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期间，我国出口持续高增，对国内经济增长形成有力拉动。然而，自2023年起，出口开始逐步降温，出口（以美元计）自 23 年 5 月至 10 月连续同比负增，23 年10月~24年2 月，出口同比增速转正，然而，24 年 3 月出口同比增-7.5%，大幅低于市场预期水平，令看好出口链复苏的投资者再度陷入迷茫，4 月、5 月出口同比增速再度转正，似乎又释放出一些积极信号。 我们认为，近期出口增速的波动并不意味着我国出口竞争力的下降，主要可以归因为基数效应、价格效应与全球贸易环境。
1、基数效应：近期出口增速与 2022 年、2023 年同期“此起彼伏”
2021 年~2022 年，我国出口同比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速，表现十分强劲。而到了2023年，5 月~10 月在同期高基数的影响下，出口同比增速持续维持负增，从Q3 开始，高基数效应开始走弱（去年同期同比增速开始走低），Q4 同期同比增速转负。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23年同期的出口同比增速开始逐步回升。24 年 1、2 月出口同比增速转正，对应23 年同期的低基数，而 24 年 3 月的负增对应了 23 年 3 月出口同比增速的跳升，24 年4 月、5 月对应了23年同期增速转弱。整体而言，自 23 年 5 月开始，出口同比增速与上一年同期呈现出“此起彼伏”的状态，因此，出口单月同比波动部分是受到了基数效应的影响。
2、价格效应：2022 年价格高增美化出口，2023 年价格负增形成拖累
疫情之后，在全球供应链受限以及供需错配的影响下，欧美均经历了较为严重的通胀，因此，我国出口在 2022 年的强势表现，部分是因为出口金额的整体增速受到了商品价格走升的美化作用，而伴随着欧美去通胀进程持续，商品价格的涨势已经明显趋缓，美国进口商品价格指数同比自 23 年 3 月至 2024 年 3 月持续负增，CPI 核心商品项同比增速2022 年均维持在较高水平（2%以上），23 年开始负增。基于我国商品出口金额与商品出口数量拆分我国出口的量价效应，可以发现，2022 年前三个季度，价格效应对出口金额均为正向拉动，而2022Q4至2024 年 5 月，价格效应对出口金额的贡献多为负，由此，此前对出口金额同比增速起到美化作用的价格效应，自 2023年开始形成拖累。
3、全球贸易环境：2023 年全球贸易收缩，2024 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走升
排除一系列技术性原因，外需仍为我国出口的核心影响因素，而我国出口近期的波动也基本与全球贸易趋势“同频共振”，2023 年，我国出口表现低迷的背后是全球贸易的收缩。2023年全球出口单月同比增速均为负值，日本、韩国的出口增速维持在低位，全球主要港口货运吞吐量与货运价格增速同样反映出全球贸易的“量减”，欧元区及美国制造业PMI 全年也始终位于枯荣线之下。
我们近月也观察到一些全球贸易回暖的迹象。我们从货运、领先指标与主要出口国出口规模三个维度共 14 个指标构建了一个全球贸易趋势追踪指标体系，从该指标体系看，2023年8月以来低于“正常”水平的指标明显减少，2023 年 11 月以来表现“正常”与“超常”的指标开始增多，反映出全球经济活动回暖、全球贸易“改善”的信号，如若后续全球经济活动与贸易形成趋势性复苏，预计外需将能够有效拉动我国出口。
此外，2024 年以来贸易政策方面的不确定性上升，欧美国家对华贸易政策有进一步收紧的趋势。2024 年 4 月，美国启动了对中国海事、物流、造船行业的301 调查，美国总统拜登呼吁将中国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税率提高两倍。5 月 14 日，美方正式发布对华加征301关税四年期复审结果，宣布在原有对华 301 关税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自华进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关键矿产、半导体以及钢铝、港口起重机、个人防护装备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此外，6 月 12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关于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初裁披露，拟对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反补贴税。可见，欧美主导下的“逆全球化”正在推升我国出口面临的贸易壁垒。与此同时，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与拜登的对决仍难言最后“花落谁家”，根据 RealClearPolitics，截至 2024 年 6 月 21 日，特朗普的平均民调支持率约为46.0%，而拜登的平均民调支持率约为 45.5%，小幅落后。而鉴于特朗普自 2023 年8 月以来多次发表“加征关税”相关论调，有关“美国对华贸易保护措施是否会进一步升级”、“是否会出现新一轮贸易摩擦”等问题的关注度日益上升，若特朗普当选，并且如其所述开始执行更加激进的对华贸易政策，则我国出口短期内或将面临新一轮冲击。
在经历了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后文统一简称为贸易摩擦）、全球疫情等一系列冲击之后，我国出口已逐步形成了新的格局，综合而言，可以总结为新市场、新需求、新势力。贸易摩擦至今，“中美脱钩”并未真正出现，与此同时，我国出口目的国与出口商品均呈现出多样化趋势，背后既有对美国的“借道转口”，亦有新兴市场国家工业化、产业链转移的新需求拉动，而在供给优势+需求旺盛的环境中，我国出口“新三样”表现亮眼，正在逐步成为我国新阶段出口的新势力。
1、 出口份额回落至低位， “中美脱钩”程度或被高估
中美贸易摩擦、全球疫情对我国的外贸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贸易摩擦后，我国对美出口明显减少，但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增多，最终，使得出口的多样性明显上升；另一方面，疫情发生后，我国经历了从“份额飙升”到“份额归还”的过程，与此同时，贸易摩擦后的产业链及出口格局重塑也在继续推进，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出口在全球出口中所占份额已低于贸易摩擦前及疫情前水平。整体而言，由于我国对美出口的体量与占比较高，因此，对美出口收缩确实对我国整体出口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冲击，但结合出口的国别及商品结构来看，“中美脱钩”的程度实际上并不如份额下行反映出的那么悲观。
1.1 贸易摩擦后至疫情前，我国出口“此消彼长”
分阶段来看，贸易摩擦后至疫情发生前（2017 年 12 月至2019 年12 月），我国出口“此消彼长”，虽然对美直接出口明显收缩，但对其他国家的出口明显增加，最终，使得我国在全球出口中所占份额不降反增。根据 IMF 数据，贸易摩擦后至疫情前，虽然美国从我国进口的更少（美国进口商品中，源自我国的占比由 21.55%降至 18.02%，累计下降3.53%），而更多的转由欧盟（由 16.32%升至 18.12%）、墨西哥（由 13.37%升至14.30%）、越南（由1.99%升至2.67%）进口商品，但在其他全球主要进口国中，来自我国的商品占比多有上升，最终使我国出口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占比由 9.34%升至 9.51%。
1.2 疫情后至 2023 年底，我国出口“份额归还”已基本结束
疫情发生后，在全球供应链中断叠加海外供需错配的影响下，我国出口份额快速飙升，2021年 3 月达到最高点 10.63%。此后，伴随着全球贸易逐渐“正常化”，我国开始归还份额，出口压力逐步显现。直至 2023 年，“归还”过程基本宣告结束，我国出口份额回到历史低位（2023年 12 月为 9.1%），低于疫情前（2019 年 12 月为 9.51%）及贸易摩擦前（2017 年12 月为9.34%）水平，且 2023 年全年基本趋于稳定。正因如此，我国 2023 年出口增速的下行并非源自“份额归还”逻辑，更多的是受本文第一章所述的价格效应、基数效应与全球贸易环境的影响。往后看，“份额回归”叙事也基本告一段落，我国出口或将更多的响应“全球贸易共振”与全球贸易格局的趋势性变化。
1.3 拆分结构，“中美脱钩”的程度或许被高估
贸易摩擦至今，我国商品在美国进口中的占比持续下行，但进一步拆解贸易数据可以发现，存在明显的转口贸易迹象，同时，产业链外迁也使得部分商品贸易不被统计入出口口径当中，整体而言，中美贸易的确在贸易摩擦后明显收缩，但“中美脱钩”的程度显然小于份额下行所反映出的情形，换言之，墨西哥、越南等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我国也经由这些国家“借道转口”，间接出口至美国。 首先，美国的部分进口伙伴国在贸易摩擦后进口规模大幅上升，而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也呈现出明显的扩张趋势，总量上反映出存在“借道转口”的迹象。具体而言，虽然从美国进口份额分布上看，欧盟、墨西哥、越南在贸易摩擦后向美国出口的更多，但我国商品在以上国家的进口中所占份额较贸易摩擦前明显上升，与此同时，墨西哥与越南整体进口规模在贸易摩擦后明显扩张，2023 年 12 月较 2017 年 12 月，其在全球进口中的份额分别由2.44%、1.43%升至 2.65%、1.90%。
其次，进一步拆解进口商品数据可以发现，欧盟、越南、墨西哥自我国进口份额上升的部分商品，在其占美国进口中的份额亦上升，在结构上印证转口贸易（或境外组装加工）的存在。具体而言，贸易摩擦后至 2023 年 12 月，在美国进口中，我国份额下降最明显的商品类别为：皮革及相关制品、鞋帽伞与羽毛制品、机械及电气设备、杂项（主要包括家具寝具灯具与玩具）、陶瓷及类石料制品、纺织原料及其制品。针对以上商品类别，我国在欧盟、墨西哥、越南进口中所占份额多明显提升（除欧盟陶瓷及类石料制品进口中，我国所占份额小幅下降），而欧盟、墨西哥、越南三国在美国相应商品进口中的份额亦有提升（除美国纺织原料及其制品进口中，墨西哥所占份额小幅下降），换言之，我国经由欧盟、越南、墨西哥，将部分商品运至美国。
特别是越南与墨西哥，我国在以上两国进口中的份额大幅提升，其中，经越南“转口”或组装加工再出口主要集中在传统劳动密集型消费品与机电产品，包括：1）家具、寝具、灯具、玩具等杂项产品；2）鞋靴、帽类制品；3）木制品；4）纺织原料及制品；5）陶瓷、类石料制品；6）机械及电气设备。而经墨西哥“转口”或组装加工再出口主要集中在运输设备、精密仪器以及部分传统消费品，包括：1）铁道机车、车辆、船舶等运输设备；2）陶瓷、类石料制品；3）光学、医疗、精密设备；4）家具、寝具、灯具等杂项产品；5）鞋靴。
2、出口多样性上升，新的竞争力正在形成
自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逆全球化”思潮盛行，疫情爆发后，关于地缘争端、贸易冲突、供应链安全、制造业回流等相关问题的关注与讨论也愈演愈烈，使得“去全球化”热度骤升。 但就目前来看，热烈的讨论并不等同于已形成了趋势，正如前文所述，虽然我国对美国的直接出口出现明显收缩，但其中存在“借道转口”迹象，“中美脱钩”的程度并不深，而美国本身的进口份额也没有出现明显下行，同时，美国贸易逆差在贸易摩擦后进一步走阔，表明美国的制造业“本土化”尚未成型，虽然其中存在疫情爆发使得美国国内生产中断的影响，但考虑到成本优势、人口特征等因素，我们认为，最终的“本土化”程度也将十分有限。与此同时，我国对非美国家的出口出现明显增长，一方面，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占比明显上升，区域经济一体化亦有推进，这其中除了“借道转口”外，也有新市场新需求的驱动。另一方面，我国“出口新势力”竞争力明显提升，虽然传统消费品的出口存在被替代的迹象（其中包含了我国主动的产业链外迁），但“新三样”的出口竞争力明显大幅提升，最终，使得我国的出口目的国多样性与产品多样性均上升。
2.1 出口目的国多样性提升，“借道”与新的需求增长点并存
2.1.1 贸易摩擦后，出口目的国构成的三大特点
贸易摩擦后，由于对美出口下行，但对非美国家出口大幅扩张，截至2023 年12月，我国出口的目的国多样性明显提升。整体而言，我国出口目的国的构成变化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出口的目的国集中度明显下降，对最主要出口伙伴国的依赖度降低。2017年至2023年，从出口金额的占比角度看，美国、欧盟、香港均为我国最主要的出口伙伴国（或地区），2017 年，对以上三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金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45.27%，对占比TOP5、TOP8 出口伙伴国（或地区）的出口金额分别占我国出口总额的55.90%、66.23%。此后，对非洲、东盟、墨西哥、俄罗斯等地区的出口快速扩张，至 2019 年，对TOP3、TOP5、TOP8出口伙伴国（或地区）的出口比重合计分别降至 42.62%、52.90%、64.27%，到了2023 年，进一步下行至 37.69%、47.46%、59.51%。整体来看，我国的出口目的国构成更加多元化，重心后移，对于最主要出口伙伴国的依赖度显著降低。
二是，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占比大幅上升，除“借道转口”外，也包含新的外需增长点。实际上，早在贸易摩擦之前，我国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比重便开始逐步上升，贸易摩擦之后，这种趋势得以延续，而疫情期间（主要是 2020 年~2021 年），由于全球供应链的中断以及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快速回暖，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占比反弹，趋势出现短暂逆转。伴随着全球供应链的恢复，我国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比重快速回升，并自2022 年开始，超过对发达国家的出口比重。我们认为，结合长期趋势看，对新兴国家出口的扩张中，除了包含对美国的“借道转口”，同时也受到新兴市场国家自身的需求增长拉动。
三是，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快速扩张，引领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贸易摩擦至今，我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往来日益紧密，自 2018 年以来，我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多保持较高增速，2017年至 2023 年我国对东盟出口的年均增速达到 11.28%，远高于我国出口在此阶段的整体增速（年均 6.91%）。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东盟国家在我国出口中所占份额也明显上升，特别是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在此趋势之下，我国引领了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化。自贸易摩擦后，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新的趋势，在亚洲国家间的出口中，我国与东盟本身就占有较大权重，而 2023 年较 2017 年，我国对亚洲国家的出口占比由 27.44%进一步升至29.74%，东盟对亚洲国家的出口占比由 22.08%进一步升至 22.45%。从增速角度看，2017 年~2023 年，我国对亚洲地区出口的年均增速为 6.65%，东盟对亚洲地区出口的年均增速为5.52%，均超过整体年均增速 5.23%，充分反映出我国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2.1.2 出口目的国多样化趋势背后的成因
基于出口目的国结构变化趋势的三大特点，进一步剖析我国出口目的国多样化趋势背后的成因。我们发现，核心原因有二：（1）“借道转口”使出口目的国分散；（2）新兴市场国家出现新的需求增长点，带动我国对其出口高增，份额上升。 首先，美国是我国重要的出口伙伴国之一，对美出口在我国出口中的占比居于前列，然而贸易摩擦后，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日益收紧的背景之下，我国部分出口商品为了规避贸易壁垒，选择经由别国“借道转口”运输至美国，由此，部分本来直接对美出口的商品分散出口到其他国家，最终使得我国出口目的国的集中度下降，多样性上升。从数据上看，东盟国家对美国贸易盈余的扩张或许有很大一部分源自我国的“借道出口”，其中，越南对美贸易盈余的走阔存在约 32%的“借道转口”。而墨西哥对美国贸易盈余的走阔亦存在约37%的“借道转口”。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剩余 68%、63%在越、墨境内生产的部分，除了包含对我国出口的“替代”效应外，也存在我国主动产业链外迁的影响，背后是基于劳动力、土地、资源成本以及贸易政策等原因促使我国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产业链的趋势。
通过贸易盈余/贸易赤字的数据可以大致估算我国对美贸易中的“借道转口”占比，具体而言，贸易摩擦后，东盟对美国的贸易盈余以及对我国的贸易赤字均明显走阔，按照与2013年~2017 年趋势性水平的差额计算，2023 年东盟对我国贸易赤字的增长能够抵消约79.77%对美国贸易盈余的增长，由此可见，其中存在明显的“借道转口”。
结合第一节的内容，贸易摩擦后，东盟国家中，越南在美国进口份额中的占比上升明显，我们通过贸易盈余/贸易赤字数据可以大致估算出（同样是运用与2013 年~2017 年的趋势性水平差额），2023 年越南对我国贸易赤字的增长能够抵消约 32.44%对美增加的贸易盈余，也就是说，对美增长的贸易量中，约有 30%源自我国的“借道转口”，剩下70%源自越南本地生产，因此，同时存在越南对我国商品的替代。 但还需要注意到，这 70%中也包含了我国制造业产业链外迁的影响，伴随着人口红利与政策的调整，我国作为生产基地的“性价比”逐年降低，根据商务部数据，我国对越南直接投资存量自 2017 年至 2022 年增长了约 66.95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8.62%，符合现实中的直观感受，即近年有大批国内企业开始将生产基地转移至越南，而这种通过企业海外建厂→销往美国的商品不被计入我国出口统计口径当中，直接表现为越南出口的增长。此外，如前文所述，贸易摩擦后，墨西哥在美国进口份额中的扩张也存在我国商品“借道转口”的迹象。通过测算贸易盈余/贸易赤字数据可以发现，2023 年墨西哥对我国贸易赤字的增长能够抵消约 36.93%对美贸易盈余额增长，因此，墨西哥同样存在对我国商品的“替代”，而根据商务部数据，我国对墨西哥直接投资存量自 2017 年至2022 年增长了7.86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 13.4%，因此，“替代”中同样存在我国产业链外迁对墨西哥对美出口扩张的贡献。
其次，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能源转型的持续推进，新兴市场国家也出现了新的需求增长点，对我国出口形成有力的外需拉动，最终使得我国对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均维持较高增速。2017~2023 年，我国出口整体的年均增速约为 6.91%，而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增速多远超整体水平，表现十分强势。这种强势的背后，一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催生的新需求，二是新兴市场加速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对新能源设备的需求走旺，拉动了我国“新三样”产品（主要指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的出口。 一方面，近年来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推动，带动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居民消费扩张，此外，如前文所述，疫情后我国制造业产业链外迁加速，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由此，拉动了我国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品与消费品出口。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制造业在新兴市场国家 GDP 中的占比日益提升，开始明显超过农业的占比（除印度），特别是我们前文多次提到的越南，自 2017 年以来，制造业占比持续上升，贸易摩擦后由2017年的 17.03%升至 2020 年的 18.67%，上升约 1.64 个百分点，反映出我国产业链外迁至越南的影响，而自 2021 年开始，这种影响加速显现，全球其他地区也开始在越南投资建厂，使得制造业在越南 GDP 中的占比激增，由 2021 年初的 18.39%，升至2023 年末的25.80%，上升了约 6.41%。而参照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催生了一系列新的需求，成为我国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持续高增的内在动力。
另一方面，在全球低碳发展、气候安全、能源转型的趋势下，新兴市场国家对新能源车、清洁能源发电设备等产品的需求旺盛，亦带动了我国相关产品与设备的出口。自2015年《巴黎协定》签订后，全球主要国家已对 2020 年后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安排，截至2024年6月，全球共有 212 个国家或地区成为《巴黎协定》的缔约国，其中，已有97 个国家或地区承诺了碳中和（26 个国家或地区已立法，54 个国家或地区写入了政策性文件，17 个国家或地区进行了政策宣誓）1，自此，“碳中和”、绿色能源转型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主旋律。受此驱动，全球对于新能源设备的需求旺盛，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度、俄罗斯、沙特、印尼、巴西、南非、墨西哥、越南等，根据 Climatewatch 数据，2021 年，以上新兴市场国家碳排放总量均居于全球前 20 名之内，为实现“碳中和”，以上国家对于清洁能源及其设备的需求较旺，这就为我国出口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而我国出口数据也已反映出此趋势，就出口金额来看，2018年至2023年，我国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新能源车出口年均增速分别为43.12%、26.38%、141.29%，远超出口总额的增长水平 6.32%。
2.2 出口产品多样性提升，“出口新势力”正在形成中
在出口目的国多样性提升的同时，我国出口的产品多样性也明显上升，从出口产品结构变化来看，进一步印证了“产业链外迁”与“新需求增长点”的逻辑。首先，相较于较 2017 年，2023 年我国出口商品的集中度下降，传统劳动密集型消费品以及机械及电气设备占比下行，重点反映了“产业链外迁”趋势，但这种外迁或许更多的是基于规避贸易壁垒以及出口质量升级而出现的主动选择，并非是纯粹被东南亚国家“挤出”。就 2017 年之后的出口数据来看，在我国出口产品构成中，机械及电气设备、纺织品、贱金属、杂项制品与化工品始终占据较大比重，其中，自 2017 年至2023 年，机械及电气设备、纺织品、贱金属在我国出口中的占比始终居于前三，三者 2017 年整体占比约为61.88%，2019年下行至 61.24%，2023 年进一步下行至 58.24%，集中度持续降低。具体而言，机械与电气设备在我国出口中的占比超过 40%，是我国出口的最主要构成部分，其自2017 年至2023年在我国出口中的份额累计下行约 1.58%，而纺织品在我国出口中的份额约为10%，其自2017年至2023 年份额累计下行约 2.71%，是我国出口商品集中度降低的最主要原因，此外，皮革制品、鞋帽、家具寝具灯具等传统消费品占比均明显下行，由此，从产品层面进一步验证了“产业链外迁”的趋势。
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认为，这种产业链外迁的程度并不深，且更多集中在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对我国出口产生的负面冲击实际十分有限。2017年至 2023 年，在我国出口商品占比中下行的主要商品类别中，我国的纺织品、皮革制品、鞋靴出口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亦下行，而越南、孟加拉国等东南亚国家份额明显上行，反映出此类低端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相关产业链由我国国内转移至低成本东南亚国家的趋势。而机械及电气设备在全球出口中所占份额不降反升，由于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及加工水平仍远高于东南亚国家，因此，就此类对生产技术与设备较高要求的商品，我国出口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虽然近期向东南亚国家转移了部分低端的组装环节，但我们倾向于认为这是企业为寻求更低成本的主动选择，短期内相关产品的完整产业链难以被完全替代。
其次，中间品、资本品出口占比上升，充分反映出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比重上升带来的新需求增长。如前文所述，2017 年~2023 年，以越南及墨西哥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迅速崛起，除了其自身工业化进程加速之外，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多个国家都开始在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布局，而在我国出口中，运输设备、塑料及橡胶制品、化工品、贱金属等中间品及资本品占比上升从产品层面很好的验证了这一趋势。 最后，“新三样”在我国出口中的占比大幅提升，出口竞争力日益显现。如前文所述，2018年~2023 年，以新能源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表现亮眼，而截至2023年，其在我国出口商品中所占份额已经分别上升至 1.24%、1.92%、1.30%，整体占我国出口总额的 4.46%，较 2018 年上升 3.46 个百分点，增长十分可观。以新能源车为例，除了传统的欧美市场外，以东南亚与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新能源车销量虽然基数较低，但增长明显。根据IEA 发布的《2024 年全球电动汽车展望》，新兴市场国家相对缺乏低价电动车供给，而我国很好的对接了这部分需求，2022-2023 年，中国汽车制造商的电动汽车销量占印尼、泰国和巴西电动汽车销量的 40%-75%，随着中国廉价车型的推出，销量也在持续猛增。一方面是全球绿色能源转型之下的需求激增，另一方面是在经历了多年布局后，我国“新三样”的生产制造已经具有规模效应，成本优势突出，在国内市场利润承压的环境之下，相关企业也更加有动力出口寻找新的市场。供给优势+新需求爆发使我国“新三样”日益成为我国出口的“新势力”。
3、展望：三个关键问题
3.1 如何看待我国出口的短期变化？
往后看，我们认为，2024 年下半年至 2025 年，我国出口将逐步回暖，但节奏相对较缓，弹性亦有限，主因外需整体弱复苏。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结合第一章的分析，2023 年~2024 年上半年拖累我国出口表现的因素预计均将在2024 年下半年至 2025 年年中改善。首先，基数效应的负面影响消退。2023 年6 月~12月，我国出口同比增速均处于低位，预计 2024 年下半年我国出口将不会受到基数效应的拖累。其次，2024 年 Q2 以来，价格效应对我国出口的拖累已持续放缓，结合欧美国家“去通胀”进程已进入“最后一公里”，商品价格进一步改善的幅度已十分有限，进口价格指数同比增速也已由负转正，我们认为，2024 年 6 月至 2025 年年中，价格效应将不再对我国出口金额形成明显拖累。最后，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说，全球贸易出现“回暖”迹象，美国库存水平也居于低位，后续伴随着全球制造业的复苏，预计外需整体将有所改善。但同时需要注意到，由于美国经济增速 2025 年预计将有所放缓，因此我们认为此轮制造业复苏为弱复苏，短期内的提振效果相对有限。
二是，近期欧美贸易政策虽有收紧，但短期内对我国出口整体表现的负面影响相对有限，同时，基于较强的通胀韧性，进一步对我国大范围加征关税的概率相对较低。具体而言，此轮欧美加征关税主要针对我国“新三样”，但由于“新三样”在我国整体出口中的占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2023 年约为 4.46%），因此，欧美国家对我国“新三样”出口设置阻力对我国整体出口的影响相对有限，与此同时，全球制造业回暖有望拉动在我国出口中占比较高的机械及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资本品与中间品的出口，因此，2024 年~2025 年贸易政策的变化虽然会对我国出口形成一定冲击，特别是被加征关税的品类出口竞争力被削弱，但对我国整体出口的冲击程度相对有限。
三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复苏将能够提振我国出口表现。正如第二章的分析，贸易摩擦至今，我国对以东盟、墨西哥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出口高增，其在我国出口中的份额已明显抬升，除了对美“转口”外，新兴市场国家也出现了新的需求增长点，对我国出口形成有效拉动，除了我国“新三样”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仍有望保持强劲增长外，新兴市场2025年经济增速亦有望上行，进而对我国出口形成一定提振。
3.2 我国出口的中长期趋势几何？
中长期视角看，我们认为，我国出口份额或许仍将缓慢下行，但结构上存在亮点，新兴市场国家与“新三样”将成为我国出口的新增长点。 欧美国家对我国收紧贸易政策的倾向短期内难以改变，我国向欧美出口的贸易壁垒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或将不断上升，而基于欧盟与美国在我国出口中占据较大比重，我国出口份额预计仍有部分下行空间。与此同时，基于规避壁垒与主动升级出口质量的战略考虑，我国产业链外迁至东南亚的趋势或将持续，也是推动我国出口份额下行的原因之一。但与此同时，我们对我国出口的前景实际并不悲观，份额下行或许只是我国出口结构转型的表征之一。出口份额下行是部分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征，伴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与人力资本及成本的上升，向外转移低端产业链进而推动贸易升级是一种战略选择，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分析的那样，我国目前主要向东南亚国家转移产业链的趋势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行业，而对于生产技术要求较高的行业，短期内难以被东南亚国家替代。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制造业崛起初期亦有望对我国资本品出口形成有效拉动。
在出口转型以及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过程中，我们认为，我国将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往来将更加紧密，资本品、“新三样”出口均有望保持强劲增长。虽然欧美国家对我国贸易政策收紧，特别是近期重点打击以“新三样”为代表的我国出口新势力，但我国相关产品的成本优势十分明显，虽然部分利润或许会被加征关税所蚕食，但中长期看相关产品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下行空间有限，同时，正如第二章中所述，新兴市场国家的新增需求与我国的供应优势相匹配，因此，新兴市场国家有望成为新的出口增长点，预计未来我国出口的多样化趋势仍将持续。
3.3 对投资有何启示？
基于前文的分析，我们认为，从出口角度看对投资有以下三点启示，核心在于布局东南亚市场将带来的增量效应，看好我国“新三样”企业“出海”。一是，在东南亚地区建设生产链的“出海”企业有望在国际市场中收获较优表现。“出海”企业有望基于东南亚地区的低成本优势提升盈利表现，特别是纺服、鞋帽等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行业，同时，亦有望直接对接东南亚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新增需求，扩大产品市场规模。此外，“出海”企业在规避贸易壁垒的同时，有望获得我国国内出口企业被欧美贸易政策所“挤出”的市场份额。 二是，资本品出口企业具有较大潜力。受益于全球制造业复苏与新兴市场国家工业化及产业链转移，运输设备、机械设备等资本品出口企业有望收获需求端的“量增”，进而提振盈利表现。 三是，我国“新三样”相关企业虽然短期内受到欧美贸易壁垒的冲击，但利润承压并不一定会带来市场份额的大幅萎缩，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虽然当前对于“新三样”的消费基数较低，但市场规模可观，有望成为我国“新三样”出口的增量来源，而已布局新兴市场国家的“新三样”相关企业有望逐步实现业绩兑现。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