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格局的变动，技术的变革都是最主要的推动因素。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催生新的生产要素,新的要素与已有要素叠加释放更大的生产能力,转变原有的生产方式,在适当的条件下会形成新的产业。且每一次技术变革的引领之地基本都会成为新的全球生产制造中心，并推动全球分工和连接模式发生变化，引发全球产业链网络的重新洗牌和布局。
(一)蒸汽时代:技术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全球分工初步形成
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前，生产方式依靠手工作业，以手工作坊为载体的生产活动基本仅依赖土地和工人。技术的匮乏导致国际贸易水平十分有限，主要是贵族和商人进行香料、丝绸、瓷器等奢侈品贸易。
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发起第一次工业革命，詹姆斯·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是这一时期的核心技术创新，为纺织、采矿和冶金等基础行业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支持。蒸汽机、机械纺织设备以及焦炉冶铁等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改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技术从原本附加在土地和劳动力之上的边缘生产要素转变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并获得大规模应用。资本家开始建造厂房安置机器并雇佣工人进行集中生产,集中化的机器工厂迅速取代了家庭手工作坊成为生产活动的载体，由此形成了现代工业的雏形。同时，随着煤炭作为矿物燃料被广泛使用，煤炭行业、冶金行业等产业领域也开始蓬勃发展。不仅为纺织业和其他工业部门提供了原材料和燃料支持，还为铁路、船舶等基础设施建设奠定了基础，使得工业生产的影响进一步扩展到交通运输领域。除此之外，此前的手工作坊起步和发展的资金通常靠个人和家庭储蓄以及私人借贷支撑，但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银行信贷为工商业项目提供了大量资本支持。这些使得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也无疑成为当时的“世界工厂”。英国的纺织品出口至全球市场，迅速占领了欧洲、亚洲等地的消费市场。
在此背景下，逐渐形成了基于国家资源禀赋、生产能力与成本差异的，由发达国家提供工业制成品、发展中国家和殖民地提供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全球产业间分工网络雏形。[2如英国从其殖民地(如印度)大量进口棉花等原材料，同时将制造的工业品销往全球。为后续全球经济中的分工和贸易关系奠定了基础。
(二)电气时代:流水线生产模式兴起，全球制造中心初次转移
美国在19世纪中期也曾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使用来自英国的机械设备。19世纪60年代后期，电力的发明和使用从美国率先兴起，推动世界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灵活性。同时，美国人发现从英国进口的机械设备并不完全适用于本国需求和劳动力技能水平，由此探索出以工程细分化、机床专门化、零件标准化、生产连续化为特征的“美国生产方式”(3。亨利·福特在汽车制造中首次引入流水线生产模式，极大提升了产品生产的速度和一致性，使得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成为现实。福特汽车的个型车是这一变革的典型代表，流水线生产使得其制造时间从12小时缩短到仅90分钟，生产效率显著提高，汽车的成本大幅下降，使普通消费者也能够购买汽车。这一创新不仅变革了汽车行业，还对家电、电子等消费品行业产
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现代制造体系的基础。在这一阶段，核心生产要素包括电力、科学知识和专业管理。电力的普及赋予工厂生产设备更高效的动力来源;科学知识的积累和管理的创新使得企业在技术创新上更具竞争力，并进一步优化了生产方式，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得以高效整合，使得企业能够在技术驱动下更精确地组织生产和分工，专业化水平显著提高。
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先进的技术,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美国的工业体系高度发达,钢铁、化工、石油等行业实现了快速扩展,并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必要支持，形成了高度工业化的经济体系。
全球产业间分工模式也在这一时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工业制成品的生产集中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将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逐渐转移至发展中地区。典型例子是拉丁美洲国家向美国和欧洲提供铜、石油、橡胶等自然资源，而非洲和南亚地区则大量供应棉花、咖啡等农产品，发达国家通过工业制成品的出口获利。这种“发达国家主导工业生产、发展中国家供应原材料”的模式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源，但也加剧了全球经济中的不平等关系。
(三)信息时代:跨国运输成本降低，全球供应链网络高效延伸
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信息化技术的产生掀起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浪，也被称为“信息革命”。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推动工业生产从机械化和电气化逐步向信息化和自动化转型。许多重复性工作被机器替代，企业能够处理更大规模的生产数据，精准管理生产、库存和物流等各个环节，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信息流通速度。
信息技术推动下，电子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机器人制造等产业领域迅速崛起，全球范围内的通信和数据传输变得更为便捷，生产要素和商品的跨国运输成本也大幅度降低，叠加当时西方发达国家“滞胀”危机下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跨国公司和全球供应链便由此兴起并快速发展。全球分工得以进一步细化，各国承担起不同的生产环节，出现大量产业内分工形式(同一产业内不同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可以在不同国家间进行分工)，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也开始出现产品内分工形式(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工序或区段在不同国家进行分工)，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快速发展。
具体来看，首先，美国的硅谷在这一时期成为全球信息技术的创新中心，负责研发和设计核心技术。其次，日本和德国则在电子产品制造和高端精密制造方面表现突出，生产精密电子元件和机械设备，发展成为当时的全球制造中心。其中，日本通过大规模引入和创新信息技术，迅速在电子信息产业中占据一席之地。索尼、松下等电子公司在全球消费电子市场上成为领军企业。与此同时，德国通过实施“工业4.0”战略，将自动化和数字化技术应用于高端制造业，特别是汽车和机械制造领域。博世、西门子等公司在高端设备和工业自动化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最后，新兴市场国家则逐步承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环节，参与全球中间品贸易和组装。这种高度协作的全球供应链促进了产业的深度融合，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度空前提高。
(四)数字时代:技术多点爆炸式发展，全球产业链面临多重变革
进入21世纪，全球迎来了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和5G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标志着工业生产从信息化向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全面转型。新一代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推动了高度自动化、自适应生产方式的普及，也帮助企业实现实时决策与优化。且大量重复性劳动逐渐被智能设备替代，进一步释放了劳动力资源，使人类可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创新和高附加值的工作中。
在这一背景下，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以中国的比亚迪和美国的特斯拉等公司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在全球市场中迅速崛起，新能源技术成为推动汽车行业转型的重要动力。此外，这一阶段，生产方式更加灵活、响应更加迅速，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大规模的个性化定制。传统的批量生产模式逐渐被定制化生产取代，产品可以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量身定制。医疗、制造、物流等行业逐渐应用智能化解决方案，以适应市场对灵活性和个性化服务的需求。
第四次工业革命重新塑造了全球制造中心的格局,中国和美国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了全球制造中心的双极局面。中国凭借其在智能制造和绿色技术方面的创新，逐渐巩固了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中国推动制造业从低端制造向高端智能化的转型，形成了如华为、阿里巴巴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企业群体。此外，中国在5G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应用上具有全球领先地位，为物联网的普及和大数据的高效传输提供了必要支持。与此同时，美国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保持着技术领先地位。谷歌、微软等公司在量子计算上的突破性进展，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这种中美双极格局不仅影响了全球制造业的生态，也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和合作。
第四次工业革命使得产业链进一步细化和深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产品内分工体系中，通过承接劳动密集型和部分技术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融入全球产业链。例如，越南和印度逐渐承接电子产品的组装任务，形成新的制造中心。得益于物联网和5G 技术的应用，工厂之间、工厂与消费者之间实现了智能化连接。供应链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允许企业对库存、生产进度和物流环节进行实时监控，构建了高度协同的全球生产网络。
(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科技创新成为角逐的主阵地
放眼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技创新和高技术领域成为各主要经济体展开激烈角逐的主阵地，地缘政治、经贸、科技等领域交错的国际竞争博弈空前复杂。
一方面，各国加码科技研发支持力度。例如，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明确，五年内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商务部技术中心、能源部科学办公室等部门机构投入约2000亿美元作为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的科研经费,用于支持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其他先进软件开发等技术领域的研究和商业转化。欧盟自1984年起连续推出研发框架计划(FrameworkProgrammes，Fp)，第9期框架计划，其中用于提高成员国科技研发能力的经费投入创历史新高，从即2021年“地平线欧洲计划”最初FP1的37.5亿欧元上升到955亿欧元!。主要经济体研发支出占GDP比重明显上升。
另一方面,各国争相部署高端技术领域,抢占未来发展先机,中高端制造业持续增长。美国、德国、日本、印度等主要经济体纷纷围绕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先进通信网络、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关键领域全面布局，加强研发支持，培育吸引人才，健全基础设施，强化标准建设。根据《UNIDO工业统计年鉴2023》的数据，全球中高端制造业(MHT)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例已高达45.1%。从2022年各国MHT出口占全球份额来看，中国凭借18.5%的份额保持领先地位，德国以9.5%的份额位居第二，美国以8.2的份额位列第三，日本和中国香港分别占 4.6%和 4%。其中，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是全球 MHT领域增长最快的行业，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12.0%。药品、电气设备等行业也显著增长。在全球制造业的增长趋势方面，亚洲和大洋洲的 MHT制造业份额持续扩展，尤其是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占据重要地位;相比之下，欧洲和北美在全球MHT制造中的份额虽重要，但增长速度逐渐放缓。
二)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转变
我国目前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发展方式转变、新旧动能转换、经济结构调整等现实发展雷要。当下，在正常的经济发展规律下，我国经济增速已经放缓。人口等要素红利下降，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老龄化态势渐显。产业结构新陈代谢特征明显、房地产、建筑业等面临发展上限，而高技术领域以及数字经济领域发展势头强劲。
科技创新成为驱动未来发展的关键，我国仍有很大发展和赶超空间。当前，我国创新能力正稳步提高，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差距仍存。具体来看，我国在推动原始创新的基础研究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023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为2259.1亿元，占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比重为6.77%，该比例与OECD发达经济体相比偏低。我国成熟科技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较之美国仍有较大差距。2024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美国有16家高科技企业上榜，而中国大陆仅有6家。且对比中美科技企业的营收规模，苹果、Alphabet和微软的2023年营收分别为3832.85亿美元、3073.94亿美元和 2119.15亿美元:而华为、京东、腾讯和阿里巴巴分别为994.70亿美元、1532.17亿美元、860.28亿美元和1313.38亿美元。
(三)国内外形势变动下，“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应运而生
中国要在百年变局中占据发展先机，就不能复制既有模式，必须依新经济而不是旧动能在此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应运而生。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开创性概念。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究竟何为“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对新质生产力进行系统性阐释，“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涌、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从这个定义之中，我们可以分解出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驱动因素以及对经济的重要影响。
新质生产力在本质上是主导当下和未来发展的“生产力”。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指人们利用劳动和生产资料创造物质财宫和精神财富的能力,通常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正如上文所梳理，在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经历的四次重大的技术变革中,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也相应发生巨大变化，可简单概括为马力一电力一网力一算力的跃升。而我们所强调的“新质”代表着不同于传统模式，涵盖了包括新技术、新商业模式、新兴产业、新领域、新动力以及新理念在内的多个维度,是在不同时间节点的动态概念。从驱动因素来看，新质生产力主要是由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三大因素所催生。首先，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代表着在“新技术”领域实现重大进展，强调能够彻底革新现有技术架构和应用方法的创新。例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先进材料、可再生能源和基因编辑等技术就是这类创新的典范。其次，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不仅涉及对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应用，也包括数字要素等新型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以适应市场和技术的演进，进而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和服务模式。最后，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指的是对现有产业架构进行根本性的优化，提质传统产业，孕育新兴产业，以满足新的市场需求、环境需求和技术进步的方向。
从基本内涵来看，生产力三要素的跃升主要体现为劳动者跃升为高素质劳动者，包括战略人才、应用型人才等;劳动资料跃升为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例如先进制造技术、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等;劳动对象跃升为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
产业链是指一个产业从原材料的获取到最终产品交付给消费者的整个过程,包括了所有的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环节及其相互之间链接而成的网络结构关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全球产业链整体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解构:空间分布维度、企业产品供需维度、以及价值维度分别对应空间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三个概念。
空间链的视角最为宏观，反映产业链网络体系的地理分布和经济体之间的分工，体现为全球生产、服务和市场的空间配置，可以构画出全球产业链的空间格局与各国角色。供应链的视角最为微观，是产业链的运营基础，支撑着产业链中每个环节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关注单个企业以及企业上下游之间的互动关联，涉及的主体是企业产品。价值链则从不同环节的价值增值出发，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兼顾的视角，关注从原材料获取到最终产品交付消费者过程中所经历的研发、生产、营销、分销、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所创造的附加值，直接决定一个国家或企业所在的产业链的竞争力和市场地位。
近年来，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全球产业链的演变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尽管这一概念在中国首次提出，但其实际内容和影响早已超越国界，具有全球性的重要意义。新质生产力不仅指向技术创新和智能化升级，更涵盖了生产力结构的深刻变革。它的推动作用不仅体现在单一国家的内部发展，更通过全球化的技术传播和产业链协同，推动各国家或地区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型。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通过影响上述三链实现对全球产业链的重塑。首先，在空间链层面，通过促进全球产业链的再布局和国际分工的精细化，促使不同国家和地区通过技术进步逐步形成各自产业优势，推动全球产业链的地理重构;其次，在供应链层面，通过新技术和新要素赋能提升供应链的管理和运行效率，使得供应链更加灵活、高效和透明，进而提高全球产业链的整体安全性和韧性;最后，在价值链层面，通过提升产业链各环节的效率和附加值，推动产品和服务的高端化，从而增强各经济体的竞争力乃至全球产业链的整体价值跃升。因此，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单一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更是全球产业链转型和重塑的核心驱动力。
(一)空间链:全球创新格局调整下的产业链空间局变革
全球创新格局正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时代特征，新兴经济体通过在本轮技术革命中积极布局，在不同领域嵌入了世界技术前沿。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的全球创新指数，除美日欧等传统创新高地之外，中国、印度、泰国等新兴经济体均成为世界创新版图中的重要组成。回顾历次工业革命，全球科技中心基本呈现单极或寡头特征，集中在个别发达国家，如英国引领第一次工业革命，带领人类步入蒸汽时代;美国主导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步入电气时代。而本次科技革命则呈现明显的多极化趋势，在美欧等典型科技高地持续发力的同时，新兴经济体从不同领域主动接入国际技术前沿，加快培育技术比较优势。例如，中国在5G、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实现了技术飞跃，打破了欧美垄断全球汽车制造的传统模式;东南亚抓住数字经济风口，成为亚洲乃至全球数据中心建设热土。
1.全球创新格局演进与产业布局重塑的互动机制
在创新版图加速演进的同时，全球产业格局也进入全面调整阶段，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机制?其一，全球创新格局的多极化发展推动全球产业链分工不断细化。创新主体多元化演进的趋势下，相比于高成本低收益的全链条整体推动模式，聚焦优势生产环节，集中研发力量，提高单一零件或环节的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成为众多经济体参与全球产业链的主要模式。高度专业化的生产布局推动全球生产效率显著提升,跨境合作分工已经成为全球生产的主流模式。其二，新兴市场加快培育技术优势，抢先布局未来产业，全球产业链迁移呈现出双向、网络化的结构趋势。回顾国际贸易发展的过程,产业迁移一度表现为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的单向整链转移。例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成为全球服装鞋帽等低端制造业的“世界工厂”,这种转移有助于发达国家降低成本，聚焦技术研发能力，在中高端产业环节保持领先优势。而当下，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在不同领域形成了自身技术比较优势,不同行业技术优势的动态调整导致产业链交错布局，使得单一经济体可能同时作为其优势产业链环节的承接地以及劣势产业链环节的转出地。例如，随着技术优势的提高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比较优势发生改变，一方面将低附加值的衣帽制造等生产环节外迁至东南亚等地区,另一方面，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布局的中心节点。其三,地缘政治背景下,部分发达国家通过贸易壁垒维系创新主导地位,导致全球产业布局呈现出本土化、断链化特征。当前阶段，科技成为大国竞赛的主轴，在贸易保护主义框架下，部分传统创新领先经济体企图通过先进设备技术出口管制、加征关税等贸易手段阻碍技术产品跨境传播，并通过“制造业回归”等方式将部分新兴经济体封锁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其四，产业转移能够带动生产技术与管理模式跨境流动，发挥创新溢出效应，助力产业链转移承接国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相比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具备较高的人口红利与市场潜力，成为发达经济体成熟企业开拓市场、扩展业务的重要方向。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伴随着技术学习与东道国自身创新能力的累积，创新溢出成为东道国加快培育自身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渠道。
2.主要经济体的高新技术产业布局
创新格局调整引发高新技术产业布局乃至全球产业链格局的重塑。近年来，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的全球占比有所走低，2023年为48.45%，低于发展中国家的51.55%。第一，美日欧等传统创新高地持续释放活力，在半导体制造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2022年德国、美国、日本的高新技术出口规模分别位列全球第二、第三、第十位，是全球高新技术的重要供给方。其中，半导体产业是全球高新技术产品的关键增长部门，全球销售额从2010年2893亿美元增长至2023年的5268亿美元，根据全球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预测，2025年销售额将达到6873亿美元。美国半导体公司在微处理器和其他尖端设备方面保持了竞争优势。总部位于美国的半导体公司占据了全球半导体市场份额的48%，位居全球首位，而其他国家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基本在7%到20%之间。技术优势是美国维系半导体产业枢纽位置的主要支撑力。2023年，美国半导体公司的研发和资本支出总额为1075亿美元。2001-2023年，复合年增长率约为5.9%。2023年美国半导体产业研发投入与销售额之间的比值高达19.5%,大幅高于其他经济体,且该比值在美国全行业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
第二，中国在新能源汽车、5G等领域展现出强大创新动能，走在世界前列。2022年中国是全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规模最大的经济体,出口额达到7697亿美元,2012至2022年增长1758亿美元，也是全球增量最大经济体。以新能源汽车为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了电池、电机和电控技术的重大突破,推动了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产业化进程,在研发、生产等环节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23年中国电动汽车出口额达到401亿美元，同比增长 75.1%。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2024年全球电动汽车展望》报告，2023年，中国汽车制造商的产量占全球所有电动汽车销量的一半以上，保有量占全球总额57%，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主导力量。
其中，作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龙头企业，比亚迪2023年的全球销量达到302万辆，同比增长61.8%，远超特斯拉等国内外车企，位居世界第九、亚洲第二，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中坚力量。创新能力持续提升是中国车企嵌入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核心支撑。2023年中国汽车发明专利授权量为10.78万件，同比增长14.02%，汽车企业关键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其中智能网联汽车与新能源汽车是重要领域,智能网联汽车的专利公开量同比增长9.35%,占比达到 26.05%，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同比增长1.76%，占比为25.60%。持续提升创新能力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引领全球电车产业风向的重要支撑。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推动全球新能源产业链呈现出以中国为中心节点的空间特征产业上游主要包括关键矿产及动力电池行业，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凭借镍、锂等丰富矿产资源成为新能源汽车主要矿物原材料的供应地,近年来中国电池企业为降低原材料成本,通过合资、新建等方式出海东南亚,开拓动力电池的东南亚市场。目前全球动力电池主要分布在中国、美国、韩国、日本等地区，据统计,2023年全球动力电池总使用量约为705.5GWh,同比增长 38.6%。其中,宁德时代动力电池使用量达259.7GWh,相较2022年增长40.8%,市场占有率高达36.8%宁德时代连续7年登顶全球动力电池市场第一。此外，韩国LG能源、日本松下等企业也位居前列。在中游整车制造组装方面，伴随中国国内电车需求趋于稳定，部分中国车企通过出海扩展海外市场，东南亚凭借巨大市场潜力、矿产资源优势成为中国车企优先选择，比亚迪、东风汽车上海通用等车企均在推进海外布局，将组装、加工环节转移至东南亚，2023年中国汽车品牌在东南亚的整体市场份额显著提升，其中，比亚迪超过越南车企VINFAST，成为当年东南亚地区销量最高的汽车品牌。在下游储能及充电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关联产业的同步扩张，2023年中国公共快充充电桩数量已超过120万台，同比增长57.9%，中国已建成世界上数量最多、服务范围最广、品种类型最全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
第三,东盟等新兴市场以优惠政策抢先布局数字产业,发挥市场潜力优势,把握数字化机遇。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主的信息科技赛道正蓬勃发展，成为新兴经济体渗透全球产业链的战略方向，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在跨境电商、办公软件、游戏、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信息服务需求日趋旺盛，依托市场潜力抢先布局数字产业。其中，东盟各国以优惠政策助力数据中心建设。马来西亚政府出台《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增加数据中心所需的可再生能源供应，同时持续优化数据中心相关的行政审批流程。印尼和泰国政府也针对数据中心投资推出税收激励和放宽土地所有权等政策,成为东盟数据中心产业的新起之秀。越南颁布《至 2030年科技与创新发展战略》,聚力提高科技与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出到2023年，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高科技工业产品在加工制造业中的比重至少达到45%的目标。
3.全球产业链布局重塑反向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
跨国公司作为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关键性塑造者，在全球产业布局的过程中实现了技术传播。例如，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成为本轮产业转移的重要受益者。近年来，地缘政治因素导致中国对美欧等发达市场的投资受到严重影响，东盟作为中企出海目的地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根据AEI对中资企业对外投资重大项目(投资额在1亿美元以上)的跟踪数据，2023年中企对东盟的重大项目投资规模达到 216亿美元，同比增长13.4%，超过中资企业对美国、英国、巴西的
投资总额。中企的跨境产业布局为东南亚技术积累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了正向溢出效应，例如，华为作为全球领先的ICT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2024年9月华为与泰国国家电信NT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华为将携手NT帮助泰国打造区域数字枢纽，促进泰国数字经济发展，持续推动泰国成为区域数字经济枢纽。
4.新质生产力典型领域产业链全球布局情况:以半导体产业链为例
半导体是当下代表新质生产力的典型领域之一。纵观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轨迹，20世纪中后期，产业布局经历了由美国向日本过渡，再从日本回归到美国的历史演进过程。1947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率先发明了晶体管，标志着半导体技术的历史性突破,技术领先的优势推动美国成为早期半导体产业的引领者。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品体管、芯片等半导体器件的研发成本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主要依靠美国政府的研发投入支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以项目的形式支持斯坦福大学、贝尔实验室、IBM、德州仪器和仙童等科研机构和企业进行半导体技术研发。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统计，在芯片诞生的1958年，政府直接拨款400万美元进行研发支持，此外还有高达990万美元的订单合同。芯片发明后的六年间，政府对芯片项目的资助高达3200万美元。同期美国半导体产业的研发经费有约85%的比例来自政府，政府的研发投入成就了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技术优势。二战后，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半导体走向繁荣。最初，日本索尼的前身东京通信工业株式会社斥巨资购买了美国西部电气生产品体管的授权，随后，面对美国从品体管到光刻技术到芯片的技术突破，日本紧追不舍，通过高价购买美国技术授权、采取芯片贸易管制引导美国企业以技术换市场，逐步获取了美国核心专利技术的转让，加之制造工艺的精进改良,最终实现半导体产品反向出口美国。20世纪80年代日本半导体产量占据全球半壁江山，一度替代美国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枢纽。产业主导权的转移引致了美国的压制，1986年美日签署《半导体协议》对日本出口美国的半导体产品进行反倾销制裁，协议对日本半导体出口价格、出口地区进行约定，同时日本承诺提高美国半导体在日本的市场份额。1987年4月美国以日本违反协议为由,对日本相关产品征收 300%报复性关税，并实施“301”调查。美日贸易战中，日本逐渐式微。日本企业在CCD、NANDLED等创新产品之后，缺乏持续创新输出，其半导体繁荣逐渐式微，美国逐步重筑其全球半导体霸主的地位。
进入21世纪，科技主导下的全球半导体竞赛仍在继续。美国作为半导体产业的先驱与引领者，依靠技术优势主导半导体产业布局，但中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加快追赶，在产业链不同环节实现技术突破,逐步建立半导体话语权。具体来看,半导体上游产业包括原材料、制造设备。美国、日本、欧洲部分国家及中国是半导体上游产业的主要参与方,其中,日本在晶圆封装材料、湿电子化学制品、硅晶圆等原材料方面具有较强竞争力，日本信越化学有限公司和 SUMCO 是全球最大的硅片供应商。美国、德国、日本在光刻机等半导体制造设备环节掌握垄断技术。近年来中国半导体材料也取得了一定进步，在光刻胶、硅材料等环节也获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未来或将持续追赶，提高半导体上游产业链环节的话语权。半导体中游包括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等产业。美国凭借其在集成电路设计、高端制造设备、EDA软件等领域的技术优势，构建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硅谷”。孕育了英特尔、高通、英伟达、AMD和博通等科技巨头。2023年,美国的半导体公司在全球的销售总额达到2636亿美元，市场份额约为52%，其中在亚洲部分地区的市场占有率高达53.1%。全球主要半导体设计企业中,美国英伟达市值高达3.37万亿美元,稳居前列。此外，中国台湾台积电、韩国三星电子也具有较高的竞争力。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政策为中国半导体创新提供重要支撑,近年来中国半导体封测环节的竞争力显著提升。例如，中芯国际已经成为世界领先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之一，也是中国大陆集成电路制造业领导者，在8英寸和12英寸晶圆代工与技术服务方面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半导体下游包括CPU、通信设备制造、消费电子等领域。全球半导体需求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和美洲市场,2023年合计半导体销售额达到4243亿美元，全球占比为80.54%。其中，中国是半导体需求最大的市场，主要集中在智能手机、汽车制造、CPU制造产业，代表企业包括长电科技、华为等高新制造业。美国CPU、计算机制造行业是半导体的主要需求领域,包括英特尔、AMD、英伟达。
(二)供应链:新要素新技术赋能下的现代化水平与韧性提升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物联网、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推动形成了工业软件、工业机器人、3D打印机、智能终端设备等产品。这些技术和产品在各领域各环节企业中广泛使用，使得技术的赋能作用贯穿从供应商到客户整个产业链条的各环节，从生产端、流通端和消费端分别作用，同时，智慧供应网络平台的出现也应用于供应链管理，同步提升产业链整体运转效率。
1.生产端:生产工具和生产工序的智能化发展
生产端通常包括设计、原材料采集、加工制造、组装、包装等环节。数字技术在生产过程中与传统生产资料深度融合，推动生产工具和生产工序均日益智能化。在产品及工艺设计环节数字技术能够帮助企业开展建模与模拟分析，高效推进产品、工艺、产线研发和优化。在生产制造环节及后续组装、包装环节，人工操作车间逐渐转向自动化车间再转向数字化车间、数字孪生车间、智能化车间。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动生产流程的优化，在多个方面提高供应链效率。第一，既能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浪费，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第二，大量手工作业被系统自动化处理的方式替代，提升了生产的速度和准确度，提高产品质量。第三，信息传递更加通畅，生产端企业能够及时收集下游厂商的需求信息反馈，面向订单需求进行设计、生产、装配，降低压货风险，同时也能够直接面向消费端提供个性化定制的产品和服务。第四多种技术集成的虚拟工厂可以在无风险的虚拟环境中仿真生产现场，规划工厂布局、工作流程、资产和资源，设计、制造、检查产品，之后再到现实世界中执行运营。第五，虚拟工厂也能够实现打破物理空间壁垒，使得生产活动不全在一个工厂内进行，实现多个供应商或伙伴企业远程共同完成，将供应商、营销与销售、工程师、客户等各种资源动员起来，加以提升、利用从而实现生产任务。
智慧工厂在全球的制造业智能化升级中扮演重要角色。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灯塔网络(GlobalLighthouse Network)情况，目前，全球“灯塔工厂”共有172家。灯塔工厂按区域分布情况如下:中国占据最大份额，拥有78家灯塔工厂，约占全球的40.8%。紧随其后的是EMEA地区(欧洲、中东和非洲)，该地区拥有53家灯塔工厂，占比27.7%。亚洲地区拥有40家灯塔工厂,占比 20.9%,这些工厂分布在印度、韩国等亚洲国家。北美区域有14家灯塔工厂占比 7.3%,主要集中在美国。拉丁美洲地区则有6家灯塔工厂，占比 3.1%,主要分布在巴西、墨西哥等国家。此外，从灯塔工厂的行业分布来看，先进制造业占据最大比例，拥有108家灯塔工厂，占比56.5%，其次是消费品和制药及医疗，分别占17.8%和13.1%。麦肯锡研究数据显示，由于游戏化技术开发与培训、基于物联网的智能Andon(安灯)系统，以及深度学习和基于视觉的自动化系统等数字解决方案，全球新晋灯塔工厂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了50%。过程建模和根因分析也推动了灯塔工厂端到端供应链的效率提升，使得能耗平均降低22%，库存平均降低27%，废品或浪费平均降低55%。
2.流通端:流通环节扁平化与物流体系智能化
流通端是从生产地运输到消费地的连接，包括国内和国际的物流网络。细分来看，主要包括仓储、物流和分销环节。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具备信息传递、资源整合、智能物流等作用的数字平台出现并繁荣发展，跨境电商、移动支付、网络购物等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兴起推动流通环节扁平化发展，仓储、物流等成本明显降低，流通效率持续提升。以亚马逊的智能仓储系统为例，其依赖于强大的数据分析和自动化技术，使仓库管理更加精准，物流配送速度显著提升。同样，阿里巴巴在“双十一”购物节期间，通过云计算平台处理巨量订单，实现了秒级交易的支持和全球范围的商品配送。
数字贸易便是随着数字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而催生出的新贸易形态。数字贸易与传统贸易在贸易结构、方式乃至贸易对象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一是贸易方式的数字化，这是流通端效率提升的重要体现。贸易全流程、全产业链呈现出数字化转型，推动贸易成本下降、效率提升。具体来看，订单获取方式上，传统贸易通常通过线下磋商进行;数字贸易采取数字订购方式。商品交付方式上，传统货物贸易通常采用海洋、铁路、航空、公路等运输方式，传统服务和生产要素贸易通常体现为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境外投资、自然人流动;数字贸易则采用数字交付方式实现。二是数字贸易的商业结构更加扁平化。从商业结构来看,在传统贸易模式下,往往存在多级分销体系参与主体包括代理商、批发商、零售商等诸多中间机构,供给方和需求方通常并不直接进行交易;而在数字贸易模式下，商业结构扁平化，供求双方可以直接交易，具体包括B2B、B2C、C2C等商业模式。三是数字贸易运作模式更加高效简洁。从运作模式来看，传统贸易通常在固定交易场所进行,且供需双方交易相关材料和单据采用实体纸质形式;数据贸易多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开展使用电子材料和单据。最后，也包括贸易对象的数字化。以数据形式存在的要素和服务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交易对象。传统贸易是货物服务、传统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而数字贸易除了涵盖传统货物、服务、生产要素外，还包括数据、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的跨境流动，贸易对象更加广泛。但这一特征并不是本报告考虑的重点。
当下，全球数字贸易正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比非数字贸易增长更快。2023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额为8.9万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比重高达58.51%。其中，发达经济体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额为6.7万亿美元，占其服务贸易比重为64.59%;发展中经济体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额为2.2万亿美元，占其服务贸易比重为45.31%。进入21世纪以来，数字贸易比非数字贸易增长速度明显分化。OECD报告显示,2011年以来，全球数字贸易的增长一直比“其他贸易”的增长更为明显。全球跨境电商规模不断扩大。随着网络的发展和普及，电子商务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起来。根据IMARCGroup数据统计，2024年全球B2C电子商务市场规模为5.2万亿美元，预计到2033年将达到9.8万亿美元，2025-2033年的增长率为6.63%。GrandView Research的报告指出，年轻都市人口的在线购物方式以及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普及率的提升是推动全球跨境B2C电子商务市场规模的增长的主要因素。
3.消费端:批发零售方式更加高效便捷，消费者雷求与上游各环节精准对接
消费端主要是指货物和服务最终流向包含批发、零售和最终用户等环节。第一，批发商、零售商能够实时掌握市场需求与客户喜好制定营销策略。商家从大数据中获取有关市场需求的信息和客户购买行为的数据，通过智能数据分析和多种内置数据报表，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和客户喜好，并根据这些信息进行产品策划和营销策略制定。同时，可以面向消费者展开需求预测与个性化推荐。具体来看，以亚马逊云平台为例，该平台运用协同过滤技术，分析用户的评价、购物和搜索记录等行为数据，以预测用户喜好;运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以提升推荐系统对用户偏好的理解能力，提供更精准的推荐;通过将用户嵌入主题兴趣空间，以提供更优质的搜索结果，实现更高效的个性化推荐;将推荐系统与搜索引擎相融合，根据用户的兴趣和历史行为定制化搜索结果进行推荐;还整合社交网络数据，借助相似用户的偏好和行为模式来进一步优化个性化推荐的效果。
第二，批发零售方式更加高效便捷。首先，电子商务、大数据及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线上线下融合成为批发零售行业的重要趋势。零售企业普遍开展企业线上+线下+智能物流的深度融合。网上销售成为重要渠道，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连年提升，2023年已达到130173.8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从2015年的10.8%上升至27.6%。其中，社交媒体平台成为重要的销售载体，直播销售已成为新的零售渠道，品牌可以通过这些平台直接与消费者互动并销售产品，体验更好，转化更快。其次，实体零售店开始创新尝试不同零售模式。例如，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移动支付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无人零售便利店的技术愈发成熟。再如，也有些实体零售店已开展通过引入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帮助顾客在店内试用虚拟的商品。
第三，消费者层面，科技能够提高消费者体验，方便消费者更精准、快速获得目标产品和服务。首先，大数据精准投送推荐和智能化筛选能够帮助消费者节省时间，迅速判断商品是否满足需求。其次,技术赋能下的售后服务更加高效便捷,智能客服系统能够提供全天候客户咨询服务,自动应答减少客户等待时间，并高效解决客户问题。最后，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和满意度。
4.全链条:智慧供应网络提高供应链管理效率
智慧供应网络是面向企业全生命周期管理构建的系统，依托数字科技实现对设计、采购、制造、销售、消费各环节之间的信息交互和精准化管控，提升信息、物料、资金、产品等配置流通效率，快速响应市场变化，从而形成高效协同、弹性安全、绿色可持续的智慧供应链网络，工业互联网便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现代工业技术蓬勃发展并交叉融合下形成的链接和协同工业要素的平台基础设施，通过构建连接人、机、物、系统的基础网络，实现工业数据的全面感知、动态传输、实时分析，形成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数字化管理六大典型应用模式，提高制造资源配置和供应链运转效率。2012年，老牌工业企业通用电气(GE)率先提出“工业互联网”概念，随后在2014年与IBM、英特尔(Intel)AT&T、思科(Cisco)4家美国行业龙头企业联手组建了工业互联网联盟(IIC)，将这一概念推广开来，引领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也稳步增长。截至2023年底，我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已超过340家，连接设备超过9600万台(套)，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4400家。国家两化融合公共服务平台服务工业企业18.3万家，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79.6%，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62.2%。培育421家国家级示范工厂万余家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数字化转型在推动重点领域生产效率提升、安全保障和节能减排等方面效果显著。工信部数据显示，我国大飞机、新能源汽车、高速动车组等领域示范工厂研制周期已平均缩短近 30%，生产效率已提升约30%;钢铁、建材、民爆等领域示范工厂本质安全水平大幅提升，碳排放减少12.4%。
未来的供应链技术将更加朝着提升供应链整体现代化水平与安全韧性水平的方向演进。根据Gartner 分析，从2024年来看，供应链技术趋势由两大主题驱动--供应链领导者需要利用新兴技术来控制和保护其业务,以及通过人与机器的互补集成实现竞争差异化的新机会。具体来看,供应链技术主要有以下几种趋势:一是网络勒索风险管理。在网络犯罪分子可能利用A生成高级攻击工具的情形下，供应链技术将确认勒索软件攻击场景包含在企业风险管理流程中。二是供应链数据治理。用于高级分析和AI技术的强大工具正在大规模扩展可见性、场景建模和决策自动化的能力。三是端到端可持续供应链。将可持续发展数据的准确性从指标提升到投资级别、从而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同时推动内部决策。四是支持AI的视觉系统。该系统结合工业3D相机、计算机视觉软件和高级AI模式识别技，可根据视觉系统实时看到的非结构化图像自主捕获、解释和推理。五是增强互联员工队伍。通过将智能技术、劳动力分析和技能增强结合在一起,优化人类工人的价值。六是复合AI。多种AI技术的组合应用有助于提高学习的效率和准确性,并解决推动供应链绩效改进的各种业务问题。七是下一代类人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将感官感知与移动操作和动态运动相结合，以执行过去由人类完成的高效工作。八是机器客户。机器客户是非人类经济行为者，自主获得商品或服务以换取付款，例如，独立于人工命令下订单的IoT连接设备或资产，保持耗材可用性的智能补充算法，以及向消费者推荐交易的智能助手。
(三)价值链:科技创新驱动下的价值攀升与优化升级
在生产活动领域，可依据产出的性质将生产活动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产品生产，即有形产出;另一类是知识生产，即无形产出，亦称创新活动，二者关系密切。首先，技术创新将知识融入制造流程，提升效率并推动新产品开发(“熊彼特创新理论”)。其次，产品生产中如“卡点”“堵点”等阻碍为知识突破提供方向，也能验证知识在实际生产中的效用。最后，产品生产的收益为知识生产提供资金支持。因此，二者相互促进、不可分割，共同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对于产业链而言，产业链是生产活动的重要载体，基于产品生产和知识生产的关系，创新与产业链发展同样是密不可分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深刻揭示了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链发展紧密结
合的内在要求。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能够通过科技创新驱动模式，从产业链环节的结构创新以及数字技术赋能的模式创新两个维度促进产业链的价值提高和优化升级。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一方面通过创新引入高新技术，有助于特定产业链环节的技术攻关，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创新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融合，打破产业链环节的堵点和卡点，驱动产业链的优化升级，
1.科技要素通过赋能各经济体“沿产业链创新”，实现产业链附加值的攀升
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下，发达国家凭借较强的知识生产外溢效应，专注于生产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同时逐步淘汰效率较低的通用产品生产环节。通过产业转移，这些低效率的生产部分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企业无需独自完成整个生产环节，比如，位于产业链下游的企业可以直接从上游采购零部件等，这一分工模式为不同位置的企业提供了选择创新模式的灵活性。然而，发展中国家简单地融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并不足以实现这些国家的产业进步，甚至有陷入“低端锁定”困局的风险!。为了有效破解“低端锁定”困局，发展中国家企业在产业链中所处环节提升创新能力，并借此探寻新的升级路径，是一种高效的创新方式。这种把企业在产业链特定环节进行研发创新的创新模式被学术界视为“沿价值链创新”网。企业依据自身在价值链中的位置进行创新，即在不改变当前价值链环节生产模式的前提下，通过研发创新来提升生产效率，进而有助于提升附加值，摆脱低端锁定。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和要素整合为核心和驱动,一方面可以将科技要素融入产业链生产的具体环节中，赋能特定产业链环节的科技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创新核心的思维合理配置产业链中供给侧的各个要素，以此推动生产要素合理高效的服务创新活动,减少创新活动的资源断供现象，还能够驱动新技术和新设备，进而产生优质生产要素。这两点都有助于加强产业链特定环节的创新活动，实现“沿产业链创新”，进而助力产业链环节的关键技术突破，最终驱动传统产业链环节的生产力变革，增强产业链附加值。结合中国2012-2021年的数据来看，中国新质生产力和高技术企业创新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与这期间中国出口中的国内附加值趋势整体相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新质生产力对提升附加值的积极作用。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 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在130多个经济体中，中国位居第11位，较2023年排名上升，是排名前 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因此，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沿产业链创新”模式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将改变过去主要依赖传统比较优势的全球产业链参与方式，从而促进其基于自身资源生产复杂交易商品的创新能力的跃升,实现从“李嘉图剩余”向“熊彼特剩余”的转变。
从美国和越南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对比可以看出，二者分别作为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在国内附加值的提升路径上呈现出不同特点。越南近年来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增速显著,远超美国。这种增长不仅得益于第五次产业转移的红利，还与越南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密切相关。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越南被评为过去10年来创新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这表明技术创新对其国内附加值的提升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越南等新兴经济体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逐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开始向产业链的中高端攀升，从而实现沿产业链创新，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而与此同时，作为全球创新强国的美国在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位居第三。美国凭借先进的技术和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在高端制造和知识密集型领域牢牢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创新对其国内附加值的边际提升效果较小。这一对比表明，对于发达经济体，创新更多体现在维持其全球竞争优势;而对于新兴经济体，以创新为主要特征的新质生产力不仅是融入全球市场的关键，更是摆脱低附加值的重要手段:
2.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创新促进产业链优化升级
当前，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沿，这一轮革命以数字技术和大数据为核心驱动力结合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机器人技术、3D打印、区块链等一系列新兴技术，推动制造业朝着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和自动化的方向演进。这不仅为产业链的转型与升级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也对全球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科技创新将转向数字生产要素的生成与应用，尤其是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崛起,成为推动这一数字创新浪潮的重要力量。
一方面,数据与数字技术等新生产要素得以赋能产业链,成为产业链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10]首先,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本身可以推动新型生产模式的形成,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升级。例如,工业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应用使得传统制造业在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为企业提供了更加高效、灵活的生产方式。再例如，数据要素催生了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算力经济等新兴产业形态，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跃升。以平台经济为例，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它通过数据连接多方主体，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了跨界融合的创新发展，已成为创新的重要力量，推动着产业链升级，并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当前，美国和中国在全球百亿美元平台中占据主导地位，电子商务和社交网络等领域是价值百亿美元平台的主要构成。其次,数据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能够实现数字化转型创新,进而形成以数智化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产业链的各个主体通过数字技术的整合和协作，建立起跨区域、跨行业的协同创新网络，促进了产业链各主体间的深度协作，不仅能够提高各参与主体的合作效率，还促进了更加环保、高效和智能的生产技术与设备的开发，推动产业链的整体升级。因此，通过数字创新，新质生产力不仅推动现有产业链功能优化，更为未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创新动力。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和方法的应用能够有效疏解产业链升级中的“卡点”和“堵点”，从而形成一个动态良性循环的产业链体系，为产业链升级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例如，传统物流行业面临运输效率低、信息传递不及时、库存管理不精准等问题，限制了整个产业链的效率和发展。而数字技术的应用则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助力，比如京东物流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建设智能供应链。通过物流大数据平台,京东能够实时监控全国各地的物流状态利用AI精准地预测需求并优化运输路径，减少了物流中的空车率和滞留时间，从而打破了传统物流产业链中的“卡点”和“堵点”，提升了整体效率。再比如，传统汽车制造业在协调产业链上下游方面会面临生产周期长、零部件管理复杂、库存积压等问题，对此，特斯拉利用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和先进的数字化管理系统，通过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对产业链各环节进行监控，从而提高了交付效率,还增强了产业链的稳定性,推动了整个产业的现代化和智能化升级。可以看出，数字技术在应对产业链升级中的“卡点”和“堵点”方面具有巨大潜力，数字化手段不仅提高了产业链的韧性和反应速度，也为产业链的持续优化与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通过数据的深度融合与实时监控，数字技术能够在动态调整产业链结构和流程的同时,确保产业链的高效运作和持续创新，进而推动整个产业体系的现代化转型。
(四)三链耦合:协同推动全球产业链重塑
上述三个维度之间并非割裂独自运行，相互之间存在一定关联。除了上述对产业链的单独影新质生产力也将通过推动这三者之间的互动以及共同作用引发全球产业链的深刻变化。响，
首先，产业链的空间维度与价值维度之间存在紧密关联。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基于各自发展阶段、技术优势、劳动力成本、资源禀赋等因素，已经大致形成各自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与价值链定位:美国、日本、韩国以及多数欧洲国家专注于研发环节，通过创新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国、印度、墨西哥和部分东盟国家负责制造和组装;也有很多国家仅提供初级产品。以苹果手机产业链为例，美国负责产品的设计和研发等高附加值环节，包括硬件、软件和服务;日本和韩国在显示屏、存储设备等高端零部件供应方面占据重要地位;中国、越南、印尼等企业负责相对低成本的加工组装环节。在现有分工体系中，小至微观企业、大至整个经济体围绕部分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环节开展重点布局，通过技术和知识积累实现更高效的生产和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能够提升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的附加值，从而影响其在价值链上的地位;而其在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努力又会反向改变全球产业链的格局。例如中国、东盟等新兴经济体通过科技创新和布局数字经济，也正在实现承接和发展本土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和产业，向价值链上游的升。
其次，供应链的优化升级能够推动价值链的动态调整。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一方面，供应链的优化升级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控制成本，使得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环节的协调更加高效同时也能够赋予全球产业链中各主体更加灵活的角色和更强的适应性，从而提升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推动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例如，通过供应链协同制造和服务型制造的发展，制造企业既可以向上游拓展协同研发、众包设计等专业服务，也可以向下游延伸远程诊断、维护检修等增值服务。另一方面,供应链的优化升级促使企业不断提升自身的研发、生产、管理和创新能力,共同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如中国创新水平的提升使得本国在消费电子、通信设备、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取得全球瞩目的进步和市场地位。最后，供应链优化与全球产业链空间布局之间相辅相成。一方面，供应链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能够降低成本、提高企业响应速度，甚至可以打破空间壁垒，由此为企业开展跨境生产运输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助力国家推进产业链环节的多元化布局。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促使全球产业链的空间布局朝向更加精细化和差异化的方向发展，各经济体专注于产业链中的不同环节，也能够推动全球跨境供应链效率和安全性的提升。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正推动全球产业链在价值、空间、效率等维度发生着深刻变革。然而,在推动全球经贸发展、创造机遇的同时,也在国际竞争格局、规则制定、数据安全、绿色发展和社会结构等方面伴随潜在挑战。
(一)科技竞争伴生技术保护主义，全球产业链或面临卡堵和失衡问题
当前，新质生产力的角逐已成为国家竞争的主轴，各国围绕人工智能、半导体、5G等代表性领域开展技术竞赛。政府和企业纷纷加大在前沿技术领域的投入，强调技术研发和生产过程的本土化,意图争夺关键领域产业链的全球核心地位,然而,在加快技术迭代、提高生产率的同时,科技竞争或将催生技术保护主义抬头，进而导致全球产业链封闭、卡堵，其逻辑在于以下方面。
其一，科技竞争或催生技术保护主义，引致技术产品出口管制，阻碍相关产业链正常运转。各国在抢占技术优势时，往往采取限制性的政策，阻碍技术和产品的全球流通。例如，2018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和科技型企业采取了包括加征关税、出口管制、“小院高墙”等一系列打压措施，旨在保护本国产业并限制中国发展。跨境技术产品流通受阻是全球技术产业链封闭、卡堵的重要原因。例如，2022年10月7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将先进计算芯片等集成电路产品列入管制清单，这一举措导致中国自美国进口的电子集成电路产品大幅下降，2021至2023年累计降幅为70.9%。集成电路是智能手机等现代电子产品的重要元件，贸易管制导致华为等手机企业的生产链面临挑战。其二，技术保护主义背景下，关键产品面临反倾销或加征关税等制裁，导致相关产业链资源分配失衡，全球生产效率及福利面临损失。美国对华新能源汽车等技术产品实施加征关税、反倾销调查等制裁，导致美国从中国进口高技术制造产品的规模大幅缩减，份额从 2017年的 36%大幅下降至2023年的25.6%。这类保护主义手段扭曲了产品进口价格与国际市场的效率分配机制,推动相关产业链的全球布局从降本增效导向转向贸易安全导向，导致全球生产效率及福利损失。其三，保护主义或将放大国家间“马太效应”。进出口管制等保护主义措施背后是科技发展的地缘政治化趋势，增加了全球科技发展分裂化、碎片化的风险，不仅导致进出口规模和结构的大幅震荡变动，也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获得先进技术，从而被科技革命所甩下，作为“引领者的国家和作为“跟随者”的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二)供应链网络成为数据传输新载体，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面临挑战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高速发展背景下，全球产业链网络不仅是产品零件的跨境流转路径，更为信息、数据的传输搭建了新载体。在数据技术提升企业生产运营效率、赋能全球产业链的同时，数据的收集、存储和跨境传输等环节均会引致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挑战。全球供应链网络成为数据传输的新载体，但信息暴露风险提高。产品零部件的流转或生产流程的跨境接力均会伴随生产厂商、供应商及消费者的信息传递，数据沿产业链网络实现跨境传输已经成为信息传递的新模式。从流转过程来看，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每个环节都有可能产生风险。从媒介载体来看，数据在基础设施层、平台层以及应用层等每个层次也都可能产生风险。可见信息技术在赋能产业链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安全等考验。
供应链企业很有可能陷入泄露其他主体数据信息、侵犯其他主体权利等指控,从而造成损失，甚至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全球范围内的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与品牌声誉和市场竞争力息息相关。随着公众对隐私保护关注度的上升，任何数据管理上的疏忽都可能导致品牌形象受损。2023年，Meta因数据隐私问题被欧盟罚款13亿美元，原因是其向美国传输用户信息。此案例反映了数据隐私问题对跨国企业的影响，尤其是在跨国涉及多重法律和合规环境下，企业面临更高的合规成本和运营复杂性。特别是在技术密集型领域，如何平衡合规和创新将成为企业面临的一大挑战。
主要经济体都在数据安全等方面加强了治理,对数据的跨境流动以及相关领域的全球经贸活动构成了限制。例如，美国在数据安全方面有严格的要求，对企业和在线平台的数据收集和处理行为进行限制和规范。2024年2月28日，美国总统签发《关于防止受关注国家访问美国人的大量敏感个人数据和美国政府相关数据的行政命令》，限制乃至禁止包括中国(含香港和澳门)在内的“受关注国家”及符合条件的主体获取大量美国主体敏感个人数据及政府相关数据。对中国企业在数据获取、技术合作、市场准入、创新活动等方面形成重大影响，且提升了企业合规运营成本和管理压力。受影响的行业主要包括生物科技、医疗健康、跨境电商、社交娱乐软件、IT及AI科技、智能汽车、地图测绘和金融等。[5]欧盟在数据领域有庞大立法体系，既强调数据安全,也重视数据的流通与利用、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等方面，并且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专门的法规。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是全球最严格的数据保护法规之一，对个人数据的收集、存储、处理和传输提出了严格要求。GDPR是欧盟在数据保护方面的核心法规，对所有在欧盟境内处理个人数据的企业都具有约束力。中资企业需要在数据访问、数据更正、数据删除、数据可携带权、数据保护权等方面符合规定。目前,欧盟还在不断加强对数据安全的监管,例如通过《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进一步规范在线平台和数字服务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这些法规的实施，对于希望在相关市场开展业务的出海企业来说，需要在管理和技术层面加以强化，无疑增加了它们在合规性方面需要面对的挑战。这类政策限制甚至有可能造成“数据孤岛”现象，阻断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共享与协作，进而影响全球产业链的高效运作。
技术投入、内部管理强化等都已成为应对数据安全挑战的关键手段，给企业带来更高成本压力。企业需要持续投资于数据加密、访问控制、身份验证等技术,以确保全球范围内的数据安全。例如，微软在其云平台Azure和 Office365等产品中实施了严格的数据安全措施。企业不仅要通过技术手段保障数据安全，还需建立完善的员工培训体系和数据管理流程，以减少人为因素对数据安全的影响。
(三)新兴产业和技术的能耗问题突出，相关产业链可持续发展承压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下，绿色化成为当前全球产业链升级的重要方向。新质生产力赋能全球产业链的过程中或伴随着耗能增加、排放超量等环境问题，这一现象导致新兴技术相关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承压。
部分新技术对资源、能源消耗需求大，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严重。数字经济是当下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代表，整体属于资源密集型，对原材料依赖度高。UNCTAD《2024年数字经济报告》数据显示，从原料消耗来看，每生产一台2公斤重的计算机需要消耗约800公斤的原材料;一部智能手机从生产到处置,需要大约70公斤的原材料。从能耗来看,据国际能源署JEA笼统计算2022年全球数据中心消耗约460太瓦时的电量，相当于全球总需求的2%，而这一数字到2026年可能膨胀至超过1000太瓦时，最多达到2022年的2倍，对环境和企业运营成本带来了双重压力。UNCTAD数据显示,加密货币技术也是能源密集型,比特币挖矿的全球能源消耗在 2015-2023年间增长了34倍。领域内许多企业都在尝试探索技术上的解决方案。例如，阿里巴巴在多个数据中心部署了智能能效管理系统，以响应“双碳”目标并降低碳排放;谷歌在其数据中心引入了人工智能管理系统,通过动态调整冷却和电力资源分配。这些无疑都提升了企业的成本支出。从用水需求来看，数字化的用水量也在不断增长。2022年，Google数据中心和办公室消耗超过2100万立方米的水。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也需要大量水来冷却服务器。从温室气体排放来看，随着新技术对数据传输、处理和存储的需求不断增长，温室气体排放日益加剧。例如，2020年，ICT 行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预计约为0.69至1.6吉吨，相当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5%-3.2%。
发达经济体设定了绿色门槛，对未达到高标准环保要求的产品、服务和投资设置障碍，如边境调节机制、碳关税等，这增加了供应链绿色转型的国际压力。最典型的便是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引入碳税以限制高碳产品的进口,并通过成本杠杆促使企业采取低碳生产模式。2021年，欧盟公布了“fitfor 55”[11一揽子计划提案，欧洲议会又于2022年6月对其部分计划进行了修正，全面推进重点领域产业链的绿色化转型，覆盖能源、材料、技术、产品、运输等要素和环节,全方位打造绿色低碳的生产体系、流通体系和消费体12。一方面,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推动产业链上碳排放密集型行业和环节降碳减排，覆盖发电和供热行业、能源密集型工业部门、商业航空和海洋运输行业，并为建筑和道路运输设立单独的交易体系，要求上述覆盖行业到2030年减排61%。另一方面，2021年欧盟委员会公布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提出面向进口碳排放限制宽松国家和地区的水泥、铝、化肥、钢铁等产品征税，后又于 2022年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法案的修正案，将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征收范围进一步扩大，纳入有机化学品塑料、氢和氨等行业，预计将于2032年之前扩展到欧盟碳市场覆盖的所有行业。这一绿色治理创新措施在推动全球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碳减排的同时，也对高碳排放国家和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也阻断了不符合欧盟标准的产品和服务进入欧洲区域。
积极参与和配合全球绿色治理已逐渐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也成为投资者关心的重要维度。2023年，联合国发起“净零排放倡议”，号召全球企业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沃尔玛和苹果等跨国企业积极响应，承诺通过绿色技术和碳补偿在未来十年内实现净零排放。这种绿色承诺也成为当下投资者重要关注的维度。根据普华永道的2023年全球投资者调研报告，85%的中国内地投资者表示，企业如何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风险和机遇是他们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高于全球75%的平均水平。此外，82%的中国内地投资者认为应将环境、社会与治理(ESG)直接纳入企业战略，高于全球70%的平均水平。投资者对企业的ESG表现给予高度关注，愿意增加对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的投资
(四)新旧技术更迭，传统产业链面临转型升级困境
新质生产力的兴起，特别是人工智能、自动化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伴随着“创造性毁灭”，对生产方式、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结构造成了深远影响，传统产业链面临转型升级困境。
从产业链的要素结构来看，在就业结构方面，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显著改变了传统岗位结构尤其对中低技能岗位的替代冲击更为明显，一些工作岗位需求会减少甚至消失。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未来就业报告》预计，在未来5年将有23%的工作发生变化，到2027年，全球将新增6900万个工作岗位，同期将有83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净减少1400万个岗位职位，相当于全球目前就业岗位净减少2%。麦肯锡预计，到2030年全球可能有超过8亿个岗位因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而被替代，其中传统制造业、零售业和服务业中的低技能劳动者将首当其冲。2023年，百度旗下的“萝卜快跑”无人驾驶出租车在武汉大规模投放，开通了载人收费业务。然而这一快速扩张引发了当地约3万名出租车司机的抗议，他们担心无人驾驶出租车的普及将进一步挤压传统出租车行业的生存空间。类似地，2023年，美国的Waymo和Cruise在硅谷推广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也引起了洛杉矶和旧金山的传统出租车司机的反对，导致地方政府出于就业和社会稳定的考量，对无人驾驶技术的推广施加限制。各国在积极应对技术对就业结构的冲击如中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大职业教育和技能提升投入,特别在数字化技能方面加强培训，以应对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广泛应用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缓解低技能岗位减少带来的就业压力。从产业链的行业结构来看，在行业替代效应上，新技术的更新迭代可能引发行业整体的升级跃迁，甚至使得传统技术下的产业链条整体消失。例如，数码相机的出现导致胶卷相机、胶卷生产、相片冲洗服务行业退出历史舞台;在数字媒体蓬勃发展下，人们获取信息的主流方式转变纸质报纸和杂志的订阅量和广告收入大幅下降,许多传统纸媒机构不得不转型或关闭;由于节能使用寿命更长，致使白炽灯逐渐被市场淘汰，许多国家和地区甚至已灯和LED灯的能效更高，经禁止了白炽灯的销售。
从产业链的空间结构来看，技术演进下产业链区域分工格局快速更迭，无法跟上潮流及时转型的地区恐将从繁荣跌向衰落。例如，美国的“铁锈地带”曾经产业主要集中在煤炭、钢铁、电力、机械、化工等基础工业类型，曾作为美国的“工业心脏”辉煌一时。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等新兴工业大国崛起,钢铁、汽车等产业采用了更新的技术,生产效率更高,产品价格更低。而美国企业由于设备更新的固定投资巨大，无力或无意进行技术革新，继续保留较为落后的传统工业流程，逐渐失去了竞争力。随着工厂的关闭和失业率的上升，该地区出现了经济衰退、人口外迁、社会问题增多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中国东北地区也面临着类似的发展难题。技术和资本的虹吸能力会放大区域经济的不平衡。中国的东部沿海城市作为科技创新中心，吸引了大量人才和资金，而一些传统制造业地区则面临资源转移和产业衰退的压力。这种资源集中现象拉大了城市与乡村、科技密集型城市与传统工业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对社会的均发展形成挑战。
(一)统筹国内外产业优势，优化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全球布局
第一,加深优势产业的海外布局，强化中国在全球新能源汽车及光伏产品等重点产业链中的中心节点地位。当前部分经济体通过加征关税、原产地原则等贸易手段抵制中国新能源汽车等强势产品，企图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势头。因此，加深相关产业的全球布局具有战略必要性。其一，推动产品出口布局多元化，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拓展出口目的地，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度。其二，引导企业理性出海,深耕海外市场,扩大海外布局,统筹全球生产要素比较优势,降低生产及运输成本，加深产品本土化转型。其三，保持技术领先优势，提高产品质量及性能通过差异化路线抢占国际市场份额。
第二，立足需求侧，统筹全球产业优势，针对薄弱产业链环节开展多元化跨境合作，全面追赶国际领先水平。当前中国在部分关键产业仍面临技术瓶颈，例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进口国与消耗国，但半导体技术封锁阻碍了中国芯片产业的快速发展，合理布局跨境技术合作或将助力国内薄弱产业全面追赶国际技术前沿。其一,在统筹考量国际政治态度与各产业技术水平的基础上选择设立境外研发生产中心，提高技术学习与合作的便利性。其二，推进产研结合，调动高校等研发机构的科研活力与潜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高研发效率。其三，扩展关键产品的进口渠道，规避技术出口管制限制，保障国内消费需求。
第三，依托区域贸易合作架构化解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冲击。当前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抬头，全球产业链出现断链、短链、本土化趋势，在多边贸易自由化逐渐失效的情况下，区域贸易自由化成为中国应对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优先选择。其一，通过区域内关税减让，降低要素配置成本，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以抵消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资源配置的扭曲。其二，强化集聚效应、竞争效应和贸易创造,以促进成员国经济增长,抵消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抑制。其三、提升区域贸易自由化水平和质量，构建更加稳健的国际经贸网络，助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第四，积极参与AI、5G等新兴科技行业的国际标准制定，提高技术领域话语权。中国在部分新兴科技行业具有国际竞争力，应发挥优势，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引领产业发展方向。其一,推动国内生产标准与国际通用标准接轨,提高产品专业化、标准化水平,聚力扩展国际市场。其二，鼓励中国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依托优势产业的国际地位与市场份额争取国际标准制定等方面的话语权。其三，加强技术尖端产品研发，引领新兴技术更新迭代风向，培育并强化关键产业技术高地及国际中心节点地位。
(二)探索掌握供应链前沿技术，强化供应链安全韧性和现代化水平
正如前文所述，全球供应链正经历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深刻变革，不断推动产业链现代化发展是各国的重要必修课。同时，随着国际局势变化，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增加，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日益重要。未来，中国应当把握全球供应链技术趋势，构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供应链生态系统。
一方面，要紧密关注并把握供应链前沿技术趋势，强化企业供应链管理水平和能力。供应链管理是企业通过运用信息技术等工具，对产品从设计到采购、生产、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中的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进行全面的规划与管理。强化供应链管理就要关注供应链技术发展，并强化新兴技术的应用。要培养我国各供应链主体的国际化视野，关注自身所在领域当下最先进的供应链技术或专业机构对未来趋势的预判,并提高创新能力与之对标。例如,Gartner每年都会评选全球供应链领导者并总结其特征和优势，还会预测全球供应链技术趋势，而当下复合 AI和供应链数据治理是供应链技术的重中之重。因此，我国企业可以加码对上述两大领域的技术投资，探索多种AI技术的组合应用，以提高学习的效率和准确性，解决推动供应链绩效改进的各种业务问题;同时，加强供应链数据治理水平，确定内外部识别、定义、控制和访问供应链数据的框架,建立完善供应链数据治理能力,从而更好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再如,根据KPMG预测，在未来一到两年内，我国企业应强化对ESG领域、先进机器人和自动化、以及供应链劳动力的演变等供应链技术的投资。未来三到五年内,企业应更多考虑使用分布式账本技术(DLT)和数字货币(DM)来确保跨境贸易流动的安全和监控;重点行业供应链技术的应用和调整，如医疗保健和生命科学领域、零售和分销领域、航空航天和国防领域等;以及开发元宇宙作为支持供应链技术的潜力。
另一方面，要培育具有生态主导力的企业，带动供应链上企业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并提高抗风险能力。首先，要充分激发供应链龙头企业的引领和带动作用。龙头企业具有强大的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是供应链的关键枢纽，其供应链管理系统的优化完善能够推动整个供应链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因此，要强化政策引导和支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供应链龙头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共同发展，形成强大的供应链生态系统。要支持龙头企业率先尝试和采用先进供应链技术，树立技术应用标杆;鼓励龙头企业通过开放数字系统接口、提供技术支持等方式，促进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实施标准统一的数字化改造，推动整个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鼓励龙头企业搭建创新平台和技术交流平台，吸引供应商、合作伙伴、科研机构等参与，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活动，促进上下游企业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同时，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强化自身的风险管理和应对机制，提高整个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保障供应链稳定。其次，要激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强链补链作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长期专注于某个细分领域，拥有较强的研发实力和创新能力,能够针对供应链中的技术短板进行突破。因此,要鼓励“专精特新”企业专注于细分领域,通过技术创新，在重要的生产环节取得突破，为供应链提供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和产品，推动整个供应链的技术升级: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信息共享、技术交流、联合研发等方式，实现供应链各环节的协同创新和优化。最后，政策也要加码支持引导供应链上普通企业提高转型意愿，积极主动配合开展智改数转网联。如建立普惠性的企业数字化、智能化公共服务平台，面向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方案设计、人才培训等一站式服务，降低企业转型的技术门槛和成本。鼓励企业积极融入龙头企业建立的供应链环境，完善技术以契合整体供应链技术标准，与供货方、运输方、销售方共同提升设备兼容性和标准化水平。
(三)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新格局，持续推动我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第一，建设全链条科技创新体系，强化自主创新驱动。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只有通过有效的成果转化,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此,构建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应用再到成果转化的完整链条,不仅有助于企业抢占产业的中高端环节,还能在国际市场中提升核心竞争力,拥有更高的话语权。具体而言，一是优化创新资源的集聚与配置，加强基础研究能力。引导科研资金、人才和技术向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中倾斜。同时，可以通过设立产学研联合创新平台、企业技术研究院等形式，建立起“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机制，提升源头创新能力。二是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针对当前在产业链中攻克“卡脖子”位置的关键核心技术(如半导体、集成电路、量子通信、芯片等)设立专门的攻关专项基金，按项目进行逐步拨付，并与技术突破的实际进展挂钩。同时，围绕这些关键技术领域制定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推动技术创新成果的全球专利布局，确保自主技术不受外部环境的制约。三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金融机构应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撑作用，加强科技成果中试环节的资金供给，促进创新成果向企业转化带来社会资金涌入的撬动效应形成。
第二，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优化产业结构不仅能帮助企业适应全球产业升级的趋势，还能推动企业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转型，从而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取更高的利润率，同时占领技术前沿领域，实现产业链的强链和补链。一是发展高端制造业。设立先进制造专项资金，支持5G通信、量子计算等高技术领域的研发，降低研发成本。同时在汽车制造、航空航天、精密机械等领域实施高端制造示范项目，引导企业在智能化、数字化技术方面取得突破。二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台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的专项扶持政策，降低企业进入新兴领域的成本。与此同时，通过政策引导，例如鼓励绿色建材应用、提高生物医药研发投入等，扩大对新兴产业产品的市场需求。三是推动数实融合创新。在制造业、农业、金融、零售等传统行业中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促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传统行业的深度融合。四是关注空间经济发展，抢占商业航天产业制高点。重点布局卫星制造、发射服务、遥感数据应用等领域，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商业航天项目。
第三，强化品牌与服务型制造，推动企业向高端价值链环节转型。企业的转型升级是推动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重要路径。品牌建设和服务型制造能够赋予企业产品更多的附加值和市场溢价能力，实现企业整体价值链的跃升，赢得更多国际市场份额。因此，中国企业应从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向更高端的合作研发、联合设计、品牌培育等环节延伸，提升产业价值链地位。具体而言，一是通过为客户提供定制化、个性化的解决方案，转型为具备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服务型制造企业。二是将目光投向研发设计、技术支持、供应链管理等高端环节，拓宽企业的盈利空间和产业链价值，通过深化产业服务化、专业化，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三是注重品牌的全球化推广，提升品牌的国际竞争力，通过联合设计、跨国合作等方式，提升自身产品的国际市场认知度和附加值，向全球高端价值链环节进军。
第四，深化国际合作，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全球化布局。国际合作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先进技术和市场资源，从而弥补技术短板，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同时，通过参与全球标准的制定，企业能够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在高技术产业的崛起。首先,通过“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亚太经合组织(APEC)、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国际平台，与全球科技强国和跨国公司建立联合实验室或研发中心，针对半导体、人工智能、子计算、新能源等核心技术领域开展协同研发。其次，设立高技术领域海外投资专项基金，由政府、产业资本和金融机构共同出资,为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提供融资支持,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领域的高技术并购和合作。最后，由行业协会牵头，联合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成立国际标准研究团队，针对区块链、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的技术标准展开深入研究，推动中国方案在国际标准体系中的应用。
(四)防范数字、绿色及经济风险等隐息，应对科技变革背后的潜在挑战
第一，完善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建设，为数字类新兴企业参与全球数字类产业链打造合规、安全的数据流动环境。人工智能、5G等数字通信类的中国企业正在不断深化海外布局，数字安全治理成为技术更新迭代、全球数字产业链布局调整背后的重要挑战。为应对挑战，一是要鼓励国内数据通讯企事业单位参与数据安全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助力构建统一的数据安全标准体系。二是建议企业应规范数据跨境流动，建立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技术体系，对数据跨境流动进行持续性监管与审查。三是要明确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等的责任和义务，构建涵盖数据生产者、使用者等主体权责分明的安全责任体系。
第二，推动完善ESG指标体系和披露制度，引导高耗能产业低碳转型，鼓励科技初创企业开发产品绿色应用。世界单边主义、利已主义蔓延背景下，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例如特朗普政府曾申请退出《巴黎协定》、抵制能源结构低碳转型等。亟需以绿色技术发展为全球可持续目标贡献中国力量。其一，推广和践行ESG理念，通过优惠税收、制定补贴标准鼓励企业披露ESG信息，承担社会责任。其二，指导鼓励高耗能产业技术升级、提升设备生产能效、加快绿色化转型。其三，引导新兴科技类企业以技术赋能可持续发展理念，聚力开发新兴技术的绿色端应用，例如引导数据中心扩大绿色能源利用比例，推动低功耗芯片等技术产品应用。
第三，注重公司财务风险管理，落实稳健经营战略，理性布局对外贸易活动，预防化解全球结构性衰退风险。当前全球范围内政府及实体部门杠杆率高企，叠加经济增长乏力趋势，债务危机风险显著提高，预先布局财务与经营策略或能有效化解，建议企业践行稳健经营策略，管理企业资产结构,适度留存现金以预防信贷风险。同时,全面调研考察海外市场及国际宏观经济局势，注重投资安全及地缘政治风险评估。此外，要灵活运用套期保值金融工具，保护境外资产安全。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我们的任何投资建议。如需使用相关信息，请参阅报告原文。）
