲企业希望加强中国业务的另一个原因是，疫情相关要求趋于严格以及 监管要求日益繁苛，企业还需要降低旅行限制的影响，这促使他们对核心职能部门的本土化。
在过去的五年中，绝大多数公司的员工职位，从初级员工到董事会成员，至少已经部分实现了本土化。由于“安 全可控”的技术指导方针和日益严格的数据治理法规 ，75% 的受访企业将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数据存储基础设施 本土化。
在《商业信心调查 2021》中，表示寻求对供应链进行本地化的受访企业是寻求转移供应链的受访企业的五倍。34 去年这一趋势更加明显，表示寻求对供应链本地化的受访企业是寻求转移供应链的受访企业的八倍。相比之下，只 有 1% 的受访企业表示计划从中国完全撤资，而只有 2% 的受访企业表示计划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到其他国家。
持续两年半的疫情仍然对欧洲在华企业的运营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在需要实地考察的领域，供应链和业务 运营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公司的人力资源职能部门也是如此。中国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使企业难以吸引和留住外 籍人才，而且助推了外籍人员的外流。如果不阻止人才从中国外流，则必将造成大量专业知识的流失，在中国香港 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37 由于驻中国的外籍和中国籍员工无法前往欧洲总部进行信息交流、网络联系、培训和专业知识分享，中国业 务正变得越来越孤立。总部的高级决策层失去了对中国的第一手经验，减少了对中国的了解，因而对中国的宽容度 也随之降低。此外，在华员工的多样性的降低也会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
3.1 疫情仍然是对未来业务影响最大的挑战
连续第二年，疫情被列为欧洲在华企业未来业务的首要挑战。劳动力成本上升是第二大挑战，吸引和保留人 才是第三大挑战，这两个问题因中国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而加剧。疫情对欧洲在华企业的影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疫情之下，64% 受访企业的商务旅行减少。企业因此难以做出商业和投资决策，这被列为与疫情相关的第 二大挑战。人员和货物流动困难造成的供应短缺，以及人才的吸引和保留，分别被列为与疫情相关的第三和第四 大挑战。
高达 81% 的受访企业认为商务旅行的减少具有负面影响，主要原因是：难以建立和维持与合作伙伴及客户的 关系 (74%)；难以达成新的业务 (60%)；以及难以满足项目交付要求 (42%)。
3.2 疫情增加了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难度
58% 的受访企业面临着吸引人才的挑战，比上年增加了 9 个百分点；42% 的受访企业遇到了留住人才的挑战， 同比增加 9 个百分点。
在吸引和留住国际人才所面临的具体挑战中，疫情相关因素居于首位。疫情造成的中国入境限制和签证 / 工作 许可证限制（由于采取了额外的防疫措施，申请者难以办理这些证明），被列为妨碍企业吸引和保留国际人才的最 重要的两个问题。
3.3 雇员外流潮及其后果
五分之一的受访企业报告说，在过去五年中，外籍雇员减少了 0-25%；9% 的受访企业报告说减少了 26- 50%；最引人注目的是，将近十分之一的受访企业反映外籍雇员减少了一半以上。 目前在华的外国公民数量已经有限，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危机。这不仅影响企业运营（见图 29），对中国来 说也是一个重大损失。在华工作的外国人是最好的“使者”，他们回国后经常会对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津津乐道。商 会认为，值此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世界对中国的看法趋于负面之际，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民间使者。38
外籍员工减少的根本原因包括：企业将部分岗位本土化的战略决策；外籍员工因疫情相关政策而离开；以及 难以吸引外籍人才迁移到中国（详见第 3.1 节和第 3.2 节）。外籍员工流失的负面影响包括：不利于专业知识和最佳实践的转移 (38%)；总部与中国业务之间沟通不畅 (34%)；投资计划推迟 (8%)；以及不得不关闭中国业务 (3%)。
虽然中国政府继续承诺坚持多边主义，并称保护主义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39 但欧洲企业仍旧不确定，中国市 场会不会体现这些承诺，以及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体现。在华经营的传统挑战依然存在，长期以来的市场准入限制、 监管壁垒，以及涉及公平竞争环境和知识产权等问题几乎都没有改善。
4.1 欧洲企业继续错失机会
超过 40% 的受访企业表示，由于市场准入限制或监管壁垒，他们在 2021 年错过了商业机会，这个趋势在过 往七年中变化不大，今年仍是如此。
即使在名义上可以准入的行业，企业也在丧失机会，例如制药业有 58% 的受访企业都报告了这一情况。中国 的带量采购制度 40 和缓慢的药品审批程序 41 是造成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中不难看出一些 导致外资企业错失商机的隐形障碍。
然而，一些行业的情况有所改善，尤其是土木工程和建筑业，其错失商机的企业比例同比下降 47%，令人印 象深刻。会员企业表示，虽然壁垒犹存，但是他们调整了在华业务战略，是促使这一比例下降的部分原因。据此， 会员企业越来越多地向中国国内企业提供设计和咨询服务，或者与当地政府或私营企业开展联合项目，从而规避监 管障碍。
欧洲企业认为短期之内不会有多大改观，54% 的受访企业预计未来五年中国的监管障碍会增加，这是 2018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8% 的受访企业预计现状不会改善。
法规摸棱两可以及市场准入限制是困扰多个行业的重大挑战，其他一些挑战则是行业所特有的。例如，许可 要求 / 注册程序对专业服务、汽车、教育等行业的企业来说并不是大问题，但对医疗器械、石油化工、信息技术和 电信行业来说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海关监管对一些行业并无大碍，但对需要进口重要货物或零件的行业来说，问 题却很突出，例如运输和物流、机械、食品和饮料，以及航空航天等行业。
4.2 市场准入略有改善
2021 年，中国市场的大门稍微敞开一些，43% 的受访企业表示至少有一定的市场开放，比上年增加了 1 个百 分点。同时，近一半的会员企业表示2021年没有看到市场开放的变化，还有十分之一的会员发现所在行业收紧限制。
几乎一半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不是面临直接障碍（如中国的“负面清单”42），就是面临间接障碍（如繁琐、 耗时的行政审批要求，以及办理经营许可的变相障碍）。面临间接障碍的受访企业数量是面临直接市场准入限制的 受访企业的两倍，这表明名义上的市场开放未必是实际的市场开放
对于何时才能实现真正的市场开放，各行业的预期各不相同。只有稍高于三分之一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的 行业已经完全开放。31% 的会员预计，其所在的行业未来五年内将全面开放。十分之一的会员判断，实际的市场 准入不会在未来五年内发生。最令人担忧的是，将近四分之一的受访企业认为实际的市场开放毫无希望。
4.3 大量投资翘首以待
欧洲企业面临的市场准入限制和监管壁垒，对流入中国的投资产生了不利影响。2022 年，有三分之二的受访 企业表示，如果能够扩大市场准入，他们愿意增加投资，这与 2021 年的情况如出一辙。
正如《商业信心调查 2021》所显示，在市场准入扩大和经营条件改善的行业，投资量已经显著增加。例如， 汽车行业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后，欧洲企业纷纷增持合资企业股权，甚至全资收购合资企业。在石化行业，欧洲企业 近年来获得批准，可以作为外商独资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
潜在的投资规模不可小觑。近四分之三的公司表示，如果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他们将增加在华投资，增幅超 过全年收入的 5%；16% 的受访企业将增加 11-20%，还有 14% 的受访企业将增加 20% 以上。
4.4 竞争环境仍偏向本土企业
在外资企业与中国本土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方面，2021 年出现了轻微的倒退：表示外企在中国享有平等待遇 的欧洲企业比例下降了 1 个百分点。相当一部分 (36%) 欧洲企业认为受到不公平待遇。认为获得有利待遇的受访企业数量非常低 (11%)，这突出 表明中国需要以法治为基础，打造一个开放、公平和竞争的市场。受访企业表示，差别待遇主要体现在市场准入、与中国政府的沟通以及获得补贴的机会。如图 42 所示，要创 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还有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
四分之一的受访企业表示在获得补贴方面受到过区别对待，这一比例较《商业信心调查 2021》略增 2 个百分 点。其中，医疗器械行业的变化尤为明显，表示在获得补贴方面受到区别对待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了 28%。此前， 财政部在 2021 年再次重申公立医院的所有采购都是政府采购，优先采购国产医疗器械，此举可能导致患者无法用 上高质量、高精度的进口设备。据会员报告，地方政府据此向中国本土医疗器械生产商提供专项补贴的情形显著 增加。
正如中国欧盟商会最近与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创新生态系统：如饮水者，冷暖自知》中所述， 外资企业在获得研发补贴方面也面临着层层障碍，其中包括：获取拨款和补贴的申请信息 / 程序不透明或不清晰； 外资企业面临本土企业无需应对的行政挑战；不公开发布支持计划，只告知当地企业；以及明文规定支持政策不适 用于外资企业。
另一个问题是环境执法没有一视同仁，往往不利于外资企业。一些会员之前表示，他们的企业之所以被挑选 出来进行环境评估，部分原因是外商投资企业通常能够达到或超过合规标准，这样官员就能很快完成检查，并保持 良好的环境记录，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故意为难外资竞争者。 值得肯定的是，绝大多数企业现在认为中国的环保措施有力而充分，与七年前多达 55% 的企业认为环保措施 薄弱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改善。
和上年相比，2021 年的商业政治化的情况有增无减。欧盟和中国就宣称的新疆侵犯人权行为相互制裁，49 在 社交媒体联动下，中国消费者纷纷抵制欧洲品牌。50 继“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51 成立后，中国对立陶宛采取反制 措施，限制来自该欧盟成员国的产品进口。这也导致其他几个成员国的公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 度。52 关于政治对商业决策的影响，在《商业信心调查 2022》完成问卷填写之时，震惊全球的俄乌战争爆发仅仅几天， 因此调查结果不一定反映真实的情况。现在，这个事件正在影响欧洲企业对在华业务的看法。
在中国欧盟商会在结束《商业信心调查 2022》的填写之后两个月，关于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和俄乌战 争对欧洲在华企业的影响进行了一项快速调查。结果表明，三分之一的受访企业认为，由于这场战争，中国作为未 来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已经下降。此外，出于同样的原因，7% 的会员企业正在重新考虑现有或计划中的对华投资。53 正如一家欧洲跨国公司的高管人员所说：“俄乌战争和相应引发的地缘政治影响，正成为许多公司的在华业务的试 金石。也许公司已经将自己的供应链、生产和研发活动本地化，但是如果总部出于政治局势紧张的考虑裁撤中国业 务，那么种种努力都是徒劳，他们还是会撤出中国业务。”
政局愈发紧张
在《商业信心调查 2022》中，有一半的受访企业表示 2021 年中国的商业环境变得更加政治化，同比增长了 9 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只有 5% 的受访企业认为商业环境没有更加政治化，同比减少了 3 个百分点。
中国媒体被认为是政治压力增加的主要来源，而中国政府和国际媒体紧随其后。假如调查是在俄乌战争开始 后的几周进行，那么关于媒体的这部分数字或许会更高一些，因为对于这场战争，中外媒体的报道大相径庭。 《商业信心调查 2022》的受访企业预计，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更多的受访企业认为未来一年的政治压力有 增无减。三分之一的受访企业预计来自中国媒体的压力会增加，32% 的受访企业预计来自中国政府 / 党的压力会增 加，29% 的受访企业预计来自母国政府的压力会增加。值得注意的是，预计 2022 年国际媒体会增加政治压力的受 访企业比例是最高的 (35%)
实现碳中和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重要政策关切。2020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承诺，中国将力争到 2030 年（后改 为“2030 年之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30·60 目标）。54 随后，中国发布了多份政策 文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N”政策体系的首批文件，这一系列文件将逐步充实中国实现 30·60 目标的战略。55 中国正在向 2060 年的目标阔步前进，与此同时，也有相当多立志在 203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欧洲企业遇到了 障碍，影响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障碍包括：可再生能源电力可及性受限；需要进一步的政策指导；中国需要 改革能源系统；缺乏必要的技术；以及与中国的碳排放交易系统有关的问题。
6.1 欧洲企业采取具体步骤实现脱碳
5% 的受访企业已经实现了碳中和，另有 46% 的受访企业正在努力实现碳中和，同比增长了 16 个百分点。 仅有十分之一的企业目前没有主动努力实现碳中和。
几乎所有行业的欧洲企业，其在华业务的脱碳计划都进展顺利。一个例外是法律服务，部分原因是这个行业 的碳排放足迹有限，而且由于是服务性质，企业很难准确锁定能够有效脱碳的领域。交通物流与配送行业是另一个 例外，业内的会员企业受限于中国缺乏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也缺乏获得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渠道，只有这些条件具 备，企业才能投资建设电气化车队。另外，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导和共同的产业标准，也困扰着该行业的欧洲企业。 因此，许多企业都在等待时机，以便更好地了解监管环境，以及政府将采取哪些工具，然后再来增加脱碳投资。
几乎一半的受访企业正在对其业务进行脱碳，目标到 2030 年实现碳中和，主要原因是消费者对绿色产品和服 务的需求日益增长、全球环境和社会治理目标以及严格的欧盟法规。57 还有 39% 的受访企业的目标是在 2031 至 2050 年之间实现碳中和，这与欧盟一致，58 并且要比中国的碳中和目标提前十年。
6.2 欧洲企业如何实现碳中和
欧洲企业采取多种方法实现碳中和。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企业通过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来实现能源使用的脱 碳，68% 的受访企业寻求减少能源使用总量。相比之下，较少企业（48%）采取碳抵消策略，如碳信用额度、碳捕获、 利用和储存技术、植树造林等。
这与中国的侧重点不谋而合，即增加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和接入，提高能效和节能，尤其注重生产促进和卓 越制造。59 因此，中国有机会通过扩大开放，从积极追求碳中和战略的欧洲企业获得更多的投资，来加快本国的脱 碳进程。
6.3 在华业务面临的脱碳障碍
影响欧洲企业脱碳的最大障碍是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可及性。虽然中国风机占全球产能的近三分之一，60 并且在 过去几年中基本解决了弃风问题，但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整合仍然是关键挑战之一。61 欧洲企业脱碳战略的其他 主要障碍包括缺乏先进的脱碳相关技术，产业指导和改革不足，以及与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ETS) 有关的问题。 中国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包括促进绿色价值链和通用国际标准，以帮助降低创新成本， 减少新技术推向市场的风险；在地方政府和行业之间建立沟通平台，以确保出台恰当的脱碳相关政策，并确保这些 政策得到充分理解；以及通过引入排放总量上限、设定更高的碳价格和解决排放报告问题，优化中国的碳排放权交 易体系。有关详情，请参阅中国欧盟商会的报告《碳中和：欧洲企业助力中国实现 2060 愿景》。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