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历史回顾：全球四次重大产业链转移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历了四次重大的产业链转移，每一轮产业链转移都 对全球产业链结构带来了深远影响。第一次产业链转移发生于 19 世纪，率先完成工业革 命的英国向欧洲大陆和美国转移部分过剩产能，并促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产业转 移发生于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转移；第 三次产业转移发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德国向“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 湾、新加坡、韩国）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第四次转移发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经济体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 高消耗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中国于 2001 年加入 WTO 后很快成为“世界工 厂”，基本实现了对全产业链的覆盖。
从参与历次全球产业链转移的主要经济体的发展状况来看，每一轮产业链转移均显 著支撑了转移主体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深刻影响了全球产业链布局。具体来看， 第一次产业链转移为美国构建了坚实的工业基础，为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胜国 并进一步发展为“超级大国”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也为后续美国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 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奠定了基础。在第二次产业链转移中，日本、德国逐渐挤压美国、英 国等传统工业大国的出口份额，成为新的全球制造业大国，并以此为基础大力发展高技 术产业。受益于第三次产业链转移，“亚洲四小龙”的出口份额于 80 年代开始显著扩大， 支撑了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其产业结构重心也逐步偏向高附加值产业。
中国在第四次全球产业链转移的过程中迅速成为全球产能的最大承接主体。在于 2001 年加入 WTO 后，中国出口金额在 2002 年到 2007 年之间连续 6 年以高于 20%的速 度增长，特别是 2003 年的同比增幅达到 34.6%的历史高位。1990 年，中国货物出口金额 仅占全球总和的 1.78%，而该比重在 2010 年已跃升至 10.31%。由于出口增长对经济形成 有力支撑，中国经济经历了 20 余年的高速增长。在此过程中，中国制造业由玩具、制衣、 箱包等低技术产业逐步向通用设备、电子产品等先进工业升级，工业体系不断完善。
1.2 产业链重构的主要驱动因素
成本驱动与技术驱动是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在过去的四次产 业链转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驱动因素主要为劳动力成本。 以美国为例，美国凭借在第一轮产业链转移中承接英国产能带来的工业发展成为 20 世纪初叶的“世界工厂”，但随着二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美国开始面临劳动力成本 持续升高、市场容量有限等问题，特别是美国劳动力成本在 50 年代经历了大幅的增长， 促使美国向日本和欧洲转移产能；此外，美国在 70 年代再次经历了一轮劳动力成本的快 速攀升，企业单位劳动成本指数增幅一度达到 11.2%的历史高位，这使得美国进一步向中 国、拉丁美洲等低成本地区转移产能。
二战后日本逐渐承接大部分欧美产能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的工资水平明显低于欧美， 该逻辑也可以验证第三轮与第四轮产业链转移过程中的成本驱动。根据 OECD 数据，截 至 1990 年，美国最低时薪为 8.3 美元，日本为 4.9 美元，而韩国为 2 美元。以上数据反 映，彼时美国、日本、韩国的工资水平呈明显的梯度递减关系，后者相比前者均具有较 大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由于战后经济的快速增长，日本劳动力成本在 70-80 年代持续上 升，引发制造业向“亚洲四小龙”转移；受益于产业链转移对经济的刺激，“亚洲四小龙” 的居民生活水平快速上升，劳动力成本也随之上升到较高的水平，产业链开始转移至劳 动力成本更低的中国、东南亚和拉美。在过去 20 年里，拥有大量劳动人口且劳动力成本 低廉的中国在全球产业链转移的过程中最具吸引力，因此不断承接全球转移过来的产能， 成为新的“世界工厂”。总体来看，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是促使发达经济体产业链向外转 移的内因，而产业承接地的成本优势则是产业转入的主要动力。
另一方面，技术驱动也是产业链重构的关键驱动因素。科技的进步在过去 30 年间加 速了全球化进程。在各大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科技创新通常会推动产业链的梯度转移， 而跨国公司的发展又加快了技术的转移与扩散。值得注意的是，在技术驱动因素的影响 下，产业链转移的路径并非是单向地由发达经济体转向发展中经济体。掌握新兴技术的 发达经济体为了持续获得技术垄断所带来的利润、占据全球科技竞争的制高点，通常会 将中低技术产业向外转移，同时抑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扩散，因此先进制造业相关 的产业链普遍存在回流现象。随着信息技术、芯片、生物医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全球 竞争趋于激烈，技术驱动因素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日益凸显。
1.3 全球产业链重构背后的国际竞争
全球产业链的重构通常伴随着国际竞争，大国之间博弈和利益冲突对全球产业链布 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观察二战后三次产业链转移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每次产业链转移 的背后均有大国竞争下战略布局的引导。 第二次产业链转移的主要渠道是“马歇尔计划”，而“马歇尔计划”的背后是冷战格 局下美国与苏联的博弈。美国对经历战争破坏的西欧及日本等地区进行经济援助、转移 产能，一方面强化了美国对这些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另一方面也为美国提供了稳定 的供应链。在这个过程中，分别作为西欧与亚太前沿阵地的联邦德国与日本成为美国产 业链转移的重点对象。受益于承接美国产能，联邦德国与日本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 特别是日本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扮演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后勤基地的重要角色， 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经济援助。1961-1969年之间，日本GDP每年以超过5%的增幅增长， 其中有 6 年的增幅超过 10%。截至 1972 年，日本 GDP 达到 3180.3 亿美元，超过德国成 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随着日本制造业和经济的崛起，日美在经济层面逐渐由合作关系 转变为竞争关系。
60-80 年代日本制造业出口占商品出口比重持续上升，一度达到 96.56%的峰值。70 年代后，日本对美出口显著增长，美国对日贸易逆差于 1978 年超过 100 亿美元，且在 80 年代持续扩大。日本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使得美国制造业出现“空心化”的趋势，美国制造 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在 70 年代后开始明显回落。由于日美贸易失衡加剧，两国之间出 现频繁的贸易摩擦。随着日美贸易战的逐步升级，双方制造业竞争的焦点从纺织业蔓延 至钢铁业，随后发展至半导体产业。在此过程中，美国多次通过调整汇率的手段进行贸 易保护，受日元升值叠加日本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日本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 产业开始转移至“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市场。1986 年由美国主导签订的《美日半导体协 议》针对性地打击了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削弱了日本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竞争力。东欧剧 变和苏联解体后，美国的战略重心从与苏联竞争转变为进一步稀释日本与欧盟的产业结 构。在此背景下，美国需要重新分配世界产业格局、扩大海外市场，具有庞大市场与劳 动力成本优势的中国抓住了这一战略机遇，开始承接全球产能。
1.4 本章小结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共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产业链转移，20 世纪以来的三 轮重大产业链转移的周期均为 20 年左右，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分别是前四次产业链转移的最主要受益者。从转移主体的属性来看，前四轮产业链转移呈现梯度推 进的特征，由发达经济体转移到次发达经济体，最后转移到欠发达经济体。成本驱动与 技术驱动是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驱动因素，在过去的四次产业链转移中， 起决定性作用的驱动因素主要为劳动力成本；技术驱动是产业链重构的另一个关键驱动 因素，产业链转移通常伴随着产业转出地的产业结构升级和新一轮工业革命，如三次工 业革命分别引领了前三轮全球产业链转移。在此过程中，掌握新兴技术的经济体为了持 续获得技术垄断所带来的利润、占据全球科技竞争的制高点，通常会抑制技术密集型产 业的技术扩散，因此先进制造业相关的产业链普遍存在回流现象。此外，产业链重构的 背后通常伴随着大国竞争和国际秩序重组，大国博弈中的战略布局对全球产业链结构产 生重要影响。
2.1 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
当前，欧美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战略正在引发制造业回流，全球产业链的分布 结构正在面临重大变化。第四次全球产业链转移加快了美国的产业外迁，从 1980 年到 2010 年的三十年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 20%降至 12%。此外，近年来美 国、英国、德国及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整体上 均呈持续回落的趋势，而中国制造业正在快速崛起。在此背景下，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于 2008 年提出“新经济战略”：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 造业增长，要让美国回归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
奥巴马的“新经济战略”为后续欧美的“再工业化”战略做了铺陈，引导制造业回 流已成为美国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三任总统持续贯彻的战略方针。2009 以来， 美国政府先后发布了多项吸引厂商投资和制造业回流的法案与优惠政策。奥巴马政府发 布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和《出口倍增计划》是落实其“再工业化”的最主要举 措。《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聚焦于新兴产业，从资金投入、市场培育、国际发展、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入手，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医疗保健、汽车、航空等新兴产业科技； 《出口倍增计划》主要支持美国国内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帮助美国企业开拓新兴市场。 特朗普政府于 2017 年 12 月通过的《减税与就业法案》对美国税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为 企业和家庭减轻税负以刺激美国国内的企业发展和就业增长；此外，特朗普政府还通过 提高关税等贸易壁垒的手段，对美国制造业进行贸易保护。拜登政府在前两任总统的基 础上进一步限制了技术扩散，拜登先后签署《2022 年芯片与科技法案》和《通胀削减法 案》，对半导体、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等高新科技产业领域进行了严格的管制。
总体来看，历经美国三任政府的部署和补充，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已经形成了 包括技术创新、财税支持、贸易壁垒、人才教育等多方面举措的综合政策体系。从大方 向来看，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主要有两个重点：一是提振出口实力，取得全球制造 业主导权；二是建设和完善新兴产业体系。其具体举措主要是通过大力发展新能源、新 材料技术以带动投资，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美国，同时建立一套高效率产出的全新产业链 体系。根据“回流倡议组织”（Reshoring Initiative）2023 年上半年报告披露的数据，2023 年上半年美国共有 807 家回流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制造业企业，发布了 182880 个 工作岗位招聘公告，预计 2023 年全年将创造超过 365000 个工作岗位，达历史新高。
欧盟“再工业化”政策与美国类似，其核心政策可分为三大方面：一是加大制造业 投资，发掘新的制造业发展机会。为了消除“去工业化”对产业结构和就业市场带来的 负面影响，欧洲主要国家近年来均加大了对制造业固定资产的投资，2009 年到 2019 年之 间，英国、法国、德国制造业固定资本形成的复合年增长率分别达 6.93%、3.10%和 5.04%， 以上三国的制造业劳动力投入情况近年来也有明显改善。二是重点发展优势科技项目。 欧盟将光电子、氢能、太阳能、药物创新、工业机器人等关键技术领域作为其战略性新 兴产业，并且先后成立欧洲研究理事会、欧洲技术与创新研究院等机构，通过加强研究 区建设为新兴产业提供发展动能。三是大力支持企业转型。欧盟于 2011 年启动创新型联 盟旗舰计划，旨在引导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由传统的资源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型，进一 步维持欧盟在全球市场中技术领先的地位。新冠疫情期间，欧盟发布《中小企业战略》， 以宽松的行政和财政措施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创新。
欧美在经历多年的去工业化后推动再工业化，除了有应对制造业“空心化”等经济 问题的必要性外，其制造业仍具有相当大的竞争潜力也为其制造业回流提供了基础。虽 然欧洲各国在纺织业、服装业、汽车业等传统产业领域的去工业化趋势明显，但综合考 虑产品附加值、生产品质、技术含量、品牌价值等多方面因素，欧洲整体的工业竞争力 仍位居全球前列。另一方面，欧美掌握着全球一半以上的工业技术标准和产品规则制定 权，这也为其执行再工业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2.2 保护主义思潮抬头促成新的产业链转移热区
近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大流行、俄乌冲突等事件的冲击导致保护主义 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安全取代效率、分散取代集中、短链取代长链等思维开始兴起。 在此背景下，全球供应链模式逐渐从过去的离岸外包转为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 由于美国亟欲在关键产业领域摆脱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去中国化”、“中国+N”成为 本轮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主要议题，部分产业链开始由中国向其他低成本地区转移。《美墨 加协定》是美国主导下的近岸外包的一个典型案例，美南墨北逐渐成为美国的重要生产 基地，未来墨西哥有望成为新的世界级制造中心，覆盖半导体、汽车等多个产业。加拿 大作为传统制造业强国和美国邻国，具备良好的工业基础和区位优势，《美墨加协定》的 签订促进了其出口的进一步增长。截至 2022 年，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出口金额分别同比增 长 16.86%和 18.01%，即使剔除新冠疫情的影响，2018 年-2022 年间墨西哥和加拿大出口 金额的复合年增长率也分别达 6.42%和 7.28%。
在亚太地区，印度与东盟成为产业链转移的最大受益者。由于苹果等品牌供应链带 动电子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印度已于 2021 年成为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市场，市场预计 2023 全年 iPhone 在印度的市占率有望达到 7%。东盟成员中，由于越南邻近中国珠三角， 成为“中国+N”思维下供应链转移的首选地，且可享受关税优惠出口欧美。此外，柬埔寨政府将汽车业和电子业视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优先领域，2018 年到 2022 年，柬埔寨对 美国的道路车辆出口金额由 0.22 亿美元跃升至 1.47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12.88%； 马来西亚由于产业结构相对完善，成为东盟的半导体封测中心。
除在美国主导下聚焦于亚太地区和美洲地区的产业链转移外，欧洲的产业链转移也 正在提速。由于新冠疫情与地缘政治危机等因素导致全球产业链风险加剧，过去对亚洲 供应链过度依赖的欧盟愈加重视供应链安全。在此背景下，将在亚洲地区的供应链转移 至中东欧地区成为西欧产业链重构的主要趋势。以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中 东欧四国为例，以上四国 2021 年的货物出口金额同比增幅均超过 15%，且在 2022 年继 续保持较高增速。从出口目的地结构来看，截至 2022 年，中东欧四国的第一大出口目的 地均为欧盟，且其占比均超过 75%；此外，中东欧四国的前三大出口目的地均为欧盟、 英国和美国。这表明，中东欧地区在欧洲内部供应链的参与度正在显著提高。
总体来看，当前全球产业链四大转移热区已经基本成型，包括东盟、印度、拉丁美 洲以及中东欧。随着传统全球化思潮的落幕，苹果、特斯拉、三星、台积电等具高市占 率、产业关键地位以及在中国有较大投资的外资企业均有分散投资生产的压力。
2.3 中美贸易冲突加速全球产业链重构
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中国对全球产业链的掌控能力日益提升，为了维护全球产 业链中的主导地位，美国自 2018 年起对华展开持续至今的贸易战，全球制造业和供应链的重构正在加速进行中。美国政府采取了多样化的手段以打压和封堵中国制造业的扩张， 包括加征关税、出口管制、限制投资与人员交流等方式进行对华贸易的“长臂管辖”；此 外，美国还严格限制对华出售关键技术，并联合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建立“美国半 导体联盟”，试图挟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研发和生产活动。过去 5 年里，美国已在芯片、 太阳能电池板以及多种消费品等领域大幅减少了对中国的进口。2022 年，中国大陆在美 国进口中所占的比重降至 16.54%，大致相当于 2008 年的水平，较 2017 年 21.58%的峰值 回落了超过 5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以越南为代表的低成本地区以及以加拿大、墨西哥 为代表的美国邻国的产品在美国进口中的占比上升明显。
美国构建的贸易壁垒虽然明显减少了美国对中国商品的直接进口，但与此同时，部 分与中国有大量贸易往来的国家的对华进口和对美出口均明显增长。截至 2022 年，越南 对美出口金额增长 25.11%，同时对华进口金额增长 7.02%；墨西哥对美出口增长 18.23%， 同时对华进口增长 14.82%；巴西对美出口金额增长 24.47%，同时对华进口金额增长 15.38%。这可能表明，部分中国企业正在将部分未受美国关税制裁的国家作为中转站来 进行转口贸易，或者加大了对其他低成本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换而言之，美国从中 国进口的比重下降可能主要是将供应链中的供应商环节移出中国的结果，而供应链中的 大部分生产商仍然留在中国。虽然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出口造成一定影响，但考虑到中国 拥有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市场，其“世界工厂”的地位短期内仍然难以被撼动。 另一方面，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同时也是重要的消费市场。本世纪以来，中国 居民恩格尔系数整体呈持续下降的趋势；截至 2022 年，中国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30.5%， 这表明中国居民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已经相当高，消费结构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普 华永道（PWC）的《上海美国商会 2021 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显示：77.9%的受访企业 对其在华业务前景持乐观或较为乐观的态度，接近 2015-2018 年间的报告水平（80%）； 52.7%的企业战略为“立足中国，服务中国”（In China, For China），还有 6.8%的企业将 中国定位为针对中国和美国以外市场的全球供应基地。因此，即使部分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厂商将供应链移出中国大陆，全球产业链在中国仍然有较大的升级潜力，特别 是围绕中国消费市场的供应链仍会留在中国本土以及周边区域并进一步发展壮大。
2.4 本章小结
当前全球产业链正处在第五次重大转移中，欧美等发达经济的产业升级需求是推动 全球产业链重组的主要因素，欧美的“再工业化”战略正在促成制造业回流和产业链本 土化。此外，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战、俄乌战争等事件使得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思潮抬 头，近岸外包、友岸外包政策正在重塑全球供应链格局，东盟、印度、拉丁美洲以及中 东欧等全球四大转移热区已经基本成型。中美竞争引发的供应链“去中国化”加速了全 球产业链重构，中国制造业正面临高端制造业回流和中低端制造业分流的双向压力。值 得注意的是，中国拥有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市场，其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在短 期内不会改变，但是考虑到中美全面竞争的现状，且美国对华战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全球产业链的进一步转移仍将持续推进。
3.1 成本驱动下的短链革命与区域化趋势
产业链转移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是成本，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是外资企业从事离岸 外包的主要原因。除劳动成本外，劳动生产弹性、土地及设厂成本、工厂运营成本以及 国外市场成长潜力等因素也是企业选择离岸外包时的重要考量。目前，中国的比较成本 优势正在减弱，而东盟和印度等经济体正在以更低的成本承接中低端制造业的转移。长 期来看，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和“洼地效应”，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转移到比较成本 更低的国家和地区是大势所趋。 另一方面，在过长的供应链中，由于研发、采购、生产等部门分散于全球各地，研 发与生产的分离很可能导致产品生产难以快速回应市场变化，从而引发“长鞭效应”，这将减损离岸外包的成本优势。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当前各大企业愈来愈偏向于综合考 虑交货时间、购置成本、生产品质、物流运输、库存周期、产品创新及差异化等因素所 构成的“整体拥有成本”（Total Cost of Ownership，简称“TCO”）。如果将生产基地置于 本土与置于海外低劳动力成本地区所产生的“整体拥有成本”相差无几或者更低，则企 业将不再着眼于海外的廉价劳动力，进而缩短供应链、促成制造厂商回流和区域贸易。
随着科技发展叠加新冠疫情、地缘政治风险等影响，离岸外包的成本优势逐渐削弱， “短链革命”成为全球产业链重组的重要趋势，即生产基地垂直整合，达到产销、服务 与消费者零距离，这将有效降低供应链的总成本。在这种模式下，在华外资厂商可能不 会撤离中国大陆或亚太地区，而是将过去以亚洲的产能供应北美市场改为供应中国大陆 和亚太邻近市场，美国的市场则由在北美或拉丁美洲的新增产能就近供应。产业链区域 化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区域贸易协定的形成，典型代表包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近年以来，区域贸易协定数 量显著增长，根据 WTO 数据，截至 2023 年 11 月，全球已累计通报 596 项区域贸易协定 （RTA），累计生效 RTA 达 362 项。分区域来看，欧洲与东亚已分别累计通报 162 项和 104 项 RTA，是通报 RTA 最多的两个区域；其中，中国已累计通报 32 项 RTA，超过东 亚总数量的 30%。
总体来看，短链革命和区域贸易是大势所趋。中国自 2013 年 9 月提出建设“新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以来，依靠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 成员既有的多边机制，借助 APEC 的合作平台，积极与亚太沿线国家发展经济合作伙伴 关系。此外，中国于 2015 年 12 月成立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提供发展中国家贷款，让 相对缺乏资金的成员国家推动区域发展，更有利于中国筹措和运行各项建设投资资金。 展望未来，中国加入 CPTPP 和 DEPA 的进程将加速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和亚太自贸 区（FTAAP）的建设也将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通商，实现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性自由 贸易和经济整合。
3.2 技术驱动下的工业 4.0 与本土化和多元化趋势
随着科技的发展，技术驱动因素在全球产业链重组的过程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技术驱动下，工业 4.0 或将在本轮产业链重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创新技术和先进 制造技术支撑了研发设计、制造及工程服务等产业链，维系着国家的支柱产业与制造业 竞争力。因此，近年来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高度重视高科技的发展，工业 4.0（即第四次 工业革命）成为当前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议题。 工业 4.0 战略最早源自于德国政府于 2006 年提出的高科技战略（The Hightech Strategy），随后德国于 2011 年汉诺威工业展正式提出工业 4.0 概念。为了加强推广应用 工业 4.0，德国进一步推出了多元化的政策，如 2012 年发布《Action Plan HTS 2020》，提 出了以规划技术路线、加大海外宣传、成立工业 4.0 合作平台、建立示范工厂等多种方式 推动工业 4.0，此时德国对于工业 4.0 的具体布局已初步成型。2019 年，德国发布“2030 年工业 4.0 愿景”，从自动化、互操作性和可持续性三大方面明确了工业 4.0 的发展目标。 随着工业 4.0 战略的逐步演进，德国于 2022 年提出了“制造-X”计划（Manufacturing-X）， 该计划以推动供应链数字化为目的，通过构建数据空间，激发数据要素价值，推动制造 业企业实现更加广泛、深刻的变革，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
除德国外，英国、美国及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也在加快工业 4.0 的布局，特别是去工业 化程度较高的英国近年来高度重视高价值和前瞻领域的关键技术研发。英国政府于 2017 年发布《产业战略：建设适应未来的英国》（Industrial Strategy: building a Britain fit for the future），强调要致力于提高全国生产力和推动成长、推动制造业的复苏，扭转金融服务 业为核心的产业结构失衡状况。英国将智能制造作为重点发展领域，将推动制造业由“制 造”转变为“智造”设定为优先目标，重视智能制造的研发与应用。2023 年 11 月，英国 政府发布《先进制造业计划》，提出通过提高投资、促进国际合作等方式发展汽车、氢能、 航空航天等战略性制造业。美国政府先后发布了《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力战略》和《国 家先进制造业战略》，围绕先进制造技术、劳动力和供应链三大方向制定了一系列战略目 标。日本在德国工业 4.0 的基础上提出了“Society 5.0”和“互联产业”（Connected Industries） 概念，并通过协助中小企业引进新兴技术、加强与德法等国的科技合作等一系列举措推 动智能制造的发展。
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相对应，中国国务院于 2015 年 5 月发布《中国制造 2025》， 借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第一步为用十年时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设定创 新能力、质量效益、两化融合、绿色发展四项指标，作为推动的数量目标；第二步为制 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优势行业形成全球创新引领能力，全面实现 工业化；第三步为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建成全 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
工业 4.0 具备深刻改变制造业企业营运模式及全球产业链区位分布型态的潜力，其 影响可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智能制造有助于减少供应链节点、降低供应链成本， 从而促进短链供应链和区域化供应链的形成，同时也使得产业变革在全球范围内的多元迸发成为可能。此外，智能制造对于人力成本较高的发达经济体影响更为明显，高阶自 动化可能将加快制造业回流、促成产业链的本土化；根据 Reshoring Initiative 的预测，美 国2023年全年有90%以上的回流岗位和70%以上的回流企业属于高技术或中高技术产业。 第二、科技的进步有助于降低全球产业链的沟通、管理以及协作成本，这将促进目标市 场和制造的整合、加快产业链重构。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工业 4.0 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 段，工业革命的发展并非靠少量科技创新项目的推动就可实现，主要国家的相关战略也 在随着新技术的发展逐步演进。在此过程中，新兴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有助于管理结构较 为复杂的跨境和跨组织产业链，ICT 产业和制造业服务化预计将成为发展最迅速的领域。
3.3 中美科技竞争促使中国寻求科技自主
中美两国博弈是当前对全球产业链格局影响最深的因素之一，当前中美在科技领域 的竞争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主要涉及新兴科技、高端制造业以及特定企业。中美之间存 在着很多全球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如半导体制造设备、芯片设计工具等。2018 年以来， 美国频繁通过《出口管理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出口管制改革法案》 （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等供应链管控工具挟制中国科技型企业。整体而言，美国 对华科技战的战略方针已经确定，其主要特征为选择性的“脱钩”，尽其所能阻止中国在 一些关键科技领域的发展。
由于半导体产业涉及多个高科技领域，与人工智能、5G 等多个重要新兴产业关系密 切，因而成为中美科技战的主战场。为阻碍中国半导体技术的发展，美国先后对中兴通 讯、福建晋华及华为等涉及半导体产业链的中资企业进行制裁。此外，美国商务部工业 与安全局（BIS）多次对其出口管制政策进行针对性的更新，旨在限制中国获得先进计算 芯片、开发和维护超级计算机以及制造先进半导体的能力。为应对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 技术封锁，预计下阶段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战略的重点是吸引外资半导体企业来华建厂、 吸纳中国台湾和韩国等地区的半导体人才，同时加快半导体产业链的本土化、实现国产 芯片的重大突破，加快建构围绕中国的全产业链。通过分析全球半导体观察的统计数据， 当前中国大陆已建成的晶圆厂中有超过 30%的晶圆厂属于内资企业，在建的晶圆厂中属 于内资企业的占比超过 50%，这表明中国半导体产业链的本土化正在加速推进。
除半导体外，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及新能源等领域也是中美科技战的焦点，且这些 领域均属于美国《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中的关键技术出口管制项目。目前中国在通信 网络和新能源领域，特别是 5G 标准、通信设备、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等细分领域已具 有较大优势。在此背景下，美国也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阻碍中国在这些优势领域 的进一步发展，例如：美国联合欧盟、日本等盟友开展 6G 技术标准研究，将 5G 技术领 先的中国排除在外，旨在制约中国通信网络的发展；美国财政部 2023 年 12 月宣布从 2024 年起使用中国电池的美国电动汽车将不享受免税，借此限制中国新能源车动力电池产业 链在美国的发展。美国的限制政策可能将促使中国加强与其他经济体的合作，进一步扩 大海外投资，创造新的全球价值链。 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具有相对优势，但中美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中国在以软件 为基础的辨识技术和智能服务等领域已实现突破，并已有自主创新的基础。值得注意的 是，中国企业普遍存在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问题，而人工智能的发展由算法研究与软件 应用共同推动；中国业界目前相对偏重于软件应用，对新型算法的研究有所欠缺，因此 中国并未在所有人工智能领域实现领跑。预计，中国将加强对前沿算法的研究，进一步 增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总体上仍处于内循环的状态， 尚未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也未形成全球产业链，未来具有相当大的升级空间。
总体来看，美国对华科技封锁持续升级正在促使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寻求突破或自 主创新。从产业链结构来看，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与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生产布局有密 切关系，但同时中国的科技创新与其内需的联系更为紧密，因此不完全受制于美国。当 前，中国在新能源汽车、新基建、高铁、风光发电、电子商务、移动支付以及以软件为 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等领域均已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但在基础研究领域较为薄弱。展望 未来，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将促使中国补足基础研究短板，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的连结，这将有助于中国在核心基础技术方面迎头赶上，进一步促进高科技领域的发展。
3.4 本章小结
本轮全球产业链重组的过程中，区域化和本土化将成为主流趋势。在比较成本和保 护主义等因素的驱动下，部分在华产业链预计将沿成本路径继续向亚太周边的低成本地 区转移，同时“短链革命”的兴起将加速区域化趋势。预计，中国加入 CPTPP 和 DEPA 的进程将加速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和亚太自贸区（FTAAP）的建设也将促进以中国为 核心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和经济整合。在技术因素的驱动下，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纷纷推 进工业 4.0 战略，这将进一步促成制造业回流和产业链本土化，同时技术的进步将有助于 产业变革在全球各地区多元迸发，使得全球产业链布局由单一化转向分散化。此外，中 美科技竞争也对全球产业链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将促使中国补 足基础研究短板，强化基础研究与生产应用的连结，这将有助于中国在核心基础技术方 面迎头赶上，加快实现科技自主。目前中国在芯片制造、AI 应用等领域均已实现重大突 破，这些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制造技术升级支撑了研发设计、制造及工程服务等产业链， 将为中国主导产业链重构提供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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