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利坚信条的价值制衡
美利坚信条既是其国家认同和凝聚力的来源，也是内部分裂的诱因。美国社会存在关于 基本政治价值和信念的广泛共识，具体表现为自由、民主、平等、个人主义，并由此产 生根本的反政府、反权威特点。这种美式政治理想，或称美利坚信条，实际构成了美国 国家认同的来源。信条的具体内容随时代改变，但核心内容稳定。其中，宪 政和小政府主义主张限制政府权利，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能动性以掌握自己命运，自由主 义推崇免于他人干涉的自由，平等主义主张消灭实质和形式上的不平等，但在美国更加 表现为形式正义，而非实质正义。
传统研究从对立、共识、多元的三个视角去类比并理解美国政治生态。多元视角从利益 集团博弈的角度理解美国政治，悲观者把其描绘成政党、政客、企业等利益集团互相博 弈的过程（过程理论）；而乐观者强调大型机构也在塑造公共政策中发挥全局的、积极 的作用。也正因此，一般认为民主 d 政治有两种：一种是美式多元主义，即政治是不同 部门的利益集团对政府分别施加压力后博弈的结果；一种是欧式统合主义，即政治是不 同部门与政府通过统一会议协商后的一致结论。可以看出，在美国强大时，美式民主精 神成为了美国人“agree to disagree”的自豪之处，但也为美国的内部分裂提供了土壤。 然而国会议员常因选举需要和特定利益集团及游说团体交好。一旦游说势力在国会和政 府中的影响力过大，极易侵蚀政府有效运作的能力，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国家能力受损。 美利坚信条是一系列主义的松散集合，而多种价值可能存在相互制衡。一系列价值观念 在美国社会松散共存，但多种价值可能存在内在冲突。例如赞成堕胎权代表（个人选择 的）自由，而反对堕胎权代表（普遍生命的）平等。美利坚信条赞赏基于机 会平等的财富不平等，却依然有许多大学分族裔设定录取比例；美国政坛抵制权钱交易 的行为，但又尊重个人通过捐赠表达政治立场的自由。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差距也在 “控枪与拥枪”、“医保法案”、“种族和性别平权”等议题上有所显现，成为每一轮 美国选举的必答题 。
2、价值制衡引发政党极化
价值制衡引发认知失调，成为美国两党相互攻击、及立场极化的诱因。美式政治理想与 政治现实的差距是美国社会存在固有的、无法消除的不和谐，但在近几十年来主要表现 为两党在议题和立场上的极化，以及对立的加深。与现实主义相对应，这种政治理想主 义对“实然”关注更少，而更强调价值观层面的“应然”，也因此缺乏自洽性。这种理 想-现实的制度鸿沟注定了美国人要与一种美国特色的认知失调共生共存。 一系列关于“平等”和“自由”的概念失调，让左右翼选民激烈对抗。一方强烈主张机 会、法律上的平等，另一方则极力要求结果平等与文化平等，进而使自由与平等之间出 现了难以调合的张力，使美国两党选民出现了核心价值观的冲突。随着美国白人的特权 和地位受到少数族裔越来越强的冲击，选民间极化程度上升。两党在性别、移民和种族 等文化议题上的价值观差异，逐渐演变为在立法过程中频繁提出高度冲突的主张。具体 表现为： 一方面，法案在两院闯关环节出现诸多对抗性条款。 例如，在 2024 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中，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最初通过 的草案，加入了限制军队堕胎、终止跨性别医疗保健及反对“多元、公平和包容”（DEI 计划）改革等颇具争议的条款。但该法案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闯关时，相关条款大多 都被立场相异的民主党人否决。
另一方面，移民等严肃政策问题变成角斗场和拉票台。 民主党方面，拜登曾计划在其任期内通过一项被标榜为“史上最严格”的《边境安全法 案》。为了降低立法阻力，该法案尝试加入兼容两党移民立场的折衷条款。但特朗普劝 说共和党人进行阻挠，以便在下一轮总统竞选中抨击拜登带来的“移民灾难”。 共和党方面，当国际问题和国内事务发生冲突时，其应对手段也更加极端。当国内学生 发起抗议以色列战争行为的活动时，共和党将“反歧视”（平等）置于言论自由之上， 试图推出一项强硬的《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来监管校园内的反犹言论。
3、政党极化导致治理失能
第一，美国分权式的政府架构已为分裂提供了土壤。 纵向看，美国政府架构是州权与联邦权力之间妥协的产物，纵向的权力分割使得美国联 邦权力受限。这种分层结构导致国家治理责任不明，在各种社会问题上，联邦政府有合 理的借口不予行动，即在全美没有统一的警察、消防和教育系统。 横向看，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且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使得美国制度安排成本过高， 导致民主决策和国家治理低效的问题，尤其是当总统职位、参议院和众议院由不同政党 控制时，政府内部关系极易失调。 国会立法和总统签署行政令是美国的两种“立法”。 国会立法过程复杂，适用于需要广泛共识并影响国家长远发展的政策，如经济、社会和 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而总统行政令则用于日常管理或紧急事务，虽灵活但易受新政府 修改或国会制约。拜登曾在两院就 2020 年选举引发的选举管理问题争执不下时，通过颁 布行政令迅速推进选举系统的优化，但根据宪法，选举过程的最终责任仍然在州和国会。 国会通过立法和监督，对内政和外交施加影响。 国会通过立法权可对国家经贸、产业以及外交政策进行系统化的改革，同时监督行政命 令的合法性。在贸易领域，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掌握关税和贸易规范 的立法权，是美国经贸制度改革的关键决策者。在外交政策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可决定国际条约和外交人员的任免，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负责监督国家安全和外交相关立 法。在财政方面，国会对联邦政府支出具有限制性的影响力，通过设置债务上限约束政 府行动。 总统在非国会核心权限事务中具有较大自由度。 在贸易上，总统虽无法直接左右立法，但可通过行政令决定对外贸易政策和关税水平， 并通过贸易代表办公室、国际贸易委员会等下属机构调查外国竞争情况。但在外交方针 和财政预算等高级别事项上，总统和国会往往需进行充分的协商和博弈，以便保持整体 战略的一致。
第二，政党功能“选举化”让两党立场“极端化”。 两党过度“求异”而忽视了“趋同”的可能。美国民主制度设计之初，旨在通过“反对 多数”的原则来培育一种复杂而富有适应性的治理体系。而当前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关 系对立，其政策主张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小，政党竞争极端化、协商合作不足，导致不同 权力机构之间围绕着重要议题相互否决, 政府决策过程冗长艰难，立法效能大幅下降。 美国医改为例，奥巴马时期医改成为民主党政府的标志性议程。 奥巴马上任后推动《平价医疗法案》（ACA），以扩大保险覆盖面、降低费用并提升医疗 服务。但共和党强烈反对，认为 ACA 过于急进、过度扩大政府干预、限制患者的选择自 由，并通过阻挠国会立法以及领导所在州发起违宪诉讼，试图破坏民主党的医改政绩。 曾支持类似政策的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更是在 2012 年的选举中批评 ACA 无法解决医疗支 出增长，并承诺减少政府在医疗领域的干预。 特朗普上台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管齐下试图架空奥巴马医改。 行政上，特朗普通过第 13765 号行政令减少 ACA 的经济和监管负担，事实上阻挠了法案 措施的落地。立法上，共和党试图以《美国医疗保险法案》取代 ACA，虽在众议院通过， 却在参议院因党内分歧而失败。司法上，共和党领导的州对 ACA 提起违宪诉讼，但最高 法院最终驳回了对 ACA 的挑战。尽管立法和司法努力未果，但特朗普的行政措施显著削 弱了 ACA 的执行力。拜登上台后才重新开放 ACA 法案注册，截至 2023 年已有超过 4000 万人受益于 ACA，但特朗普仍表示再次当选后将继续致力于取代 ACA。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收入和财富分化，叙事政治崛起，激发政治冲突。但由于作为全球化 副产品的经济不满的原因是模糊的，多元的，缺少一个明确的攻击对象。此时这些不满 尚且处于初发状态，因此成为了叙事政治的土壤。叙事政治就是与其经济基本面产生共 鸣，向主流民众解释不满的原因和满意的方案。
1、收入端，经济和贸易自由化让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
贸易全球化由贸易自由化推动。斯图尔帕-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 证明了贸易虽然提高了整个国家的福利，但并不对每一个人有利，一部分人在收入增加 的同时，另一部分人的收入却减少了，即贸易全球化有再分配效应。贸易开放对收入分 配造成剧烈影响，在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同时创造得益者与受损者，而再分配效应造成 的收入失衡也即是一部分人持贸易保护主义立场的原因（图表 7-8）。
2、资本端，资本账户开放也让劳动收入增速持续低于资本收入增速
其一，低收入家庭的工薪占总收入的比重高，而资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低。其二，低 收入家庭资产中不动产和耐用消费品占比高，而权益资产（例如股票和基金）占比低。 这一方面造成低收入家庭的财富收入比更低，另一方面造成其资产组合在金融全球化背 景下跑输高收入家庭。于此同时，除贫富差距逐年拉大外，跨国资本流动放大了劳动收 入的波动率，把资方的金融和经济波动扩散到劳方。
3、收入端增速差距扩大叠加财富端积累差距扩大，加深相对剥夺感
当美国的连锁商超寻找中国供应商，美国的制造业巨头在新兴国家建厂，又随着时间推 移不满堆积，叠加社交媒体蓬勃发展，工薪阶层的相对剥夺感上升。离岸外包、避税天 堂提高了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和利润，却削弱了本国工人的谈判筹码。贸易、金融全球化 共同对劳动收入占比施加下行压力，让民众不满更有机会被政客放大。 在工作岗位方面，科技发展带来自动化渗透率上升和制造业外迁也助推相对剥夺感上升。 自动化和新型数据技术降低了用人需求，美国全球布局生产基地也推动本土就业更偏向 研发而非制造，造成许多传统工作岗位消失，民众失业压力增加。全球化技能偏向型技 术变革使大量移民劳工涌入美国，而本地劳工和移民劳工议价能力不同，使得岗位分配 更多转向对收入和待遇要求更低的移民劳工，本地劳工与移民劳工间岗位分配矛盾上升 。
4、经济焦虑催生了叙事政治，而种族和文化裂痕则加剧了政治极化
另一方面，围绕宗教自由、白人和有色族裔的代表性不平等仍然是美国政治中严重的叙 事依据和裂痕。过去，增加对少数族裔的关切成为“政治正确”，但同时也导致白人的 政治极化和排外保守主义抬头。而白人排外主义的形成不仅与白人群体的经济焦虑和相 对剥夺感有关，还源于对可能失去文化特权和身份优势的焦虑。 “政治正确”导致选举主张“标签化”，让“民主议政”助长而非弥合了美国的内部分 裂。种族不平等问题在美国历史中长期存在，上世纪 70 年代的民权运动为美国留下了如 马丁路德金般的人物、其演讲“I have a dream”脍炙人口。2008 年，美国选举了第一 位非裔美国人——奥巴马——成为他们的总统。但是奥巴马并未弥合美国种族矛盾的疤 痕，反而在其任期内相关辩论愈演愈烈，火药味渐浓。自 2016 年以来，越来越多人认为 白人因为种族而获得了优势，种族平等问题再次成为了极化美国的焦点议题。黑人犯罪 率高企的治安问题、非法移民问题等被白人频频提起，而经济差距、教育机会、司法不 公等问题成为有色人种被认为受到系统性歧视的证据。 “文化裂痕加剧”和“两党全面对立”交织在一起，更加剧了美国的内部分裂。与中国 作为单一民族为主体的国家不同，作为多种族国家的美国，内部分裂的表层特征不只在 经济上而更在文化上。除族裔矛盾外，以 Metoo 和 LGBTQ 运动为代表的性别冲突成为 极化美国的又一文化矛盾。这些议题的发酵让特定问题的观点和立场成为美国民众了解 和判断候选人偏好的最重要因素。候选人的竞选团队对选民偏好进行精确统计，根据统 计结果“精心设计”选举主张，编织
经济焦虑和文化裂痕为民粹主义政治叙事提供了空间，形成两种民粹叙事。
1、左翼民粹主义：收入和阶层裂痕成为主流叙事
左翼民粹主义以收入和阶层裂痕为主流叙事，把经济差距或归咎于外部国家的不公平贸 易，或归咎于本国资本的垄断权力，形成经济保守主义立场。左翼民粹主义例如桑德斯 在竞选中多次批评美国少数富人攫取大量财富并控制政，使得工人利益受损。持相同观 点的伊丽莎白•沃伦提出拆分亚马逊、谷歌和 Facebook 等科技巨头，以刺激市场竞争。
2、右翼民粹主义：种族和文化裂痕成为主流叙事
右翼民粹主义则以种族和文化裂痕为主流叙事，主张抵制非法移民，反对少数族裔扶助 政策。右翼民粹主义例如把美国经济问题归结为国际竞争和移民，将经济矛头指向“外 国生产者”和“外国偷渡者”对美国利益的窃取，鼓吹贸易保护主义言论，采取了包括 退出 TPP、增加贸易保护措施、挑起中美贸易争端等一系列逆全球化措施。 两类民粹主义叙事形成两种“分裂方向”，仇外和仇富的叙事逻辑螺旋发酵。劳资关系 和种族矛盾作为话题被利用，形成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叙事，而产生的政治极化又使政 客为迎合民众激进情绪将经济矛盾归咎于“外国生产者”和“本国资本家”。2024 年， 随着 AI 时代来临、移民危机和中美斗争的演进，美国的内部裂痕或会更加严重。
1、“族裔政治”：有色人种代表性不足
白人认为有色人种威胁其主流地位，希望保留盎撒—新教文化的主体性。 当前以有色人种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即将迎来从少数到多数的分界点。尽管当前白人依 然占到美国总人口的 68%，但有色人种占比正快速上升。2013 年，白人新生儿仅占新生 儿总数的 49.6%，首次跌破五成；而非裔、拉丁裔、亚裔及混血人种等，这些曾经的少 数族裔新生儿则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代表了“多数”，占新生儿总数的 50.4%。据官方预测，到 2030 年，移民将取代新生儿，成为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到 2045 年左右，美国人口将由少数族裔占绝对多数，与此同时，白人人口预计将从 2020 年的 1.99 亿下降到 2060 年的 1.79 亿，成为唯一人口减少的族裔。
少数族裔认为其面临种种不公，希望以街头和网络抗争运动改变种族命运。 在美国学术界和政治界的科普下，有色族裔逐渐觉醒并发现美国：第一，有显著的经济 差距：非洲裔、拉美裔等少数族裔的平均收入和财富水平远低于白人，且在教育、就业、 住房等多个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第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少数族裔学生往往无法获 得与白人学生相同的教育机会和质量，从而导致了在学业成绩、高等教育入学率等方面 的差异。第三，居住隔离：少数族裔往往居住在资源匮乏、基础设施和治安水平落后的 社区，从而加剧了种族的经济和文化差异。第四，司法不公：近年来不少案例让少数族 裔意识到，在司法系统中，少数族裔更有可能遭受严厉的执法和判决。警察暴力等问题 在少数族裔社区尤为突出。 近 20 年尽管少数族裔占比逐年上升，但国会议员的种族代表性仍不足以匹配所对应的人 口基数。在 435 名第 118 届国会众议员中，白人占 74%，在众议院中占绝对主导地位， 远大于该种族在美国社会中 59%的占比。除非裔和印第安人在众议院所占比例接近于实 际人口比例外，拉丁裔和亚裔在众议院的议员人数比例远远低于这些族群的总人口比例。 众议员中，白人占 74%，在众议院中占绝对主导地位，远大于该种族在美国社会中 59%的 占比。除非裔和印第安人在众议院所占比例接近于实际人口比例外，拉丁裔和亚裔在众 议院的议员人数比例远远低于这些族群的总人口比例。
2、“宗教政治”：基督和犹太教占优势
尽管美国社会中非宗教信仰者的比例在增加，但国会中的基督徒比例仍然很高，这与美 国整体人口的宗教构成并不完全一致。自 2007 年以来，基督徒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从 78%下降到 63%，无宗教信仰者的比例也显著上升。但第 118 届国会中基督徒的比例仍高 达 88%，与 1970 年代末的 91%相比变化不大。此外，在国会的非基督教议员中，犹太教 占微弱多数。两党在宗教观点上的分歧，助推基督教民族主义在右翼政治中兴起。共和 党与民主党在宗教对美国公共生活影响的看法上存在显著差异。共和党人倾向于积极评 价教会和宗教组织，将其视为强化道德和团结人心的力量。而民主党人及无党派人士则 希望保持宗教与政治的分离，对宗教组织态度更为审慎。 基督徒，尤其是白人男性基督徒，在政治上占据不成比例的影响力，使基督教民族主义 比其他宗教观点更容易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表达，进而形成对其他宗教观点的“合法压 制”。当政治议程长期受到特定宗教群体认同和信仰的影响，被边缘化的宗教群体也转 而诉诸“身份政治”的力量，要求自身的权益和诉求得到足够的关注。保守派和自由派 在堕胎、LGBT 等问题上的态度日益对立，表明政治与宗教的深度交织，使得公共议题一 旦涉及文化价值，将更难寻求对话和妥协。
3、“老人政治”：议员分布逐渐老龄化
除种族代表性的矛盾外，国会议员的年龄分布呈“老龄化”态势，“老人政治”成为美 国政坛显著特征。例如，时年 81 岁的现任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两次在记者 会突然僵住；时年 83 岁的众议院前议长佩洛希依然参加 2024 众议员选举。 政治资源显著有利于资深议员，政治权力分配不公导致选民代表性鸿沟。多次竞选的经 历让年长的候选人在筹集资金方面更具有优势。随着专业人士和实干派越来越不愿意参 与政治，美国政局的交接正面临“老人政治”的窘境。“老人政治”最直接的影响，是 造成政治体系内部的上下流动不通畅，中青年政治力量发展空间受限，民主机制的新陈 代谢功能减退，老年政客们或将继续固守狭隘的民主价值观和保守的“美国优先”主义。
1、“攻击与谎言”取代“绅士和事实”
美国社会信任基石摇摇欲坠，选举制度和民主过程正在遭遇信任危机，政党刻意煽动支 持者以暴力对抗形式发泄政治不满。早在弗洛伊德案中，特朗普就将因黑人之死引发的 种族问题部分归咎于左翼政党的治理失策。2020 年的选举换届更是这一趋势的集中体 现。特朗普暗示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随后的弹劾投票也因参议院共和党多数站队本党 领袖而失败。2024 年，特朗普在竞选演讲时遇袭，右耳受伤后仍不忘向支持者发出“战 斗”的号召。这一事件迅速被政治化，左右两翼都将其渲染为对方策划的阴谋，进一 步加剧选民情绪敌对和政治不满。
2024 年拜登与特朗普的电视辩论中，增添了“候选人非发言时段，麦克风静音”的新规 则，旨在防止类似于 2020 年辩论中特朗普频繁打断拜登发言的情形重现。 尽管实施了这一规则，两人的辩论仍充满了“谎言与攻击”，且谎言主题往往紧扣选民 关心的议题，撒谎方式为夸大对方任期内的“失败”或夸大自己任期内的“成就”。特 朗普刻意夸大自己的减税、移民和经济政绩，扭曲民主党对堕胎权的支持等同于“支持 在怀孕晚期扼杀生命”，拜登则谎称特朗普造成了“经济崩溃”，并在介绍处方药改革 成效时使用错误数据。虽然特朗普在辩论中的不实陈述频率略高于拜登，但 两位候选人在电视辩论中普遍存在对事实的夸大或曲解。
2、“理念差异”退化为“否决政治”
以现在美国“割裂”的情况来看，无论是 2016 年的特朗普还是 2020 年的拜登，二者均 不是以获取“绝对民意”为基础而上台，因此另一党完全有机会、也有理由，以“反对 对方”为竞选技巧来吸引选民。但选举过程中的投机心理正逐渐侵蚀民主制度的核心价 值，将原本鼓励的“多元声音”扭曲为“否决政治”。具体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选举斗争愈发白热化，跨党派对话不受重视。 尽管大多数共和党人（77%）和民主党人（71%）坚信只有本党的候选人才能成为好总统， 但这种看法在独立选民中并不普遍，42%的独立选民认为拜登和特朗普都不会成为好总统。 这种分歧反映了一种潜在的“人格攻击”，即党内成员对候选人的无条件支持和反对， 而忽视对候选人资质和政治素养的客观评估。随着两党势力增强和“党内团结”的固化， 独立候选人的影响力式微，选举制度多样性和包容性受限。党派间的负面印象通过人格 攻击被放大，进一步加剧选民对立，使积极议政和跨党派交流愈发困难。 第二，意识形态决定了两党治国理念存在天然差异。 政治理念作为政策的浓缩概括，政策也作为政治理念的具体延续。具体来看，两党政治 属性不同，对内治理侧重不一，对外政策思路有别。在对内议题上，民主党作为左派改 革政党，关注平等和环境保护等 “进步主义”思潮；共和党作为右派保守党，更重视效 率和经济。 第三，选举纲领标签化，理性讨论蜕化为叙事政治。 多领域的政策对立已经背离了“求同存异”的制度初衷，蜕变为恶性的党派斗争，进一 步挤压跨党派合作的空间。通货膨胀问题作为美国选民最关心的话题，其形成原因和解 决思路本是科学和复杂的，然而为了选举，两党候选人都把经济问题民粹化。例如，哈 里斯把通胀归咎为“大企业哄抬物价”，向选民承诺实施“美国史上首个禁止哄抬食品 和日用品物价的联邦禁令”。特朗普则把通胀归咎为民主党 “拒绝传统能源”，认为只 要支持油气产业就可以解决通胀。
第四，“文化冲突”成为争取选票的关键策略，但同样降低了政策妥协的可能。两党均 将总统选举视作文化斗争的前线，候选人必须在文化议题上坚定立场，以迎合各自选民 的极端诉求。这种策略导致候选人为避免流失重要选票，而难以在关键议题上妥协，进 而造成政策上的巨大“割裂”。特朗普与拜登/哈里斯的支持者在控枪、种族和跨性别等 文化议题上分歧显著，限制了总统候选人在政策上的灵活性。
1、选区重划源自众议院席位再分配制度
众议员席位再分配每 10 年进行一次，名额按人口多寡重新统计后分配到各州。 各州会按等人口原则重新划分选区，分别选举众议员。由于众议院代表民众利益，那么 仅当每名议员都代表相同数量的选民时，选民手中的投票权才是等权重的，亦或是“人 人平等”的。而这也是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的主要原因： 宪法规定以人口统计作为美国众议院各州议员分配的依据，并规定每个州必须至少有一 名代表。从 1790 年至今，除 1920 年人口普查外，每次人口普查均进行席位再分配。 目前的 435 个众议院席位，均按等人口原则分到各州，各州再继续划分选区。选区的数 目即为该州得到的众议员席位数，且不同选区所包含的人口数量相等，该州的所有众议 员即由各个选区的选民分别投票选出。 美国统计局 2021 年公布了 2020 年人口普查后的各州众议员席位名额：相比 20 世纪 10 年代的众议院，德州多 2 席，北卡、佛州、俄勒冈、蒙大拿、科罗拉多州多 1 席，加州、 伊利诺伊、密歇根、俄亥俄、威斯康星、宾州、纽约州少 1 席。
一方以“田忌赛马”的方式使选区划分有利于己方的行为叫做不规则划分选区。 这种刻意的划分方法有时让选区边界变得崎岖古怪，历史上某次选区被画的如蜥蜴 （salamander）一般,因此在国内也被翻译作“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选区重 划的实质是以“田忌赛马”的策略尽可能赢取多数席位。 一般采取的策略有两种，分别为“打包”（Packing）和“分割”（Cracking）。 “打包”是将相同类型的选民尽量集中在一个选区中，以减少他们在其他选区的影响力； “分割”则涉及将特定类型的选民分散在许多选区中，以确保他们在任何一个特定选区 中都没有足够大的选举力量。两种策略相结合，通常导致一个政党（即负责选区重划的 政党）在大多数选区中以微弱优势获胜，而另一个政党只在极少数选区中以显著优势获 胜，从而使前者赢得多数席位。
2、选区重划的立法过程被两党精心针对
新的选区地图需要在每个立法机构中以法定多数票通过。选区重划在大多数州由州议会 掌控，并在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后进行。通常情况下，第一版选区划分方案由立法委 员会制定，这些委员会由立法领导层选定，并受他们监督。此外，通常情况下，这些法 案需要经过州长否决。 原本基于公平原则的席位再分配制度，反而成为两党竞选不公平的原因。选区重划的结 果关乎两党长期竞争力和选举基本盘，渐渐成为两党政治斗争的工具。历次选区重划均 牵动两党动员包括联邦最高法院、州长、众议员、国会领袖等各方的政治资源进行博弈。 选举人制度已经让“大部分的民意”无法通过正当途径表达。两党倾注大量资金进入州 议会、州长选举以及人口普查后的游说之中，以确保本党能控制绘制地图的过程 （gerrymandering）。绘图者对选举结果的作用有时并不亚于候选人，州议员的席位变 化，有时可以决定联邦众议院的席位归属 。 共和党借助“选区重划”占得上风，借新地图系统性提高了竞选实力。在 2010 年的选举 中，共和党在众议院中赢得了 63 个席位，掌控了 50 个州中的 29 个州长职位，同时在州 议会中获得了 690 个席位，创下自 1928 年选举以来最多的记录。这意味着共和党取得了 多数州的选区重划主导权，从而能够通过选区重划来“选择自己的选民”，不断稳固政 治势力。 相对应的，整体上“选区重划”系统性地削弱了民主党的竞选实力。在当前局势下，民 主党只有获得大约 56%-57%以上的普选票，才能赢得众议院的席位多数（简单多数下 435 席中的 218 席）。以 2018 年选举中的北卡罗来纳州为例：民主党在州众议院、参议院票 选中分别获得 51%和 50%的选票，却只赢得 46%和 42%的席位；在获得了 48%选票的州议 会票选中，民主党仅仅赢得了 13 个席位中的 3 个。
以 2023 年 Allen v Milligan 的真实案例为例。2020 年人口普查后，阿拉巴马制定了该 州七个席位的重新划分计划。随后选民提出质疑，认为该州刻意把黑人选民集中在一个 选区，以让其他选区可以集中非黑人选民。地方法院同意原告，命令该州绘制新地图， 共和党执政的阿拉巴马州选择上诉。2023 年 6 月 8 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 5 比 4 的投 票结果继续判该州败诉。
参议院选举制度的设计逻辑已经不符合当前美国国情。一方面，与众议院主张选民的代 表性不同，参议院主张各州的代表性：50 州无论大小均在参议院有两个席位——而这导 致了在参议院选举中，美国给予佛蒙特州 62 万 3 千人的权力，与德州的 3000 万人和加 州的 4000 万人一样多。美国国父们在设计参议院选举制度时，担心的是出现大州和小州 之间出现分裂，而当今美国没有大州和小州之间的政治极化，取而代之的是红州和蓝州 之间的政治极化。 当前，由于参议院议事规则更加强调参议员个人的权利，所以虽然参议院议员人数更少， 但建立固定议程却比众议院困难。在参议院，两党斗争围绕议程设置展开。
1、把议案作为不相关的修正案加入其他议案
由于参议院没有普遍恰当性或者相关性的规则，所以参议员能够将困在委员会中的农业 议案提取出来，作为不相关修正案放入正在审议的卫生议案中。托马斯 • 杰斐逊很早之 前就曾指出：“修正案的提出可以用来彻底改变议案的本质。”
2、利用规则把议案绕开委员会直接进入院会
参议员新提出议案或众议院刚送达参议院时的决议案通常会被安排进入具有相关管辖权 的委员会中。参议院议事规则第十四条规则指出，这些议案应当在安排委员会前在不同 立法工作日内对其题目进行二读。如果有参议员在一读时提出异议，并在第二天的二读 时有人再次提出异议，则该议案或决议案将自动被列入参议院事务日程表中，进入院会， 即实质上绕开了委员会的流程。
3、“冗长发言”实质改变了法案通过所需票数
冗长发言是指参议员为了达到拖延、修订甚至终结立法的目的进行持续的连续发言，这 种权利是参议院特有的。根据参议院规则，要终结冗长发言需要 60 票，显然这在参议院 中难以实现。这导致当今美国国会参议院集中的表现为，几乎所有议程都需要 60 票才有 可能通过。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的原则，然而近年来的美国政治“少数暴政”频发。 参议院的冗长发言就是典型的“少数派”希望否决“多数派”政策的政治案例。现在， 参议员有时会要求其政党的领导层不要给某些议案安排议程来阻碍该议案进入院会讨论。 而两党领导层仅仅通过威胁使用冗长发言（Filibuster），就可以实现阻止议案推进的 目的。要终结冗长发言需要 60 票，显然这在参议院中难以实现。
4、“弹劾”总统的投票变成政党间的斗争工具
美国的政治弹劾旨在纠正政治过失，其核心机制涉及两个关键机构：众议院和参议院 。 众议院拥有提出弹劾的专有权力，而参议院则承担审理并裁定弹劾结果的责任。理想状 态下，弹劾制度应超越党派纷争，保持客观独立。政治弹劾的有效性依赖于参议院的独 立性。 参议院作为“良识之府”，依托于其较长的任期和成员的定期改选，被认为更有可能实 现独立判断。为了确保其能在精英的专业判断下良好运作，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款还特 别规定“陪审团不得对弹劾案进行审理”，限制“民粹情绪”对弹劾审理的影响。 但在政治极化现实中，弹劾往往因党派利益难以发挥制衡作用。 美国弹劾制度在设计时未能预见到，对议员个人而言，政党利益往往会超越对宪法的责 任。州一级的选区划分使党内初选在国会选举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议员出于连任的压力 更倾向于通过党派内部的认可来推进自己的政治生涯。 在对特朗普的第一次弹劾中，为了保持党派团结，在参议院正式审理前，时任参议院多 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和当时的司法委员会主席的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公开表明不 会因任何证据而改变对总统的支持，并在审判时沿党派线路投票，阻止证人作证和引入 新证据。即使是在对特朗普“涉嫌组织国会山暴乱”的第二次弹劾中，在参议院也只有 7 名共和党人加入 50 名民主党人的队伍，支持以“煽动叛乱”的罪名认定特朗普有罪 （57 票对 43 票）。
1、美利坚信条的原则仍然被美国人高度认同
一方面，美国是“灯塔国”，美利坚信条成为美国政治认同和自信的来源。从争取“殖 民地平等”到推进“全球自由化”，美国独特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历程，使“美利坚信 条”成为一种大众哲学。此外，社会力量的自我克制倾向亦将进一步熨平政治周期性重 构造成的波动。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中提出，美国每隔六七十 年就周期性地经历一次政治信念的热潮，即“信条激情”，期间美国人将经历从道德主 义到犬儒主义，再到冷漠自满和自我欺骗的循环。这种“信条激情”延续至今，大多数 美国人仍坚信美国的“伟大”和“民主前景”，尤其是在 30 岁以上的中生代及共和党人 士中更为显著。
这种制度自信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对美国制度设计背后的民主原则的高度认同。美国民众相信诸如“参议院中大小州 的平衡、众议院的民主选举，以及独特的选举团制度”的制度安排，是从“反抗权威、 寻求分权平衡之道”的美国信条中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这种设计能够在分歧和冲突中 保持国家的稳定和团结。 二是基于美国光辉历史衍生出的对其制度修复力的积极评价。文化和种族的异质性产生 的极化力量被美国视为一种“创造性破坏”。历史上，南北内战让美国超越了狭隘的种 族观念，创生出“基于平等公民权的国家认同”。而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战争进一步拓 宽“公民”的内涵，让“生而平等，独立而不依附于族群、社区甚至家庭”的自由意志 成为美式民主的基因。 这种民族辉煌叙事的构建使美国人并不惧怕分歧和争吵，而更畏惧压制和沉默。美国记 者埃兹拉·克莱因评价美国的“政治极化”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解决方案。它是从 民权时代既有的社会自然现象，甚至是推动进步的必要力量。通过对“极化”的“正念 式认同”和对地方政治的重视，个人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和塑造自己的政治身份，进而围 绕所在社区展开更具体、更富建设性的讨论。
2、美国人对联邦政府和选举公平性信心低迷
而另一方面，民众对美国政治决策机制和公共机构的信心却持续低迷。相较于 2021 年， 2022 年对总统和最高法院的信任度下降最为严重，美国人对这两个机构表示非常信任或 比较信任的比例分别下降了 15%和 11%。即使最高法院随后宣布了涉及教育平权、大学贷 款减免，以及 LGBTQ+群体等多项重大裁决，而拜登公开反对，民众对它们的评价也未出 现显著回升。国会更是在所有机构中常年垫底，近两年甚至只获得个位数的正面评价。 政治信任的下降导致立法者难以进行有效的辩论和妥协，政治不信任和党派极化相互作 用加剧精英之间的分裂。此外，2023 年的民调数据呈现出鲜明的党派分化。共和党对最 高法院（28 分）更有信心，而民主党人对总统职位（39 分）的评价更积极 。现实情况表明，美国曾引以为豪的制度韧性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但公众 对“治理失能”的感知往往被政党之间的相互攻讦所掩盖。
1、选举规则的修宪在联邦层面难获任何共识
制度迷信体现为，美国人对“制度公平”的失望和对“美式民主”的自豪并行不悖。 美国国父们被日益神化，让美国人离建国之初的“国情”越远，反而越恐惧于修改建国 时期定下的政治制度。1992 年之前，美国曾颁布过 27 项宪法修正案。而在 1992 年之后， 美国通过联邦宪法修正案的数字是 0。但是如果从州的层面来看，美国各州经常修改甚 至重写其宪法。平均每个州都有过三部宪法，路易斯安那州有过 11 部。但在联邦的层面 上，美国似乎相信，政治制度就应该被冻结在历史里，原封不动。美国政治评论家 Ezra Klein 提到： “我怀疑我们真正的想法不是我们的政治制度表现如此出色以至于它无需 做出改变，而是我们的表现如此糟糕，以至于我们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它。”
美国在联邦层面对政治改革的极端保守，与其在州层面的多次改革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联邦修宪之所以比州更难，主要是因其修宪程序复杂且门槛较高。联邦宪法的修正 需要国会两院三分之二的议员提出，并且得到四分之三的州的批准。这一过程不仅耗时 耗力，而且难以达成广泛的共识。相比之下，许多州宪法的修宪程序更加灵活高效。由 于宪法修正案的提出和通过需要广泛的政治支持和两党的适当妥协，如果一个修正案不 能获得跨党派的支持，它的通过可能性将大大降低。因此，“修宪动议”在两党极化的 环境下更多被视为一种政治策略或象征性行动，而不是实际的法律改革手段。此外，美 国法律制度的政治化使社会矛盾缓和妥协的渠道进一步萎缩，党派对立、府会僵持、州 际分裂成为常态，强调中间立场和妥协色彩的方案更难落地。 美国宪法修正案可以由众议院和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票提出，也可以由制宪会议提出， 制宪会议则需由三分之二的州立法机构召集。鉴于共和党人控制着众议院和大多数州立 法机构，这一障碍难以克服。即使修宪会议成功召开，修正案也需要得到四分之三的州 立法机构的批准才能生效，而民主党只控制了 41%的州议会。党派政治力量的失衡将使 两党在下一轮选举中对关键议席的争夺更加激烈，选举或从反映民主意志的代表机制异 化为政党夺权的工具。
民众的制度迷信和两党对制度性权力的争夺共同导致任何政治制度改革都寸步难行。任 何民主党尝试的制度修正都会被共和党反对，因为会被认为民主党发起的方案对共和党 不公平，而反之亦然。这里看到的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循环往复，它破坏了美国政治体系 赖以成立的基本合法性。权力争夺已经成为了“修改制度”的核心目的，进而导致不以 权力争夺为目标的制度修改都会面临“否决政治”。 David Faris 就在在《It's Time for Democrats to Fight Dirty》中给民主党提出建 议，包括：通过增加大法官人数来组成最高法院，以对抗保守派占多数的局面（当前保 守派：进步派——6:3）；将加利福尼亚州重新拆分为七个州，以便增加至少十几个新的 民主党参议员。（加州在参议院代表性不足）；赋予华盛顿特区（DC）和波多黎各 （Puerto Rico）“州”的地位（波多黎各以有色人种为主要族群）。民主党可以用来获 取更多权力的“剧本”有很多，且不必改变宪法；美国的众议院选举由多数选举制改成 比例代表制，并将总的议员人数增加到 870 人。 比例代表制不仅增加部分民主党的选举权利，也同样有利于部分共和党人：美国新英格 兰地区的共和党支持者占 35%，而其选票的代表性几乎为零，赢者通吃的多数选举制规 则下，全部票归民主党，而比例代表制也会赋予第三党派更大的政治参与度。
2、司法机构的政治化让分权制衡事实上失灵
司法独立受“党派利益”侵蚀，总统权力空间再度扩张。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架构下，联 邦最高法院拥有违宪审查和司法监督的权力，确保民主制度具备自我纠偏的能力。但随 着联邦最高法院在人员构成上的“政党化”，其进行“独立判决”的权威性正饱受质疑。 在审理特朗普豁免权一案时，外界本预期最高法院会在大选周期谨慎应对，在裁决意见 上保持基本共识。最终大法官却以 6（保守派）比 3（自由派）的结果裁定特朗普具备部 分豁免权，其中有 3 位保守派法官是特朗普在任期提名。 该案被特朗普视为“重大胜利”，其律师利用最高法院认定的“前总统在职期间的公务 行为，可享有免于被刑诉的豁免权”推迟业已定罪的封口费案的量刑听证会，其他两起 案件预计也将进入漫长的预审周期。此外，最高法院还对案件范围和证据种 类做出限制，使后续诉讼和审理将面临更多挑战。当法院多数法官属于同一党派时，法 律即沦为政治的延伸。
3、“二元政治理想”重心渐向州和地方倾斜
制度内生缺陷致使“邦弱州强”，“二元政治理想”的重心逐渐向州倾斜。 对于分歧较大的议题，两党在联邦层面的合作空间被不断压缩，转而倾向于在所控州推 进立场相对的政策和法规，使美国公共治理的区域异质性逐渐凸显。 以堕胎立法为例，最高法院将堕胎决定权发还各州，特朗普也承诺再次当选后将堕胎选 择权交由各州人民。这客观上削弱了联邦治理的权威，而美国社会今后在堕胎问题上也 将面临空前的立法分裂和司法运作的模糊. 例如，关于禁堕胎州是否可以禁止民众通过互联网获取堕胎信息的问题，在过去可以援 引宪法第一修正案主张“政府不得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但在“罗伊案”先例被推翻 的情况下，部分地区在线获取堕胎信息可能面临潜在的诉讼风险。联邦在隐私、堕胎等 人权问题上多次尝试推进统一立法，却因宪法规定和政治分歧屡屡受阻。 与此同时，各州由于宪法赋予的法律灵活性，能够在这些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 推动民生福利改革的真正力量。2023 年调研数据显示，只有 22%的美国成年人对联邦政 府有好感，与 2022 年相比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而 50%的成年人对州政府的 印象较好，61%的成年人对当地政府给予积极评价。
1、总统选情：哈里斯与特朗普的全国民调差距不明显
总统选举方面，哈里斯确实轻微领先民调，但更重要的是，当前摇摆州选情仍不明朗。 全国民调方面，哈里斯维持了增长势头，实现略微反超。过去三周，哈里斯成功地利用 并维持了增长势头，甚至在某些摇摆州建立了“稳定的”优势。8 月 11 日，哈里斯在 RCP 的全国平均民调中取得了 0.4%的优势。在博彩网站上，哈里斯维持并扩大了领先势 头，哈里斯现在的获胜概率为 52.4%，领先于特朗普的 46.1%。相较于拜登之前的大幅落 后，哈里斯的“成功逆转”源于在摇摆州获得的优势。 摇摆州方面，民主党副总统选拔牵动“锈带”摇摆州选情。哈里斯任命沃尔兹为副总统 候选人显示出美国政治的典型特点——即正副总统候选人在背景和政见上互补，特别照 顾并聚焦关键摇摆州中关键选民的政策偏好。沃尔兹的白人、男性、“老爹”身份是对 哈里斯黑人、女性、“检察官”身份的有力补充，并且可以有效削弱万斯在“锈带”摇 摆州对传统选民的吸引力。 虽然特朗普在所有摇摆州中仍占据领先地位，但 “锈带”优势已随沃尔兹提名被“蚕 食”。RCP 数据显示，特朗普在摇摆州仅以 47.7%的支持率轻微领先哈里斯的 46.8%。根 据 Redfield & Wilton Strategies，截至 8 月 3 日，特朗普在五个摇摆州领先哈里斯 1 至 6 个百分点，而特朗普和哈里斯在内华达州（各 40%）和威斯康星州（各 43%）并列。 哈里斯在明尼苏达州领先特朗普 5 个百分点（46%对 41%），在新墨西哥州领先 7 个百分 点（44%对 37%），在亚利桑那州领先特朗普 1 个百分点（44%对 43%）。
密歇根州是此前特朗普和拜登选情最接近的州，但当前哈里斯民调领先于特朗普 (2%)。 2016 年一度“翻红”的密歇根州，在女性参政意愿上升、沃尔兹对保守选民的吸引以及 阿拉伯裔美国人反战情绪等三重因素的作用下，有望成为哈里斯等民主党人坚实的“蓝 墙支柱”。 在宾夕法尼亚州，当前特朗普仍取得 0.2%的领先，而在威斯康辛州，哈里斯取得 1%的优 势。宾州出身的拜登曾被民主党视为争取该州蓝领选民的希望，而理论上哈里斯作为少 数族裔、女性以及加州自由派出身的候选人形象，在与特朗普竞争时处于劣势地位。但 沃尔兹的中西部“老爹”身份与独特的与基层选民沟通方式可起到补充作用以吸引保守 选民。
2、国会选情：共和党或夺回参议院，众议院难分难解
参议院选情利于共和党，民主党在红州难以坚守而共和党仅需翻转部分议席。 2024 年参议院有 34 个席位面临改选，其中民主党占 20 个，共和党占 11 个，独立人士 占 3 个。共和党只需翻转 2 个席位即可重新控制参议院（118 届国会民主党 51vs 共和党 49），而民主党在部分“深红”州却难以继续坚守。 具体来看，西弗吉尼亚州、蒙大拿州两大红州发生席位翻转的可能最大，其中泰斯特在 高度保守的蒙大拿州或因哈里斯的加州自由派出身遭受共和党人攻击。而俄亥俄州、内 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以及威斯康星州几个关键摇摆州将成为 两党后续竞选的重要战场。 此外，在传统蓝州马里兰州，布鲁克斯有望利用其作为黑人女性的独特身份，吸引新的 选民群体。而在德克萨斯州，奥尔雷德凭借筹款优势和与对手相近的民调支持率，仍保 有挑战该州议席的希望。
众议院共和党继续沿用“选区重划”策略稀释民主党支持者选票。2024 年众议院有 435 个席位面临改选，但民主党仍需克服共和党的“选区重划”带来的挑战。 以南卡罗来纳州为例，最高法院以 6-3 票数裁定共和党在重新划分南卡罗来纳州沿海第 一国会选区时没有歧视黑人选民。新地图不仅增加了白人选民的比例，还减少了黑人选 民的比例，将 30,000 名原本在第一国会选区的黑人选民转移至长期由民主党人吉姆·克 莱伯恩占据优势的第六国会选区。 共和党通过稀释黑人选民的政治权力，进一步扩大共和党在众议院的竞选优势，而在最 高法院保守派占优的情形下该趋势预计仍会延续。 具体来看，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缅因州、密歇根州、北卡罗来纳州、纽约州和 宾夕法尼亚州的七个关键选区将成为转折点。一是在摇摆选区的连任挑战，共和党人施 韦克特和民主党人戈尔登均需在两个摇摆州竞选连任。二是对关键空缺席位的争夺，两 党将在加利福尼亚州第 47 选区和密歇根州第 7 选区就空缺议席发起猛烈攻势。三是选区 重划引发的竞争，北卡罗来纳州第 1 选区在重划后倾向共和党，纽约州第 17 选区则倾向 于民主党，民主党人戴维斯和共和党人劳勒均需在各自党派不利的地区为连任而战。此 外，民主党人卡特赖特也将在政治倾向偏右的宾州第 8 选区争取连任。
3、选举策略：双方聚焦在关键摇摆州的关键选民群体
3.1 摇摆州的地理特征
摇摆州主要指近年来在大选和州选举中经常选出过来自不同政党的候选人，或在最近一 次的总统大选中两党得票率之差小于 3 个百分点的州。当前摇摆州的政治格局自 20 世纪 60 年代完成政治重组后至今没有发生过根本性改变。当前，较为明确的摇摆州有 7 个， 包括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密歇根州、内华达州、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州、威 斯康星州。而出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美国目前大部分州的政党倾向鲜明 且稳定，在总统大选中会支持哪个政党基本没有悬念。 北方的“锈带州” 和南方“阳光带”作为摇摆州，继续左右大选结果。“锈带州” 主 要指北部的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州等。 “锈带州”自 1980 年代以来陷入去工业化困局。2024 年，争取当地蓝领选民是候选人的首要任务，电 动汽车制裁就被视作其中一项内容。同时阿拉伯裔美国人和穆斯林选民也是赢下密歇根 州的关键，在此方面民主党略占优势。“阳光带”主要指横向分布的美国南部州，包括 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等。本次大选 “阳光带”主要面对人口结构的年轻化趋势，年轻 人口的选举逻辑更重社会议题而轻经济议题，特朗普即试图反对 TikTok 法案以讨好年轻 选民。
2020 年与 2016 年相比，就是 7 个摇摆州中的 5 个(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密歇根州、 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州)从支持共和党转为支持民主党，导致拜登获胜。两党在这七个 摇摆州因地制宜的选举策略至关重要。对于特朗普，通向白宫最直接的道路则是在保住 红州和浅红州的前提下，夺回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和威斯康星州。在 2020 年大选中， 拜登在这 3 个州得到的票数仅比特朗普多出 4.29 万张。对哈马斯来说，守住宾夕法尼亚 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原来的“蓝墙”是决定其是否能够胜选的最重要的 3 个州。
3.2 摇摆州的选民特征
在所有摇摆州中，更多的选民在涉及经济、通货膨胀、移民、警务和犯罪以及国防问题 上更信任特朗普，而哈里斯在医疗保健、堕胎、选举诚信和环境方面更受信任。10 个摇 摆州中有 8 个州的选民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更信任特朗普；除了新墨西哥州之外，选民 在以色列 - 巴勒斯坦战争中更信任特朗普；10 个州中有 7 个州的选民在法治问题上更 信任哈里斯。摇摆州选民在关键议题上的信任程度将影响双方在将来的竞选策略与特定 问题的立场倾向。 第一，摇摆州选民最重视的因素是经济。美国近几年来通货膨胀，而且贷款利率居高不 下，增加了居民购房成本，很多人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因此相当负面，认为美国经济处于 衰退之中。民主党将其归因于宣传不到位，一段时间内曾大力宣扬“拜登经济学”对美 国经济的积极促进作用，但效果似乎有限。民调普遍显示，选民认为特朗普较拜登更会 处理经济问题。
第二,意识形态分歧也是投票的重要动因。在 2024 年大选中，美国目前争议较大的意识 形态和公共政策问题是被称作“边界危机”的移民问题。从美国南部邻国墨西哥进入美 国寻求庇护或非法移民的人数激增，使接壤墨西哥的边境州不堪重负。纽约、芝加哥、 旧金山等民主党控制的城市也怨声载道。特朗普在 2016 年就利用移民问题大做文章，面 对来自各方的压力，民主党同意做出让步。
3.3 摇摆州的竞选策略
政党政治的极化使得红州、蓝州进一步固化，而放大了摇摆州价值。目前，共和党“红 墙”分布在中央，而民主党“蓝带”分布在东西两侧。在红州和蓝州中，选民的党派忠 诚度极高，使得选举结果往往能够提前预测，而在摇摆州相对难以预料。随着红州和蓝 州的政治立场日益固化，摇摆州的选民价值被极大放大。选举人团“赢者通吃”，几乎 使得只要赢得摇摆州就能赢下美国大选。两党需要 270 张选举人票以赢得选举，当前摇 摆州虽然只有 8 个，选票却有 104 张。在红州、蓝州固化的情况下，这一方面意味着两 党都无法单单依靠固有阵营赢得总统选举，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只要一方能够赢下摇摆州， 就几乎肯定能够入主白宫，突出了摇摆州的重要性。 一方面，哈里斯接棒拜登可以发挥多元身份优势，追赶特朗普在摇摆州的领先地位。 根据 CNN 的最新调查，哈里斯在吸引年轻、女性和黑人等关键选民群体方面表现均优于 拜登。而展望后续，哈里斯仍需在竞选活动中取得进展，才能将短期优势锁定并扩大， 所以哈里斯的竞选伙伴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另一方面，哈里斯仍需要借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吸引摇摆州，以弥补短板。 与特朗普选择对其催票并无助益的万斯不同，哈里斯的副手选择需要能充分弥补其政治 身份的短板。宾州州长乔什•夏皮罗因在该州农村地区的突出政绩及其白人男性身份，有 望与哈里斯优势互补，助其拿下宾州的 19 张选举人票。但夏皮罗与哈里斯丈夫均为犹太 裔背景，如果哈里斯延续拜登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则易会引起穆斯林族裔和反战群体 的强烈反弹，因此最终选择了明尼苏达州的沃尔兹。
4、风险前瞻：选前“意外事件”和选后“民主危机”
4.1 选前“意外事件”或反而左右大选结果
一方面，民众因政治极化而变得在观点上更脆弱，体现为对“意外事件”的敏感性上升 而对“政策偏好”的稳定性下降。 2016 年大选前数天，联邦调查局重启对希拉里“邮件门”的调查，该事件被认为是希拉 里在全国民调领先 3%的情况下败于特朗普的主要原因。 从现在起到正式大选的时间内， 更脆弱的选民或让突发舆论等临时因素主导选举，两党候选人的细分政策对选情的影响 将被压缩。本届美国大选显示哈里斯与特朗普的差距并不明显，后续任何意外事件，如 国内政治事件、两党候选人的政策异动与出格言论、地缘政治的突发变化，都可能引发 蝴蝶效应，从而让此前的民调失去指引意义。特别是当前哈里斯和特朗普在内华达州、 亚利桑那州、威斯康辛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民调差距不到 1%，任何“意外事件”都有可能 对选民心态产生影响，改变关键摇摆州的偏向，从而左右大选结果。
4.2 选后如有“民主危机”也牵动美国政治
另一方面，民众因政治极化而变得在观点上更极端，对大选的合法性质疑或开启美国的 “民主危机”。 2020 年是特朗普及其拥趸首次质疑大选合法性的总统大选，特别在佐治亚州，这一自克 林顿之后的长期红州在 2020 大选最后时刻变蓝，并且最终结果仅差 0.3%。特朗普对佐 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密歇根州及威斯康辛州计票提出质疑，并要求重新计票，但并未 影响大选结果。随后，特朗普称不接受 2020 年大选结果。在 2021 年 1 月 6 日，特朗普 拥趸聚集在美国国会山爆发大规模骚乱，这一天也被外界称为美国“民主的悲剧”。后 续调查明确显示 2020 美国大选计票方式存在大量漏洞，对大选的合法性提出严峻挑战。 在亚利桑那州，在“网络忍者”公司审计结果中，从旧地址进行邮寄的选票高达 23,344 张，且存在 10,342 张重复投票，而拜登最终仅以 10,457 票数领先。在宾夕法尼亚州， 根据州务院的数据，票数比选民人数多出 121,240 张。在佐治亚州，人口最多的富尔顿 郡缺少 11 月大选前 38 个投票箱中存放的数百份选票转移记录，且大量选票图像被销 毁。在威斯康辛州，大量选票通过投递选票箱进行并被计入，而这一行为在州法律中是 违法的。在密歇根州，州务卿办公室数据显示，即使合格选民人数最多时，也仅为 5,511,303 人，仍比 5,579,317 张计入选票少 68,014。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