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使劳动密集产业失去比较优势
随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供给难以为继，劳动成本比较性优势有所下降，资本投入也在老龄化加深的趋 势下面临储蓄率下降所带来的边际效益递减的束缚。在当前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若要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则需要通过产业深度转型以及技术突破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根据当前经济发 展的阶段下的资源禀赋结构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并转移出不适宜其长期经济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 业。 多组数据表明目前中国的人口红利不具可持续性和比较优势：从抚养比，即(0-14 岁非劳动力人口 +65 岁以上非劳动力人口）/15-64 岁劳动人口）来看,中国早已呈现出见底回升的态势，当前 100 个劳 动人口要抚养 45 个孩童和老人，未来抚养负担会更加繁重。对比来看，墨西哥和印度两国抚养比率趋 势则在不断下跌，显示出劳动力更具备长期潜能。老龄化程度方面，中国 65 岁人口比例高达 13.72%， 高出越南超过 4.6 个百分点。对比平均薪资，无论从增速还是绝对值来看中国当前的劳动力成本都显著 高于越南的水平。制造业人工成本方面，墨西哥和越南也较中国更为廉价。从经济部门劳动力分布结构 的角度看，中国整体工业劳动力占比逐年下行，而越南则在近年来大力发展制造业之下，劳动力结构从 第一产业逐渐转向第二产业。
随着中国劳动力人口与成本比较优势逐渐走弱，劳动力整体对于实际 GDP 的增长贡献下降显著，总 体从分母端提振了人均资本存量，产业升级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最优选择。根据经济增长的经典 理论，一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能在于其劳动力的增长、资本的累积、技术的革新以及选择与其经济结构 相适宜的资本密集度技术。在生产函数 中，A 与 a 都可以被视为技术的表征。全要素生产率 A 是在剥离资本 K 和劳动 L 对于经济增长 Y 后包括技术在内的剩余部分。a 是生产方式的刻画，代表资 本密集度。a 越大，生产对于资本 K 的依赖越大，反之，当 a 越小，生产就越依赖劳动力 L。在此模型 中，全要素生产率 A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越高越好，然而资本密集度 a 却是一个产业的择优问题：一个经济体最优资本密集度技术的选择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 随着人均资本存量（K/L），即资本存量与劳动 人口比率的变化，对于一国最有利的产业也会发生转变。当人均资本存量在低位，也就是当资本较为稀 缺的时候，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更优，但当人均资本存量相对较高时，资本密集型技术对经济发展更加 有利。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之下，一国的产业发展战略应当根据不同阶段其要素禀赋的情况来选择最适 当的技术方式来组织其生产。
当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数据来看，中国的总资本存量增速从 2009 年的 9%降至 2019 年 的 7%。虽然我国资本存量的增速近年来有所放缓，但在劳动增速走弱的驱动下，人均资本存量呈现逐渐 上行趋势。人均资本存量的上升，使中国的纺织、制鞋、家具等劳动型密集制造业的优势丧失。与越、 墨两国横向比较来看，两国资源禀赋结构与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更为匹配。在此背景下，部分制造业 的外迁从中国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说实际并无害处：若要避免经济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以及经济增速的中 枢下移，在当前劳动力（L）增长不可持续，叠加资本要素（K）驱动的增长遭遇瓶颈的情况下，应更为 依赖于全要素生产（A）与资本份额（a）的部分，通过技术与产业升级，以及将劳动密集产业转移至人 均资本存量相对较低的国家来为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增长注入动能。劳动成本敏感型环节和产业链中 偏端加工组装节的外迁顺应产业发展规律，也利于中国淘汰较落后的产能，从而集中有限资源于产业转 型和升级。
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发生改变一方面使中国主动迁出劳动密集产业，着重于发展技术密集产业，另一 方面，制造业劳动力效益的下降也会天然地驱使外商投资（FDI）流出中国并转向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 的国家地区。2011 年流入中国的 FDI 制造业规模达到 521.01 亿美元顶峰后回落趋势显著，整体来看基 本与劳动力占比的趋势保持一致，显示近年来随着国内劳动力优势的下降，外商逐步减少对于劳动密集 型产业的投资净流入。而墨西哥和越南等新兴国家因为有较高成本效益的劳动力市场，吸引了巨额外资 的转移。各国 FDI 净流入趋势一定程度体现了许多国际企业选择将在中国的资本回撤并转移至包括越、 墨在内的新兴市场。自 2022 年二季度至今，中国的 FDI 净流入总量持续走跌，同期，由于越南和墨西 哥拥有较为丰富的劳动资源和低廉生产成本，推动境外投资的大量流向这些国家。正如同上世纪 90 年 代的中国，越南和墨西哥在大规模外商投资和制造商的涌入之下，整体经济及制造业得到了高速发展。 近年来，流入越南的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包括电子机械、纺织、制鞋制造业，外资也成为了越南出口中 的主要成分，拉动该国出口大幅增长。当前，全球知名电子企业和服装企业，例如三星、英特尔、微 软、LG、耐克、GAP、阿迪达斯等纷纷在越南入驻建立工厂基地。自 2018 年起，墨西哥 FDI 净流入显 著上行，投资分布主要集中于交通设备制造业，近年来吸引了众多汽车品牌：奥迪、宝马、克莱斯勒、 福特、通用、本田、起亚、马自达、日产、丰田和大众已在墨西哥设厂。同时，墨西哥也是全球电子产 品的第八大生产国，知名投资企业包括戴尔、LG、索尼、东芝、三星、RCA、飞浦、松下、西门子以及 许多原始设备制造商和原始设计制造商。
1.2 制造业部门产能过剩带来利润压缩，促使企业出海
在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中国总体控制较好，产业链相对完善，且海外同步也在开启经济刺激政策，需 求的大幅上涨带动了中国制造业的大规模扩展。但随着地缘政治所带来的对供应链的扰动，叠加海外通胀 的高启、各国央行加息、全球经济进入去库周期，国内此前增加的产能出现严重过剩的情况，促使竞争激 烈的行业领域降价抢占市场份额。以电子和汽车制造业为例，近年来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利润增速总体低于 生产增速的情况，国内企业出海在其他国家寻找潜在利润空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一定程度上表 征了国内产业链向外转移的情况，中资企业出海设立公司工厂以及并购都在 ODI 中有所体现。自 2019 年 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ODI 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增长。细分国家来看，中国对于包括墨西哥、智利 等拉美国家以及包括越南、马来西亚以及印尼等东盟国家的 ODI 基本呈现出上行趋势。
1.3 西方构建新产业链体系以加强“近岸”与区域内合作，减少对华依赖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开始反思制造业外包的弊端，意识到了制造业对于国家未来经济增长以及 就业的重要性。总结各届美国政府推动制造业回流的过程，激励制造业回流主要通过 “推动产业立法”、 “增强采购国货”、“优化创新生态”，和“施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四个主要路径。在“推动产业立法”方面， 民主党主要通过补贴、公共投资以及税收抵免等政策，共和党则主要施行大幅减税来降低国内生产成本和 企业离岸意愿。奥巴马执政期间以“再工业化”为主线，主要通过加强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创新和基 础建设促进产业创新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而后来的特朗普政府则秉持 “美国优先” 和“制造业就业机 会重回美国”的原则聚焦发展传统制造，设置贸易壁垒来强化本国制造业的优势，其初衷是希望将中低端 制造业流回国内。然而经过实践，美国意识到倘若要组建包括工业与制造业在内的全产业链的可能性极 低，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占比仅占 10%，而其中主要以军工、航天高端制造业为主。除此以外，美国当前第 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不高，中低端制造的回流意味着成本的大幅增加，带来通胀风险。
由于要实现制造业大量回流于本土非 “一朝一夕之功”，美国近年来开始谋求将制造业产业链中心从 中国转移至以美国主导的新体系, 加强以减轻对中国的依赖并分散产业链风险。拜登总统上任之后促进了与东盟和拉美国家之间的盟友关系以构建“回流”，“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结合的产业链体系。2022 年，东盟和美国关系升级为 “有意义、实质性和互惠互利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总额达 2800 亿美元的 《芯片法案》正式签署，计划加强包括越南在内的 7 个目标国家的半导体发展。继《美-墨-加贸易协定 USMCA》签署后，美-墨关系也在重启高级别经济对话机制中不断改善。由于地理上与美国市场相邻，墨西 哥逐渐成为了美国倾向选择的近岸转移目的地。《通货膨胀削减法案》的出台为电动车减 7500 美元税收， 要求电池组装以及加工必须在北美进行，为墨西哥汽车制造业提供机会。从美国进口总额占比来看，美国 进口集中度下降，从中国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趋势明显，前期以越南为代表，近期墨西哥占美国进口 份额上涨更为迅猛。2022 年，墨西哥首次超越中国成为了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后，对美进口总额以及 在美国进口中占有的比重持续上行。
中国在美国进口份额中的下降催生了当前对于中国产业链“脱钩式”外迁的担忧。2018 年美国对中国 施加的关税产品中，来自墨西哥与越南的进口总额大幅增加，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对中国的替代性。 越南和墨西哥是否会完全取代中国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从而成为承接中国的“世界工厂”？ 美国对华制裁及收取关税，组建排除中国在外的产业链新合作模式，中国整体出口贸易情况本应受到 负面影响，然而，数据却显示中国商品贸易占世界的比重并未下降，反而在 2020 年之后有所增长。其背 后的原因是美国在提高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份额的同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也在增长。其中越南 和墨西哥占中国的出口份额呈现逐年上行趋势。越、墨两国当前是美国前十大进口来源国，同时也是中国 的前十大出口目的地。
从越南和墨西哥进出口趋势的角度来看，两国贸易总体呈现出“两头增长”的态势，对美出口与对华 进口增速基本趋同。墨西哥 2022 年对美商品贸易同比增速为 17.2%，同年，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贸易总额 同比增速高达 17.5%。墨西哥经济与美国高度同频，美国是其最大外商投资来源国以及贸易伙伴，占其总 出口总额约八成之高，总体反映出该国对于美国经济的依赖性。越南的经济结构总体显示出典型加工贸易经济体的特征，自 2012 年起其贸易顺差稳定，出口金额占 GDP 比重逐年上升，但净出口对整体经济的拉 动偏低，主要是因为进口和出口两端同时推动的原因。越南对美国出口和向中国进口总额自 2018 年后同 时大幅上涨，2022 年达到顶峰，而后主要由于全球需求疲弱和国内电力危机的因素同比增长有所收缩， 但总体来看，越南对美贸易顺差与对华贸易逆差不断走扩。美国是越南当前第一大出口地，中国则是越南 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占其总进口份额接近 36%。
进一步拆分越南和墨西哥两国向美国出口以及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数据，越南和墨西哥为中-美贸易中 转站的产业链模式有迹可循。从越南出口美国的商品分类来看，包括广播设备、半导体设备、计算机在内 的电子机械成品，以及服装纺织消费品占最大份额，与从中国大陆进口占比最大的板块相对应，但从中国 进口商品主要以棉花、植物纺织纤维、纱线及其有机物、电机电气零部件、车辆零件等相关中间品与成品 所需原料为主。墨西哥对美出口占比最大的商品集中于交通运输设备以及电子机械板块，计算机占对美国 的总出口额约 8.73%，汽车占比也高达 8.07%。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类型也同样以电子机械和交通设备相关 的上游零部件，例如电机电气设备零部件，广播设备零件以及铁道及车道机车、车辆及零件，交通信号设 备为主。通过分析越南与墨西哥对美出口与向中国进口金额的增长趋势以及商品种类占比，“墨、越进口 中国中间品-出口相关消费品至美国”这一潜在产业链合作模式的线索有所显现，但有关中国的制造业是 否与 “脱钩” ，以及在主要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中，包括越、墨在内的承接国与中国之间是“竞争性替 代”还是“互补式合作”，我们仍需进一步分析越、墨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隐含在两国对于美国出口的最 终消费品中的附加值占比。
为了更好地回答以上问题，了解中国和越、墨两个承接国在包括纺织、电子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中的参与度、地位分工以及产业链关联性，这一部分主要利用全球价值链数据库（UIBE GVC）中的 GVC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之和）、GVC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以及国外增加值 FVA 等主 要指标对各国参与产业链的深度、方式，分工位置，以及对国外中间品的依赖程度进行分析。
随全球分工的现象愈加普及，出口某一国家的最终成品中可能包含来自多个国家的中间品，附于出口 产品上的 “Made in X” 标签不再重要，更为重要的是一国最终可以在出口商品中所贡献的附加值以及能 够赚取的利润。一国出口的商品包含了 DVA（出口产品中来自本国的增加值）、FVA(出口产品中来自国外 的增加值)、PDC（纯计算重复部分）以及 RDV（返回本国并被国内吸收的国内增加值），而参与全球价值 链一共有两种主要方式，包括“向前参与” 和“向后参与”。前者是通过出口中间品（零部件、原料）到某 国，再由某国加工为成品销至第三国。在这一种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中，出口国处于产业链上游的位 置。向后参与则是通过进口国外的中间品来进行加工组装用于出口至其他国家的商品。在这一部分中，本 国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位置。在此基础上，全球价值链概念延申出两个主要模型（Koopman,2010；王直 2013）：
1）DVA/E 向前参与度 + FVA/E 向后参与度= GVC 参与度
2）LN（1+DVA/E）- LN（1+FVA/E） = GVC 地位指数
第一个模型表示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这一指数越高，代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与深度 越大。指数包含两个分项，通过分析“向前参与度”国内增加值 DVA/出口 E）与“向后参与度”（国外增加 值 FVA/出口 E）的占比，可以观察国家在特定行业中参与价值链的主要形式。在此模型基础之上，为了进 一步诠释国家在价值链中所扮演的地位以及分工角色，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可用于区分各个国家在价值链 中所处水平 ，指标越大，表明在价值链处于越上游的位置，反之则处于越下游的位置。 同时，我们也会使用国外增加值（FVA）占比分析一国出口商品中对其他国家中间品进口的依赖度， FVA 占比越大，代表对他国上游产品进口的依赖程度越高。通过将 FVA 占出口商品的总价值比重再拆分来 追溯各个进口来源国对于 FVA 的贡献，通过以下公式即可计算出进口国在出口商品中能够赚取的利润。
3）出口国 A 向 C 国出口商品 a 中的 FVA 总占比*中间品进口国 B 占 FVA 比重 = B 在 a 中贡献的增加 值
3.1 越、墨主要以加工组装偏低端方式参与全球产业链，制造业分工总体趋于下游
横向比较来看，越南和墨西哥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 GVC 参与度高于中国，但从参与方式来看，较高的 总体参与度主要由向后参与度拉动，且向后参与度与向前参与度显著分化。单从向前参与度来看，越南和 墨西哥的向前参与度分别为 6.0%和 8.8%，低于中国的 16.8%。体现出越、墨主要以大规模地通过加工来 自国外进口中间品，这种较为低端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两国主要以从事简单的零部件生产和参与加工 组装低端制造环节为主，从事上游原材料、零部件和精密仪器生产的活动占出口比重较低。 从制造业总体分工地位来看，越南和墨西哥处于产业链更为下游的位置。总体而言，由于越南和墨西 哥当前与中国的位置差距较大且趋势分化，从产业链分工地位来看具备更大的配套合作机会。对比来看， 中国和印度 GVC 地位指数较为接近，两者之间呈现出了更为显著的竞争格局。
将制造业进一步进行拆分并比较各个国家在不同行业中的 GVC 地位指数，中国大陆在低技术密集度制 造业中整体呈现出向上游攀升的趋势。以纺织和皮革为例，中国 GVC 地位呈现出向上游攀升的趋势，越、 墨则愈趋下游。2021 年中国纺织业 GVC 指数为 0.05，虽然依旧低于美国的 0.68，但高于越南（- 0.28）、墨西哥（-2.68）的水平。 中国在中端和高技术密集度制造业整体向上游的趋势不如中低技术密集度制造业显著，但绝对值水平 依旧高于越、墨。在以交通设备为例的中端制造业中，2021 年中国的 GVC 地位指数为-0.08，低于贸易战 前-0.06 左右的水平，但横向对比来看，高于越南（-0.16）和墨西哥（-2.13）。在以电子制造为例的高 技术制造业中，中国 2015-2017 年向上游攀升趋势明显，贸易战后由于部分高端技术发展被西方国家限 制，分工地位并未得到显著的提升。美国在电子产业中占据高附加值环节较明显， 2021 年达到 1.39 水 平，中国当前电子行业分工指数则为负值，代表其依然处于产业链下游，中美分工位置当前相差较大。但横向对比越南、墨西哥的地位水平，中国在电子制造业中的 GVC 地位指数依旧高于两国水平，尤其与墨西 哥之间的所处位置差距更为显著。虽然近年来墨西哥在电子制造业中呈现出向上游发展的态势，但绝对值 水平依旧在-2.7 的低位。
3.2 越、墨向美出口主要商品对我国进口中间品的依存度与关联度高
通过计算越、墨向美国出口商品中来自中国 FVA 的占比，可以观察在各个产业链中两国对于中国中间 品进口的依赖程度，以及中国在两国向美出口的消费品中所贡献的增加值。将越南向美出口占比最大的纺 织品和电子产品，以及墨西哥对美出口占比最大的电子产品和交通运输设备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在以上 主要特定产业中，尽管越、墨两国对美出口不断走强，但产业链上游依旧依赖于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就 各国向美出口的纺织消费品来看，越南纺织出口含有的国外增加值，即从国外进口的原料（例如纱线、纤 维、棉花、布料等）的比重为 61%，显著高于中国和印度的 10%和 14%。在 61% 的 FVA 中，有超过四成来 自中国。通过计算，越南向美国出口每 1 美元的纺织成品可从中获得约 24 美分（1*61%*40%）的利润。 横向对比之下，越南和墨西哥相比印度和中国向美出口的电子产品更为依赖国外上游零件，两国出口 FVA 占比达 60%，基本处于相同的较高水平。中国占越南出口美国的电子产品的国外增加值超过 35%，高于台 湾、日本和韩国所贡献的增加值。计算可得出越南向美出口每 1 美元电子产品可从中赚得约 21 （1*60%*35%）美分的利润。 墨西哥出口美国的交通设备中，来自国外的增加值 FVA 显著高于国内增加值 DVA，近年来 FVA 占比上 升显著，显示墨西哥对美出口的交通设备愈加依赖国外进口上游零部件。在墨西哥向美国出口的交通设备 中，中国占总 FVA 比重为 16%。虽然墨西哥对于中国的交通设备零件进口的依赖度不如越南向美纺织及电 子制造出口对于中国的上游中间品进口的依赖度高，但从趋势来看，墨西哥对于从中国进口上游部件的依 赖程度整体增长显著。
摆脱低端锁定以及实现产业链升级，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之下的被动策略，同时也是中国要实现 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跨越“中等国家陷阱”的主动应对方式。自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进口来源的确出现 了多样化的趋势，表现在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直接贸易活动在逐步弱化，美国各类制成品进口来源的集中度 有所分散，开始更多地从中国之外的其他新兴国家，如墨西哥和越南进口。在美国倡导制造业回流、对华 单边贸易限制加强、美-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共同承诺，以及美-墨间“近岸外包” 快速发展之下，中国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为墨西哥以及越南的制造业带来历史机会。叠加劳动力成本效益更高的原因，越南 和墨西哥成为了潜在中国产业链外迁的承接国。然而，对于中国来说，中低端产业链环节的转移以及全球 生产分工布局重新构建并非无益。从要素禀赋的国际竞争力来看，我国制造业以劳动力总量以及成本为核 心的传统比较优势在逐步走弱，劳动要素的相对下降造成此环节利润受挤压，中低端制造业环节保留于国 内并不现实。此前，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嵌入和参与度高速提升的过程中，长期处于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中 低端环节，产业链地位和竞争力与欧美发达国家有较显著的差距。当前中国需要经历以产业升级为主要战 略的发展阶段方才能驱动经济稳健发展。因此，部分劳动成本敏感型环节（例如纺织服装生产）以及中端 加工组装节的外迁一方面符合产业发展规律，也有助中国淘汰较为落后的产能，集中有限资源于形成产业 转型和结构升级，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至技术密集型产业。
通过分析中国产业链外迁以及纺织、电子、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承接转移模式，我们发现中国产业链 并未呈现出 “脱钩式外迁” ，而是低端加工制造环节的 “外溢”。越、墨两国在制造业中的全球价值链 GVC 参与度总体高于中国，但主要由向后参与度拉动，即两国参与价值链的方式偏低端，以加工组装外来 中间品为主。中国的制造业向前参与度高于越、墨，较两国参与更多产业链上游活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 GVC 地位指数同时也显示出越南和墨西哥两国在整体制造业所处的分工位置相较中国更偏于下游，趋势相 对分化，与中国形成了产业链嵌合与分工互补关系。从墨西哥出口美国的交通设备，以及越南对美国的出 口的纺织和电子制成品中国外增加值占比来看，当前两国向美出口的相关商品高度依赖于来自国外，尤其 是中国的中间品附加值。两国对美出口商品快速上涨的同时，从大陆进口相关产业上游原料、零件和中间 品也在不断增长。单从美国贸易进口占比变动来看，越、墨看似在挤占中国的份额，但 “从中国进口中间 品 – 加工制成消费品出口美国” 的产业链模式实际难使美国依靠两国以完全替代并摆脱对于中国的产业 链关联性。越、墨制造业的发展当前主要以较为单一和低端的轻工业和加工组装工业为主，并没有形成完善的全产业链体系，对中国上游供应依存度较高。印度则对比越南和墨西哥对外的依存度较低，与越、墨 两国不同，该国拥有相对完善和独立的产业链体系，在中国产业链转移之下形成了偏竞争性的格局，在整 体制造业中的地位与中国相当。因此从长期来看，中国应当高度重视未来印度与中国产业链体系“脱钩” 的潜在可能性，在求同存异中维护良性产业链竞合以及贸易关系。同时利用区域内合作平台进一步构建、 巩固和推进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并持续推动比较优势较弱的低端产业链环节向“一带一路”国家以 及拉美新兴市场的转移。当前我国的中高技术密集度制造业依旧具备向上游发展的极大空间和潜能，未来 着重于发展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以提升产业链的可控度是支撑经济增长的动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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