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科技型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聚焦硬科技发展，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新质生产力在近期重大会议及政策文件中被反复提及，新质生产力建设已经成为当下及今后一段时间内产业政策主线，而科技型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聚焦硬科技发展，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重要动力，政策端不断释放积极信号，呵护有力，预计未来科技板块将继续获得政策倾斜和支持，增强盈利的可持续性，并可能重塑科技股的估值。 在中美两国的科技股对比中，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差异和趋势。美国的科技股，尤其是大型科技股，在市值和全球影响力方面占据领先地位，而中国的科技股则在追赶之中。随着中国在全球科技产业链中的地位提升，中国科技股的中长期回报潜力正在增加，正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和投资吸引力。
1.1 美国科技股的样本选择
美国纳斯达克指数虽然能代表美国的科技股指数，但实际上其成分股中仍然包含有非科技股标的。以纳斯达克 100 为例，该指数是由100 只最大的纳斯达克市场上市的非金融公司组成，截至 2024 年 8 月末，该指数成份股总市值中有超7成在科技股成色最高的信息技术行业，但仍存在少量非科技股，比如可选消费行业里的星巴克（STARBUCKS）、万豪国际(MARRIOTTINTL)，同时该指数包含的日常消费、能源、公用事业、房地产等行业中科技股比例也都非常低。因此有必要重新筛选一批美股科技股标的，作为美国科技股的代表。 从美国全市场来看，以 SPX 指数为例，截至 2024 年8 月末，其成份股中信息技术行业的总市值占比为 38%，可选消费和医疗保健行业的总市值占比均超过10%，这3 个行业的总市值占比之和高达 62%，同时美国市值最大的科技股都是在这个行业，比如苹果、微软、英伟达、谷歌、脸书属于信息技术行业，亚马逊、特斯拉属于可选消费行业，礼来属于医疗保健行业。因此我们可以在SPX 的这3个行业中筛选美股科技股。考虑到中国 A 股市场的市值最大的科技股宁德时代属于工业行业，因此我们将美国科技股的筛选锁定在信息技术、可选消费、医疗保健和工业行业。
在 SPX 指数成份股中，我们选择市值最大的 100 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样本公司总市值占比 56.3%。研究样本股中，信息技术、可选消费、医疗保健和工业行业的市值占比分别为 65.8%、11.3%、16.9%、6.1%，其中，医疗保健行业中的科技股占比较高，因此其科技股市值占比明显高于可选消费。
1.2 中国科技股的样本选择
中国的创业板指数或者科创板指数虽然科技股成色高，但跟纳斯达克100指数类似，也包含有非科技股。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市值较大的科技股并没有在创业板或科创板指数中，比如比亚迪、立讯精密、海康威视等。本报告参照前文美国科技股的筛选方法，从中国中证A500 指数中的信息技术、可选消费、医疗保健和工业行业板块中，选取总市值最大的100 家科技股作为研究样本，其中，100 家科技股市值占比为 19.3%。在这100 家中国科技股中，信息技术、可选消费、医疗保健和工业行业的市值占比分别为47.3%、9.2%、18.2%、25.3%。对比美国科技股，我们发现中国科技股中信息技术行业的市值占比显著低于美国，而工业行业的市值占比则显著高于美国。在可选消费和医疗保健行业方面，中美两国科技股的市值占比则相对接近。
考虑到中证 A500 成份股中部分企业的股本并非都在中国A 股市场，比如中国移动和中国海油的 A 股市值占比分别仅为 4.2%和 6.3%，我们统计A 股市值的情况，结果显示，上述 100 家中国科技股的 A 股市值占比为21.6%，略大于总市值占比的19.3%。这 100 家中国科技股的信息技术、可选消费、医疗保健和工业行业的A股市值占比分别为 47.2%、6.7%、19.2%、27.0%，与总市值占比的结论相差不大。因此中国科技股的上述市场结构的相关结论不变。
1.3 中美科技股盈利能力的现状比较
截至 2024 年 8 月末，SPX 成份股最近 1 年的整体 ROE 为18.2%，其中前100家市值最大的美国科技股的整体 ROE 为 25.8%，明显高于其他成份股的整体ROE。而中国中证 A500 成份股最近 1 年的整体 ROE 为 9.7%，其中100 家市值最大的中国科技股的整体 ROE 为 10.3%，略高于其他成份股的整体ROE（9.6%）。采用 A 股股本加权来计算 ROE，结论与总股本加权的算法差异很小，不影响结论。从中美 ROE 的比较来看，SPX 成份股的整体 ROE 比中证A500 高出8.5 个百分点，其中美国前 100 家市值最大的科技股 ROE 比中国高出15.5 个百分点，其他股的ROE 则比中国高出 5.3 个百分点。可见，美国大型科技股的盈利能力要远高于中国科技股。 从平均 ROE 1来看，结论也是一致的，相比于其他股，中美科技股ROE 的差距明显更大。SPX 成份股的平均 ROE 比中证 A500 高出 8.4 个百分点，其中美国前100家市值最大的科技股 ROE 比中国高出 11.1 个百分点，其他股的ROE 则比中国高出7.6 个百分点。 再来看看 ROE 的组成部分净利润和净资产在科技股和其他股的分布情况。美国前100 家市值最大的科技股的净利润占 SPX 成份股净利润总和的42.6%，净资产则占到 30.1%，而中国前 100 家市值最大的科技股的净利润占比仅8.6%，净资产占比也仅 9.0%。即使采用 A 股股本加权的方法来计算，中国科技股的净利润和净资产占比分别也只有 10.0%和 9.1%，远低于美国科技股。
综上，从目前中美科技股的现状对比来看，相对于其他股盈利能力之间的差距，中国大型科技股盈利能力与美国大型科技股的差距要更加明显。美国大型科技股的盈利和净资产规模在 SPX 成份股的占比已经高达3-4 成，而中国大型科技股的盈利和净资产规模在中证 A500 成分股的占比还不足1 成，远低于美国科技股。究其原因，美国科技型多处于成熟期，公司成立年限较长，平均成立年限为51年，美国科技公司大都经历了上一轮科技革命的洗礼，并且在此过程中构筑形成了护城河，这些公司拥有稳定的存量资产和持续盈利的能力，并且重视创新的增量，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推动企业持续转型和升级，从而保持其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相比之下，中国科技公司平均成立年限仅为24 年，许多企业正处于成长早期阶段，正经历行业的持续出清，企业整体盈利能力不及成熟期企业。此外，美国产业政策的引领作用也不容忽视，拜登政府自上台以来，明确提出“现代产业战略”，重点扶植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较强的关键产业，并制定相关法案加大对关键产业的政府投资和补贴力度，科技型企业融资渠道畅通多元，有效支持科技型企业度过初创期和成长期。与此同时，拜登政府注重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与企业建立了高效的沟通交流机制，产业政策精准而高效。展望未来，在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在产业政策的持续呵护下，随着中国科技企业的持续创新和市场竞争力的增强，预期其 ROE 水平将逐步提升，中美科技股之间差距将逐渐缩小。
2.1 美国科技股盈利能力的历史分析
考虑到美股各个股票有不同的财年，这里采用截至每年3 月末公布的最近4个季度的财报数据来计算上一年股票的盈利能力。以上述100 家大型科技股截至2024年 3 月末公布的财报数据为例，有 80 家报告截止日期为2023 年12 月，有2家为2023 年 10 月，5 家为 2023 年 11 月，其余 13 家为2024 年1 月。因此采用截至2024 年 3 月末公布的财报数据来计算 2023 年的盈利情况的偏差很小。从最近 10 年各年的 ROE 来看，美国大型科技股也是远高于其他股的，平均比其他股的 ROE 高出 10.1 个百分点。美国大型科技股与其他股ROE 差距最小（大）是2017（2020）年，相差 3.4（15.1）个百分点。
美国大型科技股 ROE 没有明显的随时间单调变化的趋势，主要是2014-2017年这前 4 年的平均 ROE（19.3%）要明显小于 2018-2023 年者后6 年的平均ROE（25.2%）。这与美国减税政策有关。其他股 ROE 的变化也是类似规律，2014-2019年这前6年的平均 ROE 为 12.3%，小于 2021-2023 年之后 3 年15.7%的平均ROE，2020年则是受疫情影响，ROE 低至 6.9%。 美国大型科技股与其他股的 ROE 差距也没有明显趋势变化，2018-2021 这4年差距最大的是，平均为 12.8 个百分点。最近 2 年（2022-2023）的ROE 差距平均为9.7 个百分点，仅略高于 2014-2016 年这 3 年平均8.9 个百分点的ROE 差距。最近 10 年，美国大型科技股的净利润和净资产占比基本维持稳定。净资产占比平均为 25.2%，2018 年净资产占比最低，为 23.0%，随后逐年增加至29.4%，每年提升幅度不大。净利润占比除 2020 年高达 51.8%外，其他各年也都较为稳定，平均为 36.5%，最近 3 年也存在逐年略增的趋势。
从净利润和净资产的可比 2累计对数增长率来看，美国科技股的净资产是稳步增长的，2023 年的对数净资产相对于 2014 年增长了 62.1%，而净利润的增长波动性相对较大，但同期对数净利润增长了 85.1%，高于对数净资产的增长。
当期净利润和净资产的累计对数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反映了当期ROE 相对于期初ROE 的增长变化。2017 年净利润的累计对数增长率为-12.3%，相对于当期净资产10.4%的累计对数增长率下跌明显，因此 2017 年的ROE 相对于期初2014年的ROE有明显下降。同样的，2021 年净利润的累计对数增长率为82.6%，虽然略低于2023年的 85.1%，但 2023 年净资产的累计对数增长率为62.1%，明显高于2021年的44.4%，因此 2021 年的 ROE 是最高的。 其他股的净资产也是稳步增长的，2023 年的累计对数增长率为29.0%，但远低于科技股（62.1%）。其他股净利润的增长波动性更大，2020 年受疫情影响，累计对数收益率由前 1 年的 30.8%下降至-32.4%，而同期科技股的净利润是增长的。2017 年，其他股净利润的累计对数增长率超过了科技股，这也是其ROE 与科技股的差距最小的一年。净利润和净资产的累计对数增长率之间的差距最大发生在2021 年，这也是其他股 2017 年 ROE 最高的原因。
2.2 中国科技股盈利能力的历史分析
中国科技股盈利能力稳步提升，2014 年至今，中国科技股平均ROE 与其他股平均ROE，分别为 10.5%和 11.1%，两者之间差距较小。其中2014 年科技股的ROE为9.3%，低于同期其他股 ROE，此后科技股 ROE 稳步增长。自2020 年起，科技股的ROE 实现了对其他股 ROE 的反超，2023 年，科技股的ROE 提升至11.9%，较同期其他行业股票高出 2.1 个百分点，科技股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科技股与其他股的 ROE 差距呈现出随时间递增的趋势。在2014至 2018 年的前五年中，科技股的平均 ROE 比其他类型股票低2.7 个百分点。然而，在近五年（2019-2023）中，科技股的平均 ROE 反超其他类型股票1.3 个百分点。特别是在近三年（2021-2023），科技股的平均 ROE 达到12.6%，创下了近十年来的历史新高，比其他类型股票的平均 ROE 高出 2.2 个百分点。在过去十年中，科技股的净利润和净资产占比也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2014年，科技股的净利润和净资产占比较低，分别为 2.9%和4.1%。然而，到了2023年，这些比例已显著提升至 9.7%和 8.1%，分别增长了 6.9 个百分点和4.0 个百分点。随着技术创新的不断推进，预计科技型企业市场竞争力将逐渐增强，持续在盈利能力和市场影响力方面保持领先地位。
中国科技股净资产及净利润稳健增长，截至 2023 年，科技股的对数净资产增长率达到了 150.8%，显示出资产规模的显著扩大；而净利润的增长轨迹则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2018 年，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美国单方面脱钩断链，对科技股的盈利能力造成一定程度负面冲击，对数净利润同比下降，随后快速恢复。但是，自 2021 年起，科技股净利润增速开始逐步放缓，其中2021 年净利润增速为40.5%，而 2022 和 2023 年仅为 21.6%和 1.6%。
2015-2018 年净利润的累计对数增长率与净资产相差不大，因此这几年ROE相对于期初变化不大。2019-2022 年，净利润的增长率明显高于净资产，因此这几年的 ROE 的提升较为明显。不过 2023 年净利润的增长率开始低于净资产，ROE出现同比下降的迹象。 其他股的净资产也是稳步增长的，2023 年的累计对数增长率为92.9%，但远低于科技股（150.8%）。其他股净利润增长的波动性相对于科技股来说较小，最低和最高对数增长率分别为-1.7%和 19.8%，而科技股的分别为-11.6%和56.9%。与科技股类似，近些年净利润的增长明显放缓，2021 年为19.8%，而2022 和2023年仅为 4.4%和-1.6%。 其他股净利润的累计对数增长率长期低于净资产，因此各年的ROE 都低于期初2014 年。虽然净利润在 2017 年和 2021 年的增长率高于净资产，但这2年的ROE也仅是略微回升。近些年净资产的对数增长率虽然有所下降，但净利润的增长下降更为明显，导致近些年 ROE 存在缓慢下跌的趋势。
2.3 中美科技板块盈利分化原因
阐述综上，本报告基于目前（截至 2024 年 8 月）美国SPX 和中证A500 指数成分股，各选出 100 家市值最大的科技股进行盈利能力的比较，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本报告筛选科技股，将行业设定在信息技术、可选消费、医疗保健和工业中。截至 2024 年 8 月，美国市值最大的前 100 家科技股，总市值占SPX 成分股总市值的 56.3%。上述 4 个行业的市值占比分别为 65.8%、11.3%、16.9%、6.1%，医疗保健行业占比明显高于可选消费。而中国市值最大的前100 家科技股，总市值占中证 A500 成分股总市值的 19.3%，远低于美国科技股。上述4 个行业的市值占比分别为 47.3%、9.2%、18.2%、25.3%，信息技术行业的市值占比明显低于美国，但工业行业的市值占比则明显高于美国。 第二，截至 2024 年 8 月，SPX 指数中科技股的整体ROE 显著高于其他成份股ROE。相比之下，中国科技股的整体 ROE 为 10.3%，仅略高于其他成份股9.6%的平均ROE。同时在净利润和净资产规模方面，中美科技股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美国科技股净利润及净资产占据总体的 30%-40%，而中国科技股净利润和净资产占比则不足 10% 第三，从最近 10 年的变化来看，美国科技股的 ROE 以及科技股与其他股的ROE差距都没有明显地随时间单调变化的趋势，只是受美国减税政策影响，科技股最近 6 年的平均 ROE 要明显高于前 4 年。而中国科技股的ROE 存在一定程度的增长趋势，最近 5 年的 ROE 相较于前 5 年有所提升。在与其他股的ROE 差距方面，这种随时间递增的趋势更为明显，期初科技股 ROE 比其他股低4.2 个百分点，随后ROE 差距逐渐缩小，近些年更是实现了反超，截至2023 年科技股ROE 高出其他股2.1 个百分点。 第四，最近 10 年，美国科技股的净利润和净资产的规模占比基本维持稳定，仅2020 年受疫情影响，其他股的盈利相对于科技股大幅下降，导致科技股净利润占比明显高于其他年份。而中国科技股的净利润和净资产规模占比存在着明显的增长趋势，从期初 2014 年的 2.9%和 4.1%的占比提升至期末2023 年的9.7%和8.1%。第五，2014-2023 年，美国科技股净利润和净资产的对数增长率分别为85.1%、62.1%，而中国科技股则为 171.5%和 150.8%。虽然中国科技股的净利润增长远高于美国，但中美科技股净利润和净资产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太大变化，因此这些年中国科技股 ROE 与美国的差距并没有缩小，期初和期末中美科技股ROE分别相差 11.5 和 13.3 个百分点。仅 2017 年中美科技股ROE 差距出现了明显的缩小，为 5.9 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科技股净利润的累计增长转负所致。
3.1 海外产业政策看科技股盈利提振
美国科技型企业的发展得益于其科技战略规划和产业政策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球科技竞争格局的重要转折点，美国借此机会逐步确立了其在全球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二战后，美国政府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其产业政策，产业政策的核心从最初以国家安全为主导的基础研究，到后来的产业创新与技术传播，再到应对社会挑战和人才培养，产业政策的落脚点也逐步从巩固国防，向促进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转变，美国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法案，逐步构建起一个以创新政策为核心的产业政策体系。这一时期，产业政策的推出遵循“小政府、大市场”理念，产业政策多以支持服务性的政策为主，官方部门直接干预相对较少。
2008 年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产业发展战略，美国产业政策也就此发生转向，此后美国研发投入和研发强度在政府的支持之下屡创新高，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在全球的科技创新引领地位。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美国经济发展长期脱实向虚，产业空心化导致美国陷入高失业率和经济衰退的双重窘境。奥巴马政府为扭转经济发展颓势，强调了“振兴制造业”必要性，并以此为基础，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促进美国经济向实体经济回归。
奥巴马政府时期先后三次发布了国家创新战略，并以此战略为核心形成了科技产业政策框架。在此期间，根据其创新发展战略，政府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被提到空前高度，明确提出政府是创新主要服务者，并提出了包括建设创新基础设施、推动私营部门创新和催生国家重点领域优先突破等具体措施以提升政府服务创新的能力。在奥巴马政府的任期内，美国政府在科技创新领域的角色经历了显著的转变。通过制定和执行一系列产业政策，政府逐渐转型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些产业政策不仅在当时促进了科技的进步和产业的发展，而且得到后续政府的沿袭。一方面，奥巴马政府重视对基础研究等基本创新要素投入，将科技创新视为重振经济的重要抓手，自 2008 年起，在美国政府推动下，美国研发支出快速增长，2008 年美国研发支出总额为405 亿美元，到了2022年美国研发支出总额翻一番，达到 886 亿美元。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同时注重对前沿科技的创新布局，以此作为技术储备，谋求经济长期增长，并先后发布了“先进制造业战略计划”“国家机器人技术计划”“材料基因组计划”“脑计划--推进创新神经技术脑研究计划”“清洁能源计划”等。
特朗普沿袭了奥巴马在新兴技术和前沿技术领域的布局，科技性产业政策总体遵循“自强”与“弱他”的理念。一方面，美国在此期间，科研投入持续增长，政府激励企业创新，特朗普政府在各财年研发预算提案中都主张削减基础研究等非国防研发支出，同时大规模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以此推动企业增加研发支出。另一方面，重视新兴技术研发,促进未来产业发展。2020 年10 月，美国白宫发布《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明确列出了先进制造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科学等20 项对美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技术领域。 拜登政府的科技性产业政策大体上是对特朗普政府产业政策的延续，一方面，积极振兴国家创新基础，增加研发支出，研发强度进一步提升，2022 年，美国研发支出占 GDP 比重达到 3.44%，同时注重对创新主题的税收激励，2021 年颁布的《美国创新与就业法案》提高了新企业与小型企业税收抵免的最高限额，将比例从原来的 14% 提高到了 20%。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注重对未来技术的布局，重视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5G 通信技术、生物技术、量子计算等领域的发展。
盈利持续增长催生科技股结构性行情。2009 年后，在科技产业政策的支持下，科技和互联网公司盈利大幅提升，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板块超额收益加速上行，2009 年至今，信息技术板块公司平均涨幅超六倍，远高于其他行业。在此期间，诞生了 META、亚马逊、谷歌，奈飞等一大批科技巨头，苹果、微软、英伟达等科技巨头总市值先后突破万亿美元，截至目前，美股市值最大的20 家上市公司中，8 家为信息技术或是通讯业务板块上市公司，从驱动因素来看，这些科技企业股价上涨主要受盈利增长带动，而估值的提升对股价的贡献较小。
欧盟产业政策形成了横向政策和部门政策有机结合的基本框架。横向政策一直是欧盟产业政策的核心和主要内容,部门政策也是横向政策在各个部门的具体运用,根据具体部门的特点和需求安排相应的横向政策,即根据各部门结构问题、调整要求和发展目标创造必备的制度条件、外部环境,并不是直接干预。欧盟产业政策仍然是一种市场经济导向或市场友好型的产业政策,属于市场弥补型产业政策。强化国家干预不等于强化贸易保护，为了抢占科技高地而发挥政府机制的优势作用，是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选择。
欧美等在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频繁运用产业政策或类似的政策工具，这些政策措施和激励机制聚焦于科技创新到商业化落地的方方面面，包括技术发展战略拟定、技术路线识别、构建产学研体系、优化融资环境等。政策手段主要包括提供资金支持，税收减免，建立国家级创新服务平台，优化人才培养体系等。但是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欧盟的部分产业政策未能起到预期效果，为我们提供一定的警示作用。
3.2 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是真实有效的
欧美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的产业政策经验值得借鉴。美国政府一方面增加技术研发投入，重点扶植对经济发展、产业竞争和国家安全有重大意义的新兴关键产业，制定相关法案加大对关键产业的政府投资和补贴力度，同时积极布局科技创新的应用研究和商业化早期阶段，主动分担技术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完善技术创新公共服务体系，政府注重于产业界的互动，构建起了一套“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良性互动关系，确保产业政策精准高效的同时打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欧盟的产业政策则是一种市场经济导向型产业政策，政府通过积极作为弥补市场失灵问题，引导社会资源向科技领域配置，但是，部分欧盟产业政策过于强调政府的作用，过度将资源投向特定公司或技术方向，这种过度集中可能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是部分产业政策失效的根本原因。综合美国和欧盟产业政策的成功经验，有效的产业政策应具备以下特点：在市场经济里，政府应积极作为，弥补市场失灵问题，为市场主体提供助力。一是普惠性，产业政策应该对行业内所有企业一视同仁，提供平等的支持和机会，避免特定企业或少数企业获得过多优势，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二是竞争性，政策应该倾向于支持竞争激烈的行业，而不是已经形成垄断的行业。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产业政策可以通过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创新和效率的提升；三是适度性，产业政策的力度应该适中，避免矫枉过正，过度干预导致产能过剩或其他负面后果。政策应该根据行业的发展阶段和市场状况灵活调整，同时明确退出机制，当产业目标达成或市场条件变化时，能够逐步减少政策支持，让市场机制重新发挥主导作用。
在产业政策落地时，产业政策应做到精准高效，与产业生命周期的演变同步，从直接扶持向营造优质市场环境转变。产业政策可以区分三类，一是结构性政策，结构性政策侧重于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如促进特定产业的发展、改善产业间的协调关系、优化资源配置等，结构性政策往往针对特定的经济领域或产业，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二是功能性政策，这类政策侧重于通过政策手段实现市场功能的改善和提升，如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等，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使市场功能得到更好地发挥；第三类政策则兼具以上两种产业政策的特点。那么，从一个产业的生命周期演进过程来看，产业政策需要在产业的初创期和成长期介入，政府采用补贴及税收优惠等手段弥补市场失灵问题。具体而言，处于初创期的产业需要第一类产业政策予以呵护和扶持，随着产业逐渐发展，具备一定的造血能力时，第一类产业政策应开始向第二类产业政策过渡，政策定位的角色应逐步转变，从直接扶持产业发展，转向创造条件，让市场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避免行业内的过度竞争和产能过剩。
3.3 如何让科技股拔估值
产业政策的本质是把政府和市场有效地组织起来，其核心是保护市场，分担技术研发到商业化的成本和风险。产业政策的目的就是让市场得到国家力量的支持，依据外部性和要素禀赋建立产业集群和生态圈，不断促进产业升级、提高竞争优势，从而增强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竞争力。通过前述对欧美国家产业政策的复盘和回顾，产业政策对科技型企业的估值主要作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给予科技型企业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直接提振其业绩水平，二是政策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为科技型企业提供了稳定性保障，这有助于缓解投资者对于科技创新风险的担忧。政策的托底作用增强了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利潜力的信心，从而提高了企业的投资吸引力，并降低了投资者对企业所要求的必要回报率。这种信心的增强，对于吸引长期和稳定的投资至关重要，它有助于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更有利的估值。 产业政策布局方向—产业政策应注重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协同发展，两者不可偏废。一是基于科学发现端的“供给侧”路径，所谓“供给侧”路径，就是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创造新供给，在新供给的带动下创造新的需求，这些产业多为未来产业，处于技术研发和验证阶段，产业政策为产业的萌芽期提供关键的支持，帮助产业克服起步阶段的挑战，即所谓的“死亡谷”，具体的实施路径包括：从基础研究出发，经过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发、工程化集成与验证，最终实现商业化应用。二是着眼于市场需求端的“需求侧”路径，这类产业政策以支持新兴产业为主，以提升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目的，是支撑短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为了预防产能过剩的风险，产业政策需要在适当的时机有序退出，具体的实现路径为市场洞见一产品或项目策划-产品开发一科学研究支撑一工程化集成与验证-商业化应用。
产业政策进入时点—产业政策应在科技型企业尚处初创期和成长期时予以支持。一方面，精准适度的产业政策能够提振市场信心，消解市场对于科技型企业前景不确定性的忧虑，从而降低分母端投资者所要求的必要回报率，减小风险溢价水平；另一方面，产业政策起到托底作用，产业政策通过提供必要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支持，增强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市场预期。简言之，有效的产业政策能够在优化分母端投资回报率的同时提升分子端企业盈利，分子端及分母端共振促进科技股估值的稳步提升。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科技股投资机遇初显，自 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新质生产力在重要会议和政策文件中被反复提及，产业政策也围绕着新质生产力建设展开，2024 上半年，以电子、汽车、通信为代表的科技板块业绩显著增长，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科技板块有望迎来新的增长机遇，同时，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为科技板块估值修复提供了利好。市场交易策略可能会从风险偏好下行的稳健类债资产，转向分子端长期盈利改善的“新质资产”，科技板块的投资潜力逐渐显现，有望带动新一轮的结构性行情。
产业政策利好科技板块估值提升，从分子端来看，近期重要的政策会议文件均提出财政政策要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的发展，这将切实降低科技型企业的成本，提振其盈利能力；货币政策方面则是发挥结构功能，引导机构对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有效拓宽了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渠道，降低了其面临的融资约束；从分母端看，新质生产力从提出后，范围持续聚焦到重点的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方面，同时产业政策注重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产业政策的呵护有力将有效提振投资者信心，减少科技型企业的风险溢价水平。分子端与分母端的共振将有助于科技型企业估值提升。
(1)未来产业—关注技术突破行业的主题投资机遇
未来产业由前沿技术驱动，当前处于孕育萌发阶段或产业化初期，是具有显著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未来产业，是引领科技进步、带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选择。未来产业目前仍在技术研发或论证阶段，短期内难以为企业带来业绩提升，推荐关注短期技术突破行业的主题投资机遇。 2024 年 1 月，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了未来产业的六大发展方向，即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并提出打造标志性产品：一是下一代智能终端；二是信息服务产品；三是未来高端装备。并强调到 2025 年，未来产业技术创新、产业培育、安全治理等全面发展，部分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业规模稳步提升。建设一批未来产业孵化器和先导区，突破百项前沿关键核心技术，形成百项标志性产品，打造百家领军企业，开拓百项典型应用场景，制定百项关键标准，培育百家专业服务机构，初步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未来产业发展模式。
(2)新兴产业—关注渗透率快速提升及出海布局的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短期内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早在2010年，国务院便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提出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七大产业用 20 年达世界先进水平。经过十余年的发展，部分新兴产业经历快速发展，已经从成长期步入成熟期，部分产业开始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曾经的新兴产业诸如光伏及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已经建立起高效协同的产业体系，陆续开始卷技术、卷价格，利润空间被持续压缩，在此背景下，企业出海开辟产业发展新蓝海，是化解当前过剩产能，寻求企业利润增长点的突破口，中资企业出海也由企业的“选修课”成为“必修课”，根据 Beyondclick 发布的《2023 年中国企业出海信心报告》，87.6%的被调研企业对布局海外业务表现出积极心态，超六成企业有海外业务拓展计划，其中新锐出海企业展示出的信心更强。新兴产业的边界并非一成不变，新能源、绿色环保等产业被提及的频率逐渐减少，而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产业则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被认为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些产业已经从初创期过渡到成长期，渗透率正在快速提升。政策的支持，包括财政资金的投入、税收优惠、创新平台的建设等，都在为这些产业的成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成熟，预计这些产业将在未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并可能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力量。
(3)传统产业—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同样是新质生产力建设的重要一环，关键在于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深度融合，进而提高传统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我国传统产业陆续步入成熟期和衰退期，大部分产业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缺乏议价权，行业盈利水平长期偏低。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推荐关注数字经济上下游产业链的投资机会。 数字经济即直接或间接利用数字要素配置资源，推动生产率提升的新经济形态。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数字经济具体包括四大部分：一是数字产业化，即信息通信产业，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二是产业数字化，即传统产业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部分，包括但不限于智能制造、车联网、平台经济等融合型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三是数字化治理，包括但不限于多元治理，以“数字技术+治理”为典型特征的技管结合，以及数字化公共服务等;四是数据价值化，包括但不限于数据采集、数据标准、数据确权、数据标注、数据定价、数据交易、数据流转、数据保护等。 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深度融合，支撑了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壮大。在供给侧，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可有效促进传统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降低传统产业对有形资源的消耗，为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在需求侧，数字经济推动消费方式的转变，有效扩大市场需求，为经济发展扩容增量。据中国信通院统计，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达到 54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 42.8%，我国5G、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持续取得突破，数据要素市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融合发展，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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