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公用事业行业中期稳定价值类投资策略:超越红利,风险定价与久期匹配

1. 超越红利:稳定价值类资产重估的底层逻辑

共识与博弈:权益资产大分化与稳定价值类资产异军突起

2023年以来,以沪深300为代表的宽基指数大幅回调,而以电力/煤炭/公路/银行等为代表的“红利”资产异军突起。 2023年下半年开始,“红利”资产与宽基指数的股价走势急剧分化,2019-2021年小牛市期间的“核心资产”普遍出现大幅回调 。 2024年上半年A股市场波动加剧,“红利”资产延续上涨趋势,超额收益进一步扩大。但是“红利”资产内部不同板块股价走势趋 同,截至6月30日,沪深300与上证指数较年初基本收平,长江电力/川投能源/宁沪高速/工商银行涨幅均在20%左右。

分化的底色:无风险收益率下行与信用利差极致压缩

市场资金配置需求依然强烈,无风险收益率与信用利差极致压缩,但是两项利好并未带来宽基指数的长牛 。 从DCF模型出发,权益资产的价格从根本上取决于盈利能力、无风险利率与风险溢价三个要素的组合,其中后两者合称折现率(必要 收益率),是影响宽基指数涨跌最重要的因素。进一步的,可以将权益资产视为分红金额不固定的超长久期信用债,权益资产的折现 率可以分解为无风险收益率,信用债收益率较无风险收益率的利差(简称信用利差)以及权益折现率较信用债收益率的利差三部分 。此轮大级别回调始于2020年底,截至2024年6月底,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3.3%降至2.3%,收窄1 pct,背后是长周期资产回报率预期 下行,更底层的逻辑是逆全球化加剧以及人口老龄化。10年期AA级企业债收益率从5.2%降至3.0%,信用利差从1.9%降至0.7%,收 窄1.2 pct,背后是稳定收益型资产荒,与M2高增、社融需求偏弱有关。无风险收益率与信用利差合计收窄2.2 pct。

分化的底色:新格局下权益资产风险溢价的K型分化

宽基指数回调的直接归因是第三项利差(权益折现率较信用债收益率的利差)走扩,淹没了前两项利差收窄的利好 。在折现率三分法下,考虑到DCF模型估值结果对分母端异常敏感,无风险收益率和信用利差合计收窄2.2个百分点对权益资产构成显著 利好,但是宽基指数仍大幅回调,说明对于市场整体而言,权益收益率较信用债收益率的利差大幅走扩,走扩幅度超过了2.2个百分点 。 权益利差走扩就是风险溢价增加,部分投资者将其归因为经济复苏不及预期,但是该说法并不准确。经济复苏高于预期也好,低于预 期也罢,影响的更多是DCF模型的分子端。分母端反映的是风险,市场实际上是在定价新旧动能转换期,宏观经济的波动性增加。 然而,在权益资产内部,不同资产基本面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相关程度不同,导致不同资产第三项利差的走扩幅度分化。只要走扩幅度 低于2.2个百分点,这类权益资产就可以受益于无风险利率及信用利差收窄带来的利好,从而享受“结构性的长牛”。

重读金融学底层理论:CAPM模型与低协方差资产重估

参考CAPM模型,影响个股折现率最重要的因素是个股基本面与宏观经济的协方差,红利行情的本质是低协方差资产重估。 威廉夏普的CAPM模型给出了个股折现率的定量表达,在均衡状态下,个股折现率由无风险利率rf、市场平均预期回报rM、市场波动率 M2以及个股基本面与宏观经济的协方差i,M共同决定。不同资产的折现率不同,归根结底是基本面与宏观经济的协方差i,M不同。 因此,我们认为“红利”资产走出独立行情的原因并非高股息,而是协方差重估,只不过高股息资产与低协方差资产有着一定的重叠度。 有趣的是,“红利龙头”长江电力由于股息率不高,反而不在主流高股息指数中。单纯按照股息率筛选出的标的,股价走势并不理想。

长江电力复盘:资产特性带来的权益风险溢价收窄

水电是最典型的低协方差资产,近年来持续上涨是无风险收益率、信用利差以及权益折现率较信用债利差同步收窄带来的 。 对于水电而言,由于“宏观经济波动不会影响降雨波动”,因此在宽基指数风险溢价扩张的背景下,水电风险溢价不存在扩张的基础。 更进一步的,根据市值和权益现金流倒算隐含折现率,长江电力隐含折现率从2020年的大约10%降到2024年6月的7.1%(500亿量级 权益现金流/7000亿市值),下降2.9个百分点。由此计算长江电力隐含折现率较信用债的利差不仅没有扩张,反而收窄0.7个百分点。从三重利差收窄量级来看,信用利差收窄贡献了最主要的动能,水电隐含折现率较信用债利差收窄提供边际弹性。对信用利差采用逆 序刻度,与长江电力股价走势对比,可以看出两图高度一致,水电公司2024年上半年的加速上涨有着非常坚实的“基本面”支撑。

2. 警惕价值陷阱:寻找低协方差且长久期资产

静态股息率很可能是价值陷阱 DCF模型必须考虑久期

DCF模型下,股息率不影响股价涨跌,甚至不影响收益率。股价上涨的驱动力是折现率,当折现率变化时,久期提供弹性。从DCF模型来看,当参数预期准确时(不存在预期差),股价涨幅取决于折现率,即下式②/①,与分红率无关。 静态高分红很可能是价值陷阱,DCF模型必须考虑资产的久期。一方面很多高股息资产之所以拥有较高的股息,本质是久期过短,盈 利能力无法持续,收到的股息可能无法弥补本金的下跌;另一方面,当折现率发生变化时,久期长度决定股价上涨的弹性。

探寻低协方差资产的财务特征:需求脱敏+价差稳定

低协方差且长久期资产的财务特征是需求脱敏、成本可控或可传导,从而获得相对稳定的量价。上述特点既可以是政策保护下的稳定收益,也可以通过市场化竞争甚至业务布局获得,常见的案例是自然垄断资产中的准许收益率 法定价、终端同质化商品中的少数低成本供给(需求脱敏)以及产业链上下游布局实现业务对冲(利润率稳定)。

准许收益率定价:政策保护下的稳定价差

准许收益率定价资产盈利能力稳定,是最简单的低协方差资产,多见于具备自然垄断属性的基础设施行业,关注政策风险。准许收益率定价的经济学逻辑是,在自然垄断行业中,为避免重复建设导致的资源浪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构建准入壁垒,但是同时 对资产的收益率做出限制。该类资产的价值来源与核心风险均为政策,因此政策导向、央地关系、地方财政等因素至关重要。 梳理股价表现较好的准许收益率类资产,收益的稳定性体现在多个维度(主要观察趋势稳定性而非绝对值)。ROE是最基础指标,至 少要在权责发生制下获得“纸面利润”的稳定性;其次,毛利率、EBITDA/营业收入等利润表指标稳定,打通从收入到利润的链条, 确保增收就可以增利;最后,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利润总额保持稳定,打通从利润到现金流的链条,保障“纸面利润”颗粒归仓。

独占资源:终端同质化商品中的少数低成本供给

市场化竞争下也可形成低协方差资产,典型案例是终端同质化商品中的少数低成本供给,拥有比政策逻辑更强的护城河。与水务/燃气/电信等行业相比,发电行业并不具备自然垄断属性,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各类电源存在较强的竞争关系。水电资产 脱颖而出,除营收驱动力(降雨)的特殊性外,另一重要原因为水电是终端同质化商品中的少数低成本供给,水电的发电成本以及电 价在所有电源类型中最低,电价和电量均有较厚的安全垫。与新能源不同,水电的优先消纳是市场化逻辑,而非政策保护。稀缺性是这类资产的必要条件,只有占比足够低才能免于整体需求波动的影响。即便我国是全球水电第一大国,2023年底我国水电装 机占全国总装机的比例仅有14.4%,上市公司装机又是水电装机中很小的比例,某种程度上,长江电力仍然是“小而美”的公司。沿着上述思路拓展,我国部分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门类也可视为“终端同质化商品中的少数低成本供给”,实现低协方差属性。

3. 配置思维上位预期差思维:组合优于个股

宏观环境与估值体系重大变革 传统预期差框架面临挑战

宏观环境和市场风格发生重大变化,风险再平衡过程中,市场定价力量由分子端转向分母端,传统预期差框架有效性降低。 如之前所述,权益资产的价格从根本上取决于盈利能力、无风险利率与风险溢价三个要素的组合。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内外部环境相 对稳定,一致预期容易形成,分母端的边际变化较小,市场研究高度集中在分子端的盈利能力,由此形成经典的预期差框架。然而,近年来一方面受外部地缘政治冲突、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宏观因素影响,权益资产的定价力量(至少在边际上)由分子端 转向分母端,核心是对不同资产风险等级的重新评估,导致传统上针对盈利预测、市场空间等要素的预期差框架有效性大幅降低。 另一方面,受机构投资者占比提高、信息传播速度加快等市场因素影响,基于业绩预期差博弈的策略有效性天然递减 。

底层驱动力的变化带动市场研究范式从“预期差框架”向“资产配置框架”转变,个股思维让位组合思维 。对于DCF模型而言,分子端定价成长,当预测确定性高时,聚焦个股可以提供弹性;分母端定价风险,当市场不确定性增加时,构建 组合可以分散风险。随着分子端的定价力量边际减弱,分母端的定价力量边际增强, “发展与安全并重”或为A股新常态 。根据马科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从收益-风险比最优的角度,无论个股有多优质,构建组合都优于全仓个股。预计A股市场研究范式将 从“预期差框架”向“资产配置框架”转变,从个股思维到组合思维,最终个股的定价由其在组合中的地位决定 。落实到具体操作,我们认为在宏观经济波动增大背景下,“购买若干逻辑类似的股票”优于“精选弹性最大的股票”,前者可以更好 地避免个股层面突发利空、公司治理乃至交易性行为的影响,从而提高核心逻辑的兑现概率。

配置思维亟需加强 投资组合理论有效性大幅提升

估值体系的迭代进化是A股市场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经典金融学理论值得重视,投资组合理论的有效性大幅提升。构建投资组合提高“收益风险比”的数学原理:组合的收益率等于组件收益率的线性叠加,组合的方差小于组件方差的线性叠加。构建组合只能抵消可分散风险,仍要承担不可分散风险,即与宏观经济相关的部分。低协方差资产可以降低宏观风险暴露。收益风险比最高的有效前沿向下弯曲,在不允许借贷的情况下,更高的预期收益意味着“更更高”的风险,因此如果不追求极端高 收益,重仓低风险资产优于轻仓高风险资产;如果允许借贷,加杠杆购买低风险资产,优于直接购买高风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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